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唱诗、祝福和会众同诵《阿门颂》都依次进行完毕，林若翰和主礼人、襄礼人退堂了。他们在散众之前退堂，本是教会的仪轨所规定，在崇拜仪式结束之时，牧师要在教堂门口为会众送别。而在今天，这一项尤其重要，林若翰想，自己在布道时的情绪反常，迟孟桓扰乱圣餐仪式，这些不良影响都应该在送别会众时予以消除。特别是——他又想到，自己应该利用送别的机会极其自然地和卜力总督握一握手，说几句话，当面表达对他的尊重与爱戴，这样，即使总督原来对自己有什么误解，也可以淡化了。
在他把一切都思索停当之后，会众已经开始散场了。首先出来的是总督和港府的其他高官，他们地位显要，公务繁忙，自然应该处处优先。林若翰做好了准备，脸上漾起微微的笑容，向前伸出手去，准备迎送总督。可是，他万万也没有想到，此时，身旁突然挤过来一个人，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而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最不愿意看见的迟孟桓！
“怎么，你……”林若翰简直不知对这个人该怎么办才好。谁能料到他到现在还没走，在关键时刻又出来捣乱！
“林牧师，”迟孟桓那双黑亮的眼睛热切地望着他，“我今天有幸当面聆听了你的讲道，深深地被上帝的福音所感动，只可惜我……我没有福份领受圣餐！林牧师，我诚心诚意要皈依基督，并且请求你亲自为我施洗！”
林若翰的一腔怒火在冲腾。如果换了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他面前站着另一个人，向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对一位牧师来说，那将是最幸福、最自豪的时刻。传播基督的福音，为申请入教的人施洗，乃是他的神圣职责，义不容辞。但是，此时此地，他的面前站着的却是迟孟桓，迟氏父子的家世早已为他所厌恶，而迟孟桓现在又设下诱饵，居心叵测地要抢走他的女儿，他怎么能信任这样一个人的表白？又怎能接纳他进入教会？他不配！
“迟先生，”林若翰极力耐着性子，不愿发作，“我刚才已经对你说过，申请入教要经过严格的程序……”
“明白，明白！”迟孟桓唯唯诺诺，并且还把他的意思予以阐发，“加入高尔夫球俱乐部还得办一番手续呢，入教肯定比那更严格！不要紧，我不怕麻烦，请你告诉我，要经过哪些手续呢？”
“这个……”林若翰简直要抬起手来给他一个耳光！但还是强忍着怒火，打算敷衍他几句，打发他走，以免误了正事。可是，他猛然抬头，却发现了一个非常不幸的情况，就在迟孟桓跟他纠缠个没完的时候，卜力总督已经从他旁边绕过去，和保罗·布勒牧师握过了手，道过了别，在那些官员的簇拥下走去了。
望着总督的背影，林若翰的一颗心沉沉地坠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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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海隅落日
迟孟桓乘着他的那顶私家轿打道回府，一路上心烦意乱，很不是滋味儿。
今天，林牧师太让他难堪了，在大庭广众之中一点情面也不留：“请你出去！”堂堂的太平绅士之子、迟氏万利商行的董事总经理何曾受过这种羞辱？当他灰溜溜地退出教堂时，愤愤地下了决心：罢了！从此不再理睬这个鬼佬，不再登他的门，大埔泮涌的那块地皮，老子也不给了！可是，他在教堂外头转了一圈儿，却又改变了主意。那个娇小妩媚的倚阑小姐使他不忍离去，回味着自己紧挨在她的身边，轻轻地嗅着她那醉人的芳香，聆听着“我们应当彼此相爱”的福音，激动之情不能自己。不，不能放弃她！刚才也不怪林牧师，只怪自己太莽撞了，没有受过洗礼就要吃人家的圣餐，自讨没趣。小不忍则乱大谋，他忍受了那份羞辱和尴尬，等在教堂门口，恭而敬之地向林牧师提出受洗入教的申请，而林牧师却支支吾吾、吞吞吐吐，也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答复。迟孟桓不禁感叹：你们这些洋人，一出娘胎便是上帝的宠儿，而我要入教却为什么这样麻烦？可是，无论如何麻烦，迟孟桓也不愿放弃这个努力，因为这对他太重要了，关系到迟氏家族未来的命运……
