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道:“可不咋的,二十年了,年年这样。”
又说:“麻烦还在于,如果她是一个人还好对付,实际上她变成仨人了。”
郑重不解:“啥意思?”
王公道:“我们觉得她是‘小白菜’,她前夫说她是‘潘金莲’,她说自个儿冤得像‘窦娥’,这不就成仨人了?这仨妇女,哪一个是省油的灯?单拎出一个人就不好对付,仨个难缠的人缠在一起,可不就成三头六臂了?又跟白娘子练功似的,一练练了二十年,可不就成精了?”
又说:“为了哄住她,二十年来,她可没少得东西。光猪腿,我给她送过十七八个。”
又说:“都见大家给当官的送东西,哪见过当官的给一个农村妇女送东西?”
又埋怨:“国家这人代会也开得忒频繁了,一年一小开,五年一大开;今年还不同往年,今年是大开,政府要换届,哪里敢让她去搀乎?可不敢大意。”
又叹息:“不怪别的,就怪事情颠倒了。咋也没想到,一个农村妇女,一下跟国家大事连在了一起。”
郑重:“正因为你们这么弄,就把她惯出毛病了。”
王公道:“郑县长,这是目前的现实。我官小,是谈不下来了,郑县长您官大,要不您跟她谈一谈?”
郑重一笑,知道王公道是要把事情往上推,躲开这蚂蜂窝;这人看似老实,心里也藏着鬼呢;但郑重没计较这个,换条思路问:“能不能调查调查,看这妇女有没有别的事情,比如,偷盗,打架,赌博,或其它违法的事?”
王公道明白郑重的意思:“盼她有哇,她要有其他犯罪事实,不早把她抓了?那样我也干净了,就该公安局跟她打交道了。”
但搔着头说:“也留意她二十年了,可一个农村娘们,想犯罪,又没这胆,想赌博,她又没钱。”
郑重倒不同意:“按你的形容,人家不是没这胆儿,是证明人家品质还不错。”
又说:“咱再换条思路,能不能做做她前夫的工作,跟她再复婚呢?如果他们复了婚,不就没告状这回事了?”
王公道:“这条路,咱也走过二十年了;这工作,咱也做过几百回了。可她前夫也是头犟驴,说没闹这二十年,复婚还可以考虑;正是闹了二十年,哪怕天底下剩她一个女的,也不会跟她再复婚了。”
又说:“再说,那男的又找人了,生下的孩子也快二十了,如果跟李雪莲复婚,他还得先离婚不是?”
又说:“再说,李雪莲要跟她前夫复婚,也不是为了过日子,是为了复婚之后再离婚。一句话,纯粹为了折腾,为了证明她不是潘金莲。”
又感叹:“她没折腾着她前夫,倒折腾着我们了。二十年啊郑县长。我有时愁的,真想辞了这个院长,去做小买卖。”
郑重“噗啼”笑了:“看把你逼到了这个份儿上,我就会她一面吧。”
王公道马上站起来:“这就对了郑县长,反正说下大天来,也就是哄她一下。哄她过了这一个月,等全国人代会开过了,她想到哪儿告,就到哪儿告去。只要过了关键时期,咱就不怕了。”
郑重摇头:“你说这县,咋出了这么个潘金莲呢?”
王公道:“偶然,纯属偶然。”
第二天上午,县长郑重去李雪莲的村子找李雪莲,由法院院长王公道一行人陪着。郑重去找李雪莲并不仅仅是昨天王公道讲了一通大道理,说服了郑重;而是在王公道走后,市长马文彬也给他打了电话,说十天之后,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要去北京参加人代会;你县有个妇女叫李雪莲,二十年前闹过大会堂,之后年年告状,提醒郑重注意。马文彬:“我去北京参加人代会,李雪莲就不要去了。”
王公道一番高谈阔论,郑重可以在意,也可以不在意;马文彬这个电话,郑重却不能不在意,也不敢不在意。同时,他也想见一【文,】见李雪莲,看她是否长【人,】着三头六臂,从上【书,】到下,把大家折腾【屋,】了二十年。待见到李雪莲,原来也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头发花白,腰口像水缸一样粗,说话瓮声瓮气。李雪莲见到王公道,还感到奇怪:“你昨天不是来了,咋今天又来了?”
王公道:“大表姐,昨天是昨天,今天跟昨天不一样。”
指着郑重:“这是咱县的郑县长,我官小,昨天说不下你,今天把县长请来了。”
大家在院子枣树下坐定。郑重:“大嫂,我喜欢开门见山,咱就长话短说吧。国家马上要开人代会了,你还去告状不去了?”
李雪莲指着王公道:“昨天不跟他说了,今年不去了。”
郑重问得跟昨天王公道问的一样:“为啥不去了?”
