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从而使“人民民主”变成“群众专政”；道德则很有可能导致“理想的暴政”，由理想中的“人间天堂”变成实际上的“人间地狱”。靠的住的只有法治和宪政。因此他们强烈要求自己的宪法明文规定，即便通过法案的条件完全具备——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总统不否决，最高法院也不判其“违宪”，某些法案仍然不能成立，甚至不能考虑。比方说，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等。
于是，防官如防贼，防权如防火，防权力的滥用如防洪的美国人民，又为自己的权利架起了第四道防火墙。我们知道，在立法问题上，联邦宪法原本是已经设计了三道防火墙的：两院分开立法一道，总统立法复审一道，法院司法复决又一道。那么，这第四道究竟有什么必要，是不是多此一举？显然不是，因为《公民权利法案》要保障的东西，是前面三道防火墙保障不了的。《公民权利法案》要保障的是什么呢？只要认真读读那短短10条就明白，它要保障的，是“公民的权利”，不是“人民的权利”。人民的权利并不等于公民的权利，尽管人民是公民的集合体，但正因为人民是公民的集合体，所以，人民的权利是整体性的，公民的权利却是分散的，属于每个人的。整体的权利并不难得到保障。因为总统毕竟在名义上是人民选举的，议会在理论上也是“民意机关”。他们不大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侵犯作为集体的人民的权利。即便个别人立法失误，也还有三道防火墙，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公民的权利就难讲了。立法机关作为“人民代表”，完全有可能以人民的名义侵犯和剥夺公民个人的权利。比方说，要求局部服从整体等等。这就不能不防了。没错，局部是要服从整体，为了国家和人民，公民有时（比如战时）也要牺牲个人利益。而且，为了获得公民权，个人也必须让渡部分权利。但必须讲清楚，第一，权利不等于利益。利益可以牺牲，权利则未必。第二，权利的让渡要有一条底线。也就是说，有些权利是不可让渡的，比如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的权利。第三，如何行使公民权利，是公民个人的自由。国家和政府不能因为公民不行使这些权利而予以剥夺。比方说，如果有人愿意公开他的隐私，这是他的自由，你不能因此而剥夺他的隐私权。西哲有云：“这是我的破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句话在这里正好用得着。
附在联邦宪法正文后面的《公民权利法案》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它明确规定了哪些权利是属于每个公民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破房子”。这些“破房子”也许微不足道、并不起眼，但有了它，作为个人的公民才有了安全感。他们也才有可能在法律的保护下，真正享有《独立宣言》宣布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知道，《独立宣言》的发表日是被看作美利坚合众国生日的。那么，《公民权利法案》的批准日，就至少应该看作这个国家种“卡介苗”的那一天。
当然，写在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1791年12月15日以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美国，也并没有实现“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真正做到每个人都享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妇女的权利，黑人的权利，印第安人的权利，还有其他许多权利，都还要靠斗争去争取。但我们要记住，在这些斗争中，《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正是他们争取权利的思想武器和谈判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讲，梅森的贡献决不小于麦迪逊。
宪法修正案的通过还有一个意义，那就是使美国宪法成为一部“活着的宪法”。我们知道，这部宪法自1789年3月4日正式生效后，二百多年来没有修改过一个字，却有着27条修正案。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修正案，才既弥补了宪法的缺陷，又不至于因频繁修宪而动摇国本，从而保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实上，这部宪法的生命大大超过了当初的预期，为制宪领袖们始料所不及（华盛顿就认为至多能维持20年）。当然，它留下的余音和余波，也不止绕梁三日，或者转瞬即逝。
