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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传承来看，中国“混合经济”延续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民本经济学”，即经济发展首先是为了百姓福祉，为了“经世济民”，其主要特点是经济与国计民生联系为一体，经济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同时这种制度安排也引入了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现代贸易制度、现代银行制度、现代融资体系等，以确保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并最终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从制度传承来看，秦汉时期，中国的自然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汉代开始出现许多专业大户，多种经济成分开始发展，全国水利交通网也方便了统一市场的形成，为商品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西汉中期开始，政府通过盐铁官营等垄断政策，扩大了官营工商业的地位，民营经济也在发展，但总体上，多数学者倾向于把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概括为“小生产，大流通”，官营民营共存，商品流通比较发达。政府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可以追溯到西汉的《盐铁论》，甚至追溯到四千年前的大禹治水。这种传统一旦确立，不容易改变，我们要做的是趋利避害。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不能处理好大灾大难，就会失去百姓的支持，失去“天命”。但是光讲“人本经济”，不讲“现代市场经济”，我们的经济就没有国际竞争力，所以在过去数十年中，我们又引入了西方的“现代市场经济”，并力求把它和中国传统的“人本经济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们还不能说两者已经结合得完美无缺，恰恰相反，两者的结合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改善，但我们“混合经济”模式创造了扎扎实实的中国奇迹和多数人财富的迅速增长。
总体上看，我们既要发挥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高效，又要确保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同时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我们的“混合经济”不是机械地模仿西方市场经济，而是学习了它的长处，了解并尽可能地克服它的短处，并结合自身的条件不断探索体制创新，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一整套宏观调控的思路、方法、措施、组合拳，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整个世界今天都在研究中国是如何采用宏观调控来避免和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
我在《中国震撼》一书中提到，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国土辽阔，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往往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这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可以追溯到秦汉的“郡县制”，追溯到王安石当年的改革，追溯到毛泽东提倡的“两条腿走路”。实践证明，中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本质上是中国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当然这种作用也应该有更为清晰的边界，其存在的缺陷也应该在今后的实践中得到修正。＇19＇
经济学家史正富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三维经济，即战略性的中央政府、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和竞争性的企业三者构成的一个经济体系。中国经济比其他经济更有活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是三维的，而不是像多数其他国家，他们的经济是二维的，二维经济的发展的动力不如三维经济。史正富还分析了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下企业交易成本的差别，西方通过律师、游说等所谓的社会中介机构来推动市场经济，其交易成本明显高于中国通过竞争性地方政府与竞争性企业互动所产生的交易成本，这些观点也是对中国“混合经济”模式的一种阐述。＇20＇
以上阐述的“一国四方”大致可以概括中国国家的特性及其相关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虽然还在继续完善之中，但已经展示了自己的优势，它们可以和西方的制度安排竞争而胜出：“整体利益党”比西方的“部分利益党”更有凝聚力、领导力和执行力；“协商民主”比西方“大众民主”更能体现不同阶层的共同利益，更能作出具有长期战略意义的规划和决策；“选贤任能”所产生的中国领导人总体上比西方“选秀模式”更称职能干；“混合经济”比“市场原教旨主义”更能保证经济顺利、迅速和平稳地发展，中国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的“混合经济”模式也是一种避免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国所实践的这些制度，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明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元素的有机结合，包含了对中国自己成功经验的总结和对别国有益经验的借鉴。这些政治安排展现了自己的巨大定力和活力，为中国的迅速崛起，为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提供了最重要的制度保障。
＇1＇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0页。
＇2＇邓小平：“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0页。
＇3＇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5页。
＇4＇邓小平：“总结经验，使用人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9页。
＇5＇邓小平：“解放思想，独立思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1页。
＇6＇邓小平：“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9—360页。
＇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26页。
＇8＇邓小平：“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准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8—319页。
＇9＇邓小平：“解放思想，独立思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1页。
＇10＇Zhang Weiwei：“The Allure of the Chinese Model”；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November 2；2006。
＇11＇潘维2014年12月9日在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成立会议上的发言。
＇12＇钟声：“为什么西方国家需要政治变革”，《人民日报》，2011年8月26日。
＇13＇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第2、64页。
＇14＇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2年11月17日。
＇15＇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0页。
＇16＇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5页。
＇17＇“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The Economist；March 1–7。
＇18＇Zhang Weiwei；“Meritocracy vs。Democracy”；New York Times；November 9；2013。
＇19＇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第111页。
＇20＇参见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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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话语超越：谁的终结？
一、建构强势的中国话语
2014年3月访问柏林，电视里正好在播一个BBC的节目，叫“自由2014”。节目里一位加拿大宇航员拿着当年“冷战”时期从外空拍摄的柏林夜景照片说：“你们看，明亮的部分是西柏林，暗淡的部分是东柏林，这就是自由民主国家和专制独裁国家的区别。”已经21世纪了，西方很多人看待世界还是高度的意识形态化，还是把中国当作一个“放大的东德”，简直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其实，我们从抵达柏林的一刹那就感到：与上海相比，柏林要“暗淡”很多，其机场可以用“简陋”两个字来形容，其城市可以用“空空荡荡”四个字来形容，其夜景可以用“比上海差太远”六个字来形容。当然，德国还是有不少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但这种“民主与专制”话语的荒谬性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崛起过程中，有个绕不过去的坎，这就是西方话语。中国人爱好和平，从来不想惹事，只想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过得红红火火，中国人想低调做人，想韬光养晦，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遗憾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由于西方媒体的影响，哪怕你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留学生到了西方，那里的普通百姓都会问你，中国怎么有这么多人权问题？中国为什么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变成民主国家呢？尽管中国是世界上进步最大的国家，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国家，是人民对自己前途最乐观的国家，但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媒体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负面报道，背后是许多西方人盲目的政治自信，是“历史终结论”的影子还在作怪，所以我们要点破西方话语，要解构西方话语，要指出这种话语的不智和荒谬之处，同时我们还要建构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把中国的事情说清楚，对国人说清楚，对世界说清楚。
今天中国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老二”，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然而，“世界老二”不好当。美国已经扳倒了两个“世界老二”，先是苏联，后是日本。前者与美国的意识形态是对立的，后者与美国的意识形态是接轨的，但美国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自己变成“世界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