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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种努力很值得肯定，我也非常尊重，尽管一些观点我不完全同意。当然我自己也好，我认识的朋友也好，我们想做的事情是走得更加远一点，我们确实是在质疑整个西方的话语体系。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有一种人类社会的共同努力，来解决现在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从消除贫困问题，到文明冲突问题，到气候变化问题，到城市化带来的弊病等等新的问题。西方的智慧确实不够用了，东方的智慧应该作出自己的贡献。
＇1＇Hillary Clinton；“American’s Pacifi c Century”；Foreign Policy；October 11；2011。
＇2＇Christina Larson；“The People’s Republic of Rumors”；Foreign Policy；July 8；2011。
＇3＇张维为：“中国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光明日报》，2014年3月24日。
＇4＇Richard Gowan and Franziska Brantner：“The EU and Human Rights at the UN 2010 Review”；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5＇这场辩论的视频和记录，可见优酷视频网站、观察者网等。
第五章 “颜色革命”为何失败？
一、从“埃及之春”说起
2011年1月底埃及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浪潮，2月11日，长期执政的穆巴拉克总统黯然下台。西方媒体把这场运动渲染成了民主推翻专制的“埃及之春”和“中东之春”，预示着整个阿拉伯地区迈向了民主化。但我对这个地区做过多次的实地考察，真实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如我与福山辩论时所说，“中东之春”会变成“中东之冬”，时间证明我的预测是准确的。邓小平说过，一个听过枪声的士兵和没有听过枪声的士兵就是不一样，实地考察过一个地方和没有考察过也是不一样的。做学问，特别是政治学，一定要接地气，一定要读懂社会这本书。
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四次访问过埃及，对这个国家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最北，我走到亚历山大市，最南走到阿斯旺水坝，最东横穿西奈半岛走到与以色列交界的红海小镇塔巴。如果要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多次访问埃及的印象，这个词大概就是“爆炸”，特别是开罗，给人感觉是嘈杂（据说是世界上分贝最高的城市）、拥挤（到处车挨车人挤人）、脏乱（城市一半的地方似乎从来没人打扫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埃及虽然到处乱糟糟，但给人感觉社会仍有活力，大部分人忙于谋生无暇他顾。近十年来，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政治化，整个社会就像铺满了干柴，只等着一点火星便会燃烧爆炸。突尼斯的动乱成了这颗火星，引发了这场动荡与革命。但革命是浪漫的，革命后的问题将更复杂，因为埃及许多深层次问题看来难以解决。
首先是人口爆炸问题。我第一次访问埃及是1986年，当时埃及的人口是4 000多万，今天已经翻了一倍多。当时埃及也有一个“计划生育国民计划”，但由于宗教传统和教育落后等因素，这个计划难以执行，埃及人口还是直线上升，导致了各种资源严重短缺。埃及的国土面积大约为100多万平方公里，但全国95％的领土是沙漠，9 000多万人口“蜗居”在5％的国土上。我曾坐飞机从开罗沿着尼罗河一路往南飞到阿斯旺。放眼望去，尼罗河两岸狭长绿洲之外都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这使我真实地感到了埃及生存环境的恶劣，感到了“尼罗河是埃及生命线”的真正含义。人口爆炸意味着埃及人口过于年轻，今天埃及50％的人口不到25岁，青年失业率超过30％。在埃及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我也去过突尼斯、约旦、阿尔及利亚等国家，情况也类似）。这些绝望的年轻人成了这次推翻穆巴拉克运动的主力军。
还有就是贫困问题。我仔细观察过负责中国大使馆警卫工作的埃及警察，他们大都上了一定的年纪，纪律涣散，衣冠不整。这些人收入很低，不足以养家糊口，于是老向使馆工作人员要吃喝的东西，往往自己吃了后还要往家里拿。为了谋生许多埃及人现在都不得不打两份工。近来埃及物价全面上涨，埃及民众餐桌上的主食，如面包、西红柿、牛羊肉，价格都在成倍地增长。我的埃及学生告诉我，一公斤西红柿半年前是2埃镑一公斤，现在是12埃镑（约2美元）一公斤，一头羊过去是300埃镑，现在至少要1 000埃镑，也就是说，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吃西红柿和羊肉都成了奢侈。对于埃及人口中40％每日收入不到2美元的贫困人口，只能是度日如年了。这种局面下，老百姓怎能不怨声载道，甚至揭竿而起呢。