半个世纪之前，迟孟桓的父亲迟天任冒着零丁洋上的枪林弹雨，摇着自家的小船为攻打广州的英军运送给养，那是拿性命赌博啊，炮弹、枪子儿可不长眼睛，不管是林则徐打的，还是义律打的，只要一块弹片、一粒枪于儿崩到他身上，也就没有了后来的一切。那场赌博，他赌赢了，英军打败了大清国，割占了香港岛，他也发了财，舍舟登岸，在太平山街成家立业。那时候，会说汉语的洋人和会说英语的华人部太少了，迟天任凭着在战争期间学会的几句洋径浜英语，居然当上了英商洋行的买办，从此背靠大树，广开财源。当时他的薪水并不高，年薪不过三十七英镑十先令，合时价一百八十元，每月仅十五元而已，但他为洋行代理对华贸易业务的佣金却相当丰厚，高达成交额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同时还可以从中国客户手里拿到一笔可观的回扣，每年的收入数十倍于薪金。与此同时，他还另辟蹊径，横向发展，投资于鸦片、地产、苦力贩运、保险、金融生意，并且兼营糖业、花纱、煤炭等等业务，数十年间，成为巨富，全港数得着的几家大公司都有他的股份，十几家公司董事会里有他的一席之地，势力范围遍及省港和华南、华东地区以及澳门和东南亚。他的六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嫁娶的都是大洋行的买办子女，形成了一张姻亲财阀网络，流动的金钱只要被他盯上，就插翅难飞。迟天任有一句名言：“不会赚钱的人是傻瓜，不会花钱的人是傻瓜中的傻瓜。”迟天任赚钱的技巧炉火纯青，花钱的技巧也出神入化，一个疍户出身的暴发户竟然能成为“社会贤达”，荣获太平绅士桂冠，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他都做到了，用钱买到了无价之宝、钱，真是个好东西！
迟孟桓比他的父亲幸运多了，他口含着银匙出生，没有尝过创业的艰难，从不知道什么叫贫穷。他在皇仁书院接受了正规的英文教育，毕业后接手打理家族生意，成为迟氏万利商行年轻的董事总经理。在迟天任的七个子女中，他是惟一的儿子，所以不须等老爹咽气，他已经事实上继承了数百万家资，在今日香港，不算恰和、汇丰等等那几家洋商巨头，华人当中像迟氏这样的富商还没有几个。但是，迟孟桓在继承了父亲巨额财富的同时，也继承了一个难以弥补的缺憾：疍户出身的家世。
疍户是香港的“吉卜赛人”，他们在岸上没有立锥之地，世世代代在水上漂流，或以采珠、捕蚝为生，或做海上贩运，在三百六十行之中总也算个行当，但岸上的居民却对他们备加歧视，看见他们的乌篷小船，就立即联想到“乞丐”、“小偷”、“流氓”、“海盗”这些侮辱性的字眼儿。如果迟孟桓一家至今仍操此业，远离岸上的人群，躲进小船在海上游荡，倒也罢了，但既已成为港岛富豪，无论如何再也不愿意与水上“吉卜赛人”认同，那卑微的出身便成为耻辱，好似一块洗不去、挖不掉的胎记。在太平山街老宅的祖堂里供奉着的迟家祖先遗像，其实都是迟天任凭着口述的相貌特征请人画的，他的父母生前根本不可能留下什么照片。他给了画像的人优厚的酬金，把他的先考、先妣画上顶戴朝服、凤冠霞帔，造成官宦世家的假象，给自己壮壮门面，唬唬那些不知底细的人罢了。
迟孟桓对此很不甘心。十年前，他搬出了太平山街的老宅，住进了云成街的一座花园洋房。那里原是一位英国商人的住宅，从事鸦片生意。当时，中国已经开始在九龙一带设立税关，征收过往货物的厘金，鸦片税高达每篓十六两白银；缉私船日夜在海上巡视，查处那些避开通商口岸利用帆船向中国走私的外商。这一“海关封锁”政策使洋商吃尽苦头，很快便周转不灵，一些洋行和外资公司接连停业、关门，频频破产。经济衰退使香港地价暴跌，破产英商廉价抛售房产、地皮，异军突起的华商乘机冲破港英政府设置的华洋界限，向维多利亚城中部蚕食，越过鸭巴甸街，挤进威灵顿街、云成街一带。迟府新宅的原主就是在那个时候卷铺盖走人的。当时只有二十出头的迟孟桓已极具商业眼光，不失时机地买下了那处房产。按说，迟氏在太平山街的老宅并非不豪华，那座唐楼飞檐斗拱；画栋雕梁，也已经住得了；但周围的环境实在糟糕，市井小民的住所肮脏、拥挤、空气污浊，《循环日报》主笔王韬曾著文形容：“华民所居者率多小如蜗舍，密若蜂房。计一椽之赁，月必费十余金，故一屋中多者常至七八家，少亦二三家，同居异囗。寻丈之地，而一家之男妇老稚，眼食盥浴，咸聚处其中，有若蚕之在茧，蠖之蛰穴，非人类所居。”倒是一点儿也不夸张。当年驻港英军司令盖乃尔·唐诺万将军则鄙夷地指责道：“华人在视觉、听觉和嗅觉上的表现，都不适宜与欧人为邻。”那样一种屈辱，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使迟孟桓决计搬出太平山区，挤进“高尚住宅区”，与洋人为邻，这在当时只有极少数华人富商可以做到。迁居云成街是他的一大举措，这里已经逼近半山洋人别墅区，从楼上的窗户就可以看到总督府，连呼吸都觉得舒畅了。
云咸街的迟氏“新居”其实也是老宅——洋人的老宅，建造年代可以追溯到香港开埠之初，看上去很旧了。迟孟桓搬来的时候，并未加以任何装修和改造，不但房子的外观丝毫未动，壁炉、老式烟囱等等都统统保留，连原有的家具陈设以及挂在客厅里的那些油画都一概作价买了下来，原封不动。暴发户最怕人家说他根抵浅，迟孟桓要的就是这个“老”、这个“旧”，这才显得世泽绵长，底气十足。原房主正急于用钱，乐得把这些带不走的破烂甩卖给他。但有一幅祖上的画像，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