李雪莲回答得也跟昨天一样:“过去我没想通,今年我想通了。”
王公道拍着巴掌:“你越这么说,我心里越没底。”
又说:“你要这么说,还是要告状。”
郑重用手止住王公道,对李雪莲说:“王院长不相信你,我相信你。既然想通了,那就写个保证书吧。”
李雪莲吃了一惊:“啥叫保证书?”
郑重:“保证不再告状,签上你的名字。”
李雪莲:“签上名,起个啥作用呢?”
郑重:“如果再告状,就得承担法律责任。”
李雪莲:“那我不写。”
郑重一愣:“既然不告了,为啥不敢写保证书?”
李雪莲:“不是不敢,事儿不是这么个事儿,理儿也不是这么个理儿;我有冤可以不申,但不能给你写保证书;一写保证书,好像是我错了;一时错还没啥,不是二十年全都错了?”
郑重又一愣,看出这农村妇女不一般;事中这层道理,郑重倒没想到。郑重忙说:“大嫂,事情没那么严重,也就是个形式。”
李雪莲摇头:“现在是个形式,将来一出事,你们拿这张纸,就能把我抓起来。”
郑重终于知道,这是个难缠的人;李雪莲,不愧是李雪莲;他给设下一套,全被她看出来了。郑重忙解释:“不是这么个用意,是为了让大家放心;不然空口一句话,咱哪能达成协议呢?”
王公道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公文纸,纸上已打印好几行字。王公道:“大表姐,协议都替你起草好了,今天郑县长也在,你就签了吧。”
又从上衣口袋拔出一杆钢笔:“你签了,我今后再不来烦你。”
谁知李雪莲一把将王公道的钢笔打掉:“本来我今年不想告状了,你们要这么逼我,那我告诉你们,我改主意了,今年我还得去告状。”
郑重愣在那里。王公道从地上捡起钢笔,拍着手中的保证书说:“看看,终于说实话了吧。”
序言:二十年后(三)
县长郑重,受到市长马文彬的当面批评;批评他把政府和李雪莲的矛盾激化了。郑重在邻县当常务副县长时,处理过农民围攻县政府的事,那次就把矛盾激化了;但那次激化是对的,这次激化却是错的。一个农村妇女,告状告了二十年,今年突然说不告状了;不管这话的真假,能说出不告状的话,二十年来从未有过,就属于积极因素。就算是假话,假中,却有改正告状和偏激做法的愿望。人家有这样的愿望,我们就该往积极的方面引导;但从法院院长到县长,皆是兜头一瓢凉水,非说人家说的是假话。为了把假话变成真话,非让人家签保证书,非让人家承担法律责任。结果呢?把一件好事或好的愿望,逼到了死角。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不信任人家。你不信任人家,人家怎么会信任你呢?兔急了还会跳墙呢。结果是适得其反,事与愿违;这个妇女本来说今年不告状了,最后生生改了口,又说今年要告状。这下大家踏实了。但接着做工作,难度就更大了。当人家有好的愿望的时候,做工作是往相同的方向努力;等人家把相同改成了不同,做工作就得从不同开始;而从不同往相同的道路上掰,单是这个掰的本身,工作量就大了。
这个额外的工作量是谁附加的呢?不是这个农村妇女,而是我们去做工作的人。我们的工作方法,是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工作方法上,还只是问题的表面;而问题的实质,出在我们对人民的态度上。你不信任人民,人民怎么会信任你呢?这种做法的本身,就没有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公仆,而是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在当官做老爷。比这些错误更大的错误是,处理这件事时,缺乏大局观念。再过半个月,国家就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当一个农村妇女,和国家大事无形中联系起来后,她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了;而我们做工作的方式,还是像对待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一样。二十年前,这个妇女,是闯过人民大会堂的;因为她,撤过一连串我们的前任;二十年前,我们的前任,就是这样对待这个妇女的;我们从二十年前,还不应该汲取血的教训吗?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政治观念。今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同于往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今年是换届年,会产生新一届政府,全国全世界都很关注。二十年前,妇女闯的是小年;今年要闯,可就是大年了。万一她闯了,又像二十年前一样闯成功了,出的政治事故和政治影响,又和二十年前不同了。新闻比二十年前发达了。有了互联网。有了微博。说不定一夜之间,全世界都会知道这件事。我们像二十年前的前任一样被撤职还是小事,由此把整个国家的脸,丢到全世界面前,事情就大了……
马文彬批评郑重时,措辞虽然很激烈,但脸上一直微笑着。这是马文彬讲话的特点。马文彬个头不高,一米六左右。在主席台上讲话,有时需要站在舞台一侧的话筒前;别人讲过,他走过去,他的头够着话筒都难;一般别人讲过,轮到市长发言,工作人员要赶紧跑上去调矮话筒的高度。人矮,加上瘦,又戴一副金丝眼镜,看上去像个文弱的书生。与人说话,声音也不大,没说话先笑;说过一段,又笑一下。但有理不在高言,同样一件事,别人能说出一层道理,他能说出三层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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