人口爆炸蚕食了埃及这30年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突出体现在住房的严重短缺上。埃及城市面貌普遍简陋，开罗成千上万的住房没有外墙装饰，只有千人一面的混凝土外墙。无数的屋顶上竖着密密麻麻的钢筋，给人感觉房子尚未完工，但下面已经住满了人家。我的埃及朋友说这是开罗市民的“智慧”，因为埃及的法律规定建完的房屋就要交不动产税，而“半拉子”工程可以“免税”，结果就出现了这种埃及奇观。另一个埃及奇观是“死人城”。受古埃及文化的影响，有钱的穆斯林会为死者建造带有小庭院的墓室，这些墓室连接起来就形成了大片大片的“死人城”，里面有街名和门牌号。但是“死人城”今天却住满了从农村涌入开罗谋生的穷人，他们拖家带口，以墓地为家，与尸骨为伴，在这里安营扎寨。“死人城”里，垃圾成堆，尘土飞扬，疾病流行，犯罪猖獗。据估计，开罗有上百万人生活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
这一切的背后是极端畸形的埃及经济结构。埃及整体上还很穷，但贫富差距巨大，国家经济也早就成了大量依赖进口的消费型经济。埃及没有足够的出口创汇能力，所以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后果是债台高筑。我1986年随当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访问埃及，双方会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埃及由于经济困难，要求推迟偿还中国政府提供的贷款。埃及当时一年进口的消费品达90亿美元，而外汇收入只有70亿美元，其中侨汇占了一半，其他靠的是石油出口、苏伊士运河收入和旅游业收入。今天埃及经济结构有所改善，旅游业收入占了大头，但整个国家仍然入不敷出，进出口失衡的状况更为严重。穆巴拉克执政了近30年，进行了一些经济结构的调整，但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现代产业链。除了一些纺织和食品企业外，没有多少现代制造业，因此难于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从粮食到许多日常生活用品都依赖进口。美国引发的金融海啸等因素导致埃镑迅速贬值，百姓的工资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
在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的同时，腐败也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埃及办事情要付各种各样的“小费”。餐馆里明明是16％的服务费，但客人一般还要付额外的“小费”。凡是要排队的事情，例如办驾照、参观繁忙的旅游景点，总会有人（包括警察）与你搭讪，愿意帮你做一些事情来换取你的“小费”。一次一位埃及朋友与我出去吃午饭，回来后发现他的车因停车不当轮子被铁链锁住了。他对我说，不要急，附近一定有警察等着。果然从树丛里走出一位朝我们招手的警察，这位朋友塞给他一点钱，就解决了问题。这些都是在埃及司空见惯的小腐败。坊间早就开始流传各种版本的政府高官腐败，特别是穆巴拉克家族的贪腐，一般人相信他的家族在海外拥有上百亿美金的赃款，这使穆巴拉克在埃及日益失去人心。
埃及曾经被法国和英国殖民，所以继承了不少殖民时代留下的传统，如政府上层官员大都在欧美受过教育，但这些人与自己国家的民情往往脱节得厉害，导致了国家治理水平的低下。1987年我随时任副总理的李鹏去考察阿斯旺水坝，埃及电力能源部一位副部长全程陪同，他曾留学英国，讲一口漂亮的英文。但当李鹏问他，开罗居民一度电要多少钱的时候，副部长竟茫然不知，忙着问他的下属，下属又忙着问另一个人，最后才给出了答复。李鹏见此状轻声地对我感叹：“真官僚呀，但这个话你不要翻译过去。”其实这种“上下脱节”的状况在发展中国家极为普遍：上层精英大都出身豪门，受过西方教育，但与本国社会严重脱节，官僚习气极重，对百姓疾苦不闻不问。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体贴民间疾苦的“民本”文化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勤政传统确实是极为宝贵的政治资源，也是中国超越其他发展中国家、超越西方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埃及爆发的“革命”也将了西方一军。如果西方真认为它那个民主制度是“普世价值”的话，那么为什么西方过去几十年都不在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约旦、也门、沙特阿拉伯这些“专制”国家推行民主制度呢？为什么这些“专制”国家的“独裁”领导人几乎都是西方的铁杆盟友呢？其实西方的逻辑非常清晰：只要西方认为你是他的敌人或对手，他就要用所谓的“普世价值”和“颜色革命”把你搞乱搞垮；而对于西方眼中的盟友，专制则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得到鼓励的。西方这种双重标准的“普世价值”在中东地区表现得一览无遗。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