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传说。有人说在一个杂耍班子里见过他，有人说在湖边发现了一具被老鹰啄得面目不清的男孩尸首，有一队从东北回来的民夫，竟说在鸭绿江的铁桥边上见过他，那时，朝鲜半岛战火熊熊，美国的飞机日夜轰炸着江桥……
从沙枣花送我的小镜子里，我第一次详细了解了自己的模样。十八岁的上官金童满头金发，耳朵肥厚白嫩，眉毛是成熟小麦的颜色，焦黄的睫毛，把阴影倒映在湛蓝的眼睛里。鼻子是高挺的，嘴唇是粉红的，皮肤上汗毛很重。其实从八姐的身上我早就猜到了自己非同一般的相貌。我悲哀地认识到，我们的亲生父亲，无论如何也不是上官寿喜，而是像人们背地里议论的那样：我们是那个瑞典籍牧师马洛亚的私生子女，是两个不折不扣的杂种。可怕的自卑感啮咬着我的心灵。
我用墨汁染黑了头发，涂黑了脸。眼珠的颜色没法改变，我恨不得剜掉双眼，我想起了吞金自杀的故事，便从来弟的首饰盒里，找了一枚沙月亮时代的金戒指，抻着脖子吞了下去。我躺在炕上等死。八姐坐在炕角摸索着纺线。母亲去合作社里劳动归来，看到我的模样，自然大吃一惊。我以为她会因此而羞愧，但她脸上出现的不是愧色，而是可怕的愤怒，她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拖起来，连续扇了我八个耳光，打得我牙床出血，双耳轰鸣，眼睛里进火星。母亲说：“一点也不假，你们的亲爹是马牧师，这有什么？你给我把脸洗净，把头洗净，你到大街上挺着胸膛说去：我爹是瑞典牧师马洛亚，我是贵族的后代，比你们这些土鳖高贵！”
母亲痛打我时，八姐不动声色继续纺线，好像一切都与她无关。
我哭泣着，蹲在瓦盆前洗脸，墨汁很快把盆里的水染黑了。母亲站在我身后，喋喋不休地骂着，但我知道她骂的已经不是我。后来，她用水瓢舀着清水，哗哗地浇着我的头。她在我后边，拍抽答答地哭起来。流水从我的下巴和鼻子上，一股股注入瓦盆，由乌黑渐渐变得清明。母亲用手巾揩着我的头发说：“儿啊，当年，娘也是没有办法了。但上天造了你，就得硬起腰杆子来，你十八岁了，是个男人啦，司马库千坏万坏，但到底是个好样的男人，你要向他学！”
我点头答应了母亲。但我马上想起了吞金的事儿。我刚想向她坦白，上官来弟气喘吁吁地跑进了家门。她已经成为区火柴厂的女工，腰上系着印有大栏区星光火柴厂字样的白围裙。她惊慌地对母亲说：“娘，他回来了！”
母亲问：“谁？”
“哑巴。”
大姐说。
母亲用毛巾擦着手，悲哀地望着枯槁的大姐，说：“闺女，这大概就是命啊！”
哑巴孙不言用他的奇特方式，“走”进了我家院子。几年不见，他也见老了，戴得端端正正的军帽下，露出了斑白的头发。他的黄眼珠子更加阴沉，结实的下腭，像一片生锈的犁铧。他上身穿着簇新的黄布军装，紧紧系着风纪扣，胸前佩戴着一大片金光闪闪的奖章。他的双臂修长发达，肥大的、戴着洁白的棉线手套的双手各按着—个带皮扣子的小板凳。他端坐在一块红色的胶皮垫子上，垫子仿佛是臀部的组成部分。两条肥大的裤腿，在肚腹前系了—个简单的结，他的两条腿，几乎齐着大腿根被截掉了。这就是久别的哑巴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形象。
他的两条长臂按着小板凳，尽量往前伸，然后双臂一撑，半截身体便悠到前边，绑着胶皮的屁股闪烁着暗红的光芒。
他悠了五下，稳稳地坐在了离我们三米半远的地方。这样的距离使他不至于过分地仰起脸就能与我们进行目光交流。我洗头洗脸时溅出去的脏水流到他的面前，他双手倒退按地，把身子往后蹭了一下。看着他，我才明白，人的身高，基本上由双腿决定。剩下半截的孙不言，更显示出上半身的粗大威武。这个人虽然只剩下半截，但仍然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他直着眼看着我们，黑色的脸膛上，有—种相当复杂的表情。他的下腭还是像当年那样剧烈地抖动着，发出低沉而清晰的单音：“脱、脱、脱……”
两行钻石一样的泪水，从他的金眼睛里流淌出来……
他把双手从小板凳里摘下来，高高举起来，嘴里“脱脱脱”着，摹仿着，比量着。我马上想到，从那年往东北转移之后，我们再没见过他，他是在问询大哑二哑的情况呢。母亲用毛巾捂着脸，哭着进了屋。哑巴明白了，他的头垂在了胸前。
母亲拿出了两顶沾着血的西瓜皮小帽，递给我，示意我转交给他。我忘记了肚子里的金戒指，走到他面前。他仰脸望着我细竹竿一样的身体，悲哀地摇摇头。
我弯下腰——突然觉得不合适，便蹲下，把小帽交给他，然后手指着东北方向。
