真相的权利。难道他没有亲口对我说那些话吗？而现在，在我葬了他十五年之后，我得知爸爸曾经是一个贼！还是最坏那种，因为他偷走的东西非常神圣：于我而言，是得知我有兄弟的权利；对哈桑来说，是他的身份。他还偷走了阿里的荣誉。他的荣誉。他的尊严。
我不禁想起这些问题：爸爸如何能够面对阿里的眼睛？阿里倘若得知他的妻子被他的主人以阿富汗人最不齿的方式侮辱，他如何能够每天在屋子里进进出出？爸爸穿着那身棕色旧西装、踏上塔赫里家的车道、向索拉雅提亲的形象在我脑海记忆犹深，我如何才能将它和这个新形象结合起来？
这儿又有一句为我的创作老师所不屑的陈词滥调：有其父必有其子。但这是真的，不是吗？结果证明，我和爸爸的相似超乎原先的想像。我们两个都背叛了愿意为我们付出生命的人。我这才意识到，拉辛汗传唤我到这里来，不只是为了洗刷我的罪行，还有爸爸的。
拉辛汗说我一直太过苛求自己。但我怀疑。是的，我没有让阿里的右脚踩上地雷，没有把塔利班的人带到家里，射杀哈桑。可是我把阿里和哈桑赶出家门。若非我那么做，事情也许会变得全然不同，这样的想法不算太牵强吧？也许爸爸会带着他们到美国。也许在那个没有人在意他是哈扎拉人、人们甚至不知道哈扎拉人是什么意思的国度，哈桑会拥有自己的家、工作、亲人、生活。也许不会。但也许会。
我不能去喀布尔。我刚才对拉辛汗说，我在美国有妻子、房子、事业，还有家庭。但也许正是我的行为断送了哈桑拥有这一切的机会，我能够这样收拾行囊、掉头回家吗？
我希望拉辛汗没有打过电话给我。我希望他没有把真相告诉我。但他打了电话，而且他所揭露的事情使一切面目全非。让我明白我的一生，早在1975年冬天之前，回溯到那个会唱歌的哈扎拉女人还在哺乳我的时候，种种谎言、背叛和秘密，就已经开始轮回。
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他说。
一条终结轮回的路。
带上一个小男孩。一个孤儿。哈桑的儿子。在喀布尔的某个地方。
我雇了黄包车，在回拉辛汗寓所的路上，我想起爸爸说过，我的问题是，总有人为我挺身而出。如今我三十八岁了，我的头发日渐稀疏，两鬓开始灰白，最近我发现鱼尾纹开始侵蚀我的眼角。现在我老了，但也许还没有老到不能为自己挺身而出的地步。尽管最终发现爸爸说过很多谎言，但这句话倒是实情。
我再次看着宝丽莱照片上的圆脸，看着阳光落在它上面。我弟弟的脸。哈桑曾经深爱过我，以前无人那样待我，日后也永远不会有。他已经走了，但他的一部分还在。在喀布尔。
等待。
我发现拉辛汗在屋角做祷告。我只见到在血红色的天空下，一个黑色的身影对着东方朝拜。我等待他结束。
然后我告诉他要去喀布尔，告诉他明天早上给卡尔德威打电话。
“我会为你祷告，亲爱的阿米尔。”他说。
【注释】
（1）Lollywood，指巴基斯坦拉合尔的电影业。
第十九章
再次晕车。当时我们驶过一块带着弹孔的标牌，上面写着“开伯尔隘口欢迎你”，我的嘴里开始冒水，胃里有些东西翻滚绞动。司机法里德冷冷看了我一眼，眼里毫无同情。
“我们可以把车窗摇下来吗？”我问。
他一只手抓着方向盘，另外一只手仅有的两根手指夹着点燃的香烟。他黑色的眼睛仍望着前方，弯下腰，拿起放在脚边的螺丝刀，递给我。我把它插进车门的一个小洞里面，那里原先有个摇柄，把我这边的车窗摇下来。
法里德又鄙夷地看着我，眼中的嫌恶不加掩饰，然后收回目光，继续抽烟。自从我们离开雅姆鲁德堡垒以来，他跟我说的，只有寥寥数语。
“谢谢。”我低声说，把头伸出车窗，让午后的寒风猎猎吹过我的脸庞。马路穿过开伯尔隘口的部落领地，蜿蜒在页岩和石灰岩的悬崖峭壁间，一如我记得的那样——1974年，爸爸和我曾驾车驶过这片崎岖的地带。那些贫瘠而壮丽的山脉坐拥深沟大壑，峰峦高高耸起。峭壁之上，有座座泥墙砌成的堡垒，年久失修，崩塌倾颓。我试图让眼光盯牢在北方兴都库什山脉（1）白雪皑皑的峰顶，但每次我的胃稍微平息一些，卡车便来个转弯，让我又是一阵恶心。
“吃个柠檬试试。”
“什么？”
“柠檬。对晕车很有效。”法里德说，“每次开这条路我都会带一个。”
“不用，谢谢你。”我说。光是想到要我吃下酸的东西，就够我反胃的了。法里德冷冷一笑，“它不像美国药丸那样灵妙，我知道，不过是我妈妈告诉我的古老药方罢了。”
我后悔白白放过这个和他套近乎的机会，“要是那样的话，也许你可以给我一些。”
他从后座抓起一个纸袋，拿出半个柠檬。我咬一口，等上几分钟。“你说得对，我感觉好多了。”我说谎。身为阿富汗人，我深知宁可遭罪也不可失礼，我挤出孱弱的微笑。
“古老的土方，用不上玄妙的药丸。”他说，语气不再乖戾。他弹去烟灰，自我感觉良好地从观后镜看着自己。他是塔吉克人，皮肤黝黑，高高瘦瘦，满脸风霜；他肩膀不宽，脖子细长，转头的时候，人们可以窥见那长长的胡子后面突起的喉结。他穿得跟我一样多，但我想附近的人应该不是这样的：他穿着一件背心和灰色的棉袍，外面还罩着粗毛线织成的羊毛毯。他头戴棕色的毡帽，稍微斜向一旁，好像塔吉克的英雄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塔吉克人称之为“潘杰希尔（2）雄狮”。
在白沙瓦，拉辛汗介绍我认识法里德。他告诉我，法里德二十九岁，不过他那机警的脸满是皱纹，看上去要老二十岁。他生于马扎里沙里夫，在那儿生活，直到十岁那年，他父亲举家搬到贾拉拉巴特。十四岁，他和他父亲加入了人民圣战者组织，抗击俄国佬。他们在潘杰希尔峡谷抗战了两年，直到直升机的炮火将他父亲炸成碎片。法里德娶了两个妻子，有五个小孩。“他过去有七个小孩。”拉辛汗眼露悲哀地说，但在早几年，就在贾拉拉巴特城外，地雷爆炸夺走了他两个最小的女儿；那次爆炸还要去了他的脚趾以及他左手的三个手指。在那之后，他带着妻子和小孩搬到白沙瓦。
“关卡。”法里德不满地说。我稍稍瘫在座位上，双臂抱胸，暂时忘却了眩晕的感觉。但我不用担心，两个阿富汗民兵朝我们这辆破旧的陆地巡洋舰走来，匆匆看了一眼车内，挥手让我们走。
在拉辛汗为我准备的清单中，法里德是第一项，清单还包括把美元换成卡尔达（3）和阿富汗尼钞票，我的长袍和毡帽——讽刺的是，真正在阿富汗生活的那些年，这两件东西我统统没穿过——哈桑和索拉博的宝丽莱合影，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是：一副黑色假胡子，长及胸膛。表示对伊斯兰教——至少是塔利班眼中的伊斯兰教——的友好。拉辛汗认得白沙瓦几个精于此道的家伙，有时他们替那些前来报道战争的西方记者服务。
拉辛汗曾要求我多陪着他几天，计划得更详尽些。但我知道自己得尽快启程。我害怕自己会改变主意。我害怕自己会犹豫不决，瞻前顾后，寝食难安，寻找理由，说服自己不要前去。我害怕来自美国生活的诱惑会将我拉回去，而我再也不会趟进这条大河，让自己遗忘，让这几天得知的一切沉在水底。我害怕河水将我冲走，将我冲离那些当仁不让的责任，冲离哈桑，冲离那正在召唤我的往事，冲离最后一次赎罪的机会。所以我在这一切都还来不及发生之前就出发了。至于索拉雅，我没有告诉她我回阿富汗并非明智之举。如果我那么做，她会给自己订票，坐上下一班飞往阿富汗的客机。
我们已经越过国境，触目皆是贫穷的迹象。在路的两旁，我看见村落一座连一座，如同被丢弃的玩具般，散落在岩石间；而那些残破的泥屋和茅舍，无非是四根木柱，加上屋顶的破布。我看见衣不蔽体的孩子在屋外追逐一个足球。再过几里路，我看到有群男人弓身蹲坐，如同一群乌鸦，坐着的是被焚毁的破旧俄军坦克，寒风吹起他们身边毛毯的边缘，猎猎作响。他们身后，有个穿着棕色长袍的女子，肩膀上扛着大陶罐，沿着车辙宛然的小径，走向一排泥屋。
“真奇怪。”我说。
“什么？”
“我回到自己的国家，却发现自己像个游客。”我说。路边有个牧人，领着几只干瘦的山羊在赶路。
法里德冷笑，扔掉烟蒂，“你还把这个地方当成国家？”
“我想有一部分的我永远会这么认为。”我说，我的戒备之心出乎自己意料之外。
“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之后？”他说，打着方向盘，避开路上一个海滩球那么大的洞。
我点点头：“我在阿富汗长大。”
法里德又冷笑。
“你为什么这样？”
“没什么。”
“不，我想知道。你干吗这样？”
借着他那边的观后镜，我见到他眼里有神色闪动。“你想知道？”他嗤之以鼻，“我来想像一下，老爷。你也许生活在一座两层或者三层的楼房，有个漂亮的后院，你的园丁给它种满花草和果树。当然，门都锁上了。你父亲开美国车。你有仆人，估计是哈扎拉人。你的父母请来工人，装潢他们举办宴会的房间，好让他们的朋友前来饮酒喝茶，吹嘘他们在美国和欧洲的游历。而我敢拿我大儿子的眼睛打赌，这是你第一次戴毡帽。”他朝我咧嘴而笑，露出一口过早蛀蚀的牙齿，“我说得没错吧？”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呢？”我说。
“因为你想知道，”他回嘴说。他指着一个衣裳褴褛的老人，背着装满柴草的麻袋，在泥土路上跋涉前进。“那才是真正的阿富汗人，老爷，那才是我认识的阿富汗人。你？在这里，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