我想起了那次悲惨的旅行，想起哑巴背着一个断腿伤兵撤退的情景，更想起了被遗弃在炮弹坑里的孙氏双哑可怕的尸体。他伸手接过小帽，放在鼻子下嗅了嗅，好像久经训练的猎犬在辨别凶手或者死者的气味。他把这顶小帽放在双腿间，又把另外那顶小帽从我手里夺过去，粗略地嗅了一下，照样放在双腿间。然后，在没接到任何邀请的情况下，他用双手走遍了我家的每个角落，正房和厢房，磨屋和储藏室。他甚至到院子东南角的露天厕所里转了—圈。他甚至把脑袋探到鸡窝里观察了一番。我跟随在他的身后，欣赏着他轻捷而富有创造的运行方式。在大姐和沙枣花栖身的房间里，他进行了上炕表演。他坐着，双眼齐着炕沿，我为他感到悲哀。然而接下来的情景证明我的悲哀很是多余。哑巴双手抓住炕沿，竞然使身体脱离地面而慢慢上升，如此巨大的臂力我只在杂耍班子里看过一次。他的头超出炕沿了，他的胳膊嘎叭叭地响着，猛然撑起，便将身体扔到炕上。初上炕时他有些狼狈，但很快便恢复了庄严的坐姿。
哑巴坐在大姐的炕头上，俨然是一个家长，也挺像一位首长。我站在炕前，自我感觉是一个误闯入他人家庭的外来者。
大姐在母亲屋里哭着，说：“娘，把他弄走，我不要他。他有腿的时候我就不想要他，现在他成了半截人我更不要他……”
母亲说：“孩子，只怕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呐。”
大姐说：“谁请他啦？”
母亲说：“这是娘的错，十六年前，娘把你许配给了他，这个冤家，从那时就结上了。”
母亲倒了一碗热水，递给哑巴。他接过碗，眉目眨动，好像很感动，咕嘟嘟地喝下去。
母亲说：“我还以为你死了，没想到你还活着。我没看好那两个孩子，我的痛苦比你重，孩子是你们生的，但却是我养的。看样子你成了有功劳的人，政府会给你安排享福的地方吧？十六年前那桩婚事是我封建包办。现在新社会，婚姻自主。你是政府的人，应该开明，就不要缠着俺孤儿寡妇了。再说，来弟没嫁你，但俺的三闺女顶了她。求求你，走吧，到政府给你安排的地方享福去吧……”
哑巴不理睬母亲的话，他用手指豁破窗纸，歪头望着院子里的情景。大姐从不知什么地方找到了一把上官吕氏时代的火钳，双手持着冲了进来。她大骂着：“哑种、半截鬼，你滚啊！”
她伸出铁钳去夹哑巴。哑巴轻轻地一伸手，就把火钳捏住了。大姐用尽力气也不能把火钳挣出来。在这种力量相差悬殊的角力中，哑巴脸上浮现出傲慢而得意的微笑。大姐很快就松了手，她捂着脸哭道：“哑巴，你死了这条心吧，我嫁给猪场里的公猪，也不会嫁给你。”
胡同里锣鼓喧天。一群人吵吵嚷嚷地走进了我家大门。为首是区长，后边是十几个干部，还有一大群手持鲜花的小学生。
区长弯腰进屋，对母亲说：“恭喜，恭喜！”
母亲冷冷地说：“喜从何来？”
区长道：“大婶，喜从天降，您听我慢慢说。”
小学生们在院子里挥舞着鲜花，一遍遍朗声喊着：“恭喜恭喜！光荣光荣！恭喜恭喜！光荣光荣！”
区长扳着手指，说：“大婶，我们重新复核了土改时的材料，认为把您家划成上中农是不妥当的，您家在遭难之后破落，实际上是赤贫农。现在我们把错划的成分改正过来，您家是贫农了。这是第一喜。我们研究了一九三九年日寇屠杀的材料，认为您的公婆和丈夫均有与日寇抗争的事实，他们是光荣牺牲的，应该恢复他们的历史地位，您们家应享受革命难属的待遇，这是第二喜。由于上述两个问题得到纠正和恢复，因此，中学决定招收上官金童入学，耽误的课程，学校将安排专人给他补课，同时，您的外孙女沙枣花也将得到学习的机会，县茂腔剧团招收学员，我们将全力保送她，这是第三喜。这第四喜吗，自然是志愿军一等功臣、您的女婿孙不言同志荣归故里。第五喜是荣军疗养院破格聘任您的女儿上官来弟为一级护理员，她不必到院上班，工资按月汇来。第六喜是大喜，祝贺人民功臣与结发妻子上官来弟破镜重圆！他们的婚事由区政府一手操办。大婶啊，您这个革命的老妈妈今天可是六喜临门啊！”
母亲像被雷电击中一样，目瞪口呆，手中的碗掉在地上。
区长对着一个干部招招手，那干部从小学生的喧闹浪潮中走过来，他的身后还跟进来一个怀抱花束的女青年。区干部把一个白纸包递给区长，低声说：“难属证。”
区长接过白纸包，双手捧着，献给母亲说：“大婶，这是您家的难属证。”
母亲抖颤着把那白纸包接住。女青年走上来，把一束白色的花插在母亲胳膊弯里。
区干部把一个红纸包送给区长，说：“聘任书。”
区长接过红纸包递给大姐，说：“大姐，这是您的聘任书。”
大姐把沾着黑灰的双手藏在背后，区长腾出一只手？把她的胳膊拉出来，把红纸包放在她手里，说：“这是应该的。”
女青年把一束紫红的花插在大姐胳肢窝里。区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