四、余音与余波
宪法生效以后，联邦政府开始建立和运作。1789年4月30日，华盛顿在位于华尔街和百老汇交界处的联邦大厅宣誓就职，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先期到达临时首都纽约的当选副总统亚当斯，坚持开国总统应有欧洲君主的礼仪，想出种种称呼请华盛顿选择，华盛顿却回答说“就叫总统先生（Mr。 President）”。其实，制宪会议是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方案是称为“阁下”，所有的代表也都同意。但这一条款在定稿时被删除。华盛顿一言九鼎，美国总统从此叫做“先生”，不叫“阁下”，更不叫“陛下”。
然而，尽管华盛顿如此低调，他还是被尊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父”。同样，参加制宪会议的其他54名代表，也被尊为合众国的“国父”。不过当时这些先生们似乎并没有什么“国父感”，国家和人民也没有对他们表示感恩戴德，付以巨额报酬。相反，如麦迪逊，如朗东，还是靠借债度日或者自掏腰包来参加会议。他们只是在尽一个公民和代表的义务。所以，制宪会议以后，他们就一哄而散，各奔前程了。没有人考虑趁机给自己在政府里占个“位子”，有的甚至拒绝或不谋求到新成立的联邦政府做官，比如雅茨、兰欣、迪金森、罗伯特。莫里斯、路德。马丁、戈汉姆、梅森、韦思、麦克朗、米弗林、豪斯通。
这些“国父”当中很有一些人下场悲惨晚景凄凉。1789年，华盛顿当选总统，提名罗伯特。莫里斯担任财政部长，被他谢绝，宁愿去从事土地贸易。1798年，罗伯特。莫里斯投机失败破产，被投进费城的债徒监狱。1801年破产法通过后才获释。最后，这位在《独立宣言》、《邦联条例》和《联邦宪法》3份伟大文件上都签过字的老革命，便只能在穷愁潦倒中度过晚年，而且据说无人能够弄清他到底有多少债务。
和罗伯特。莫里斯命运相同的，还有担任过制宪会议全体委员会主席的戈汉姆。戈汉姆也是不肯从政要经商，最后资不抵债，58岁时死于穷愁无闻。在制宪会议期间表现突出的威尔逊则从政、经商两不顺。新政府成立以后，他想当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但华盛顿只任命他为六名大法官之一，结果还险遭弹劾。后来从事土地投机，又连连失利。因为担心负债被捕，威尔逊从费城逃到新泽西，1798年又逃到北卡罗来纳，精神已严重崩溃。3个月后不治身亡，终年56岁。
宪法的最后定稿人古文诺。莫里斯在制宪会议以后投身商业，1789年去了法国，在欧洲滞留10年之久，其间奉华盛顿之命，担任过驻英代表和驻法大使。回国以后，古文诺。莫里斯定居纽约，并和自己的女管家南雪结婚。这位南雪在当时被认为是个“坏女人”，因为她被怀疑与人私通并杀死了自己的私生子，后来又谋杀了自己的主人理查德。伦道夫。然而，60岁的古文诺。莫里斯却对自己能娶这个30岁的女人为妻感到满意，还说他之所以长期单身就是要找一个“爱老人的好女人”。古文诺。莫里斯在这个女人的照顾下安度晚年，同时也并没有忘记不遗余力地抨击他在制宪会议上的盟友麦迪逊。顺便说一句，在南雪谋杀私生子一案中为之辩护的律师，就是后来在“马布利诉麦迪逊”一案中作司法裁决的约翰。马歇尔，只不过那时他还不是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
制宪会议后参加了联邦政府工作的代表也很不少。担任了第一届联邦众议员的有戴顿（新泽西）、卡乐尔（马里兰）、费兹西蒙斯（宾夕法尼亚）、克莱默（宾夕法尼亚）、吉尔曼（新罕布什尔）和麦迪逊。担任了第一届联邦参议院的有巴特勒（南卡罗来纳）、巴塞特（特拉华）、约翰逊（康涅狄格）、斯特朗（马萨诸塞）、格里（马萨诸塞）、朗东（新罕布什尔）、费尤（佐治亚）。康涅狄格的谢尔曼先担任联邦众议员，后担任联邦参议员，在参议员任上去世。佐治亚的鲍德温先是联邦众议员10年，后来又担任联邦参议员8年。佩特森（新泽西）和艾尔斯沃斯（康涅狄格）都担任了第一届联邦参议员，后来又都担任了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艾尔斯沃斯还担任了首席大法官。联邦最高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是汉密尔顿的盟友约翰。杰伊，第二人是南卡罗来纳制宪代表拉特里奇（他也是首批最高法院大法官之一），第三任就是艾尔斯沃斯。1800年艾尔斯沃斯因病辞职，接替他的就是约翰。马歇尔。另外，新泽西的布瑞利和特拉华的贝德福德，也都在1789年担任了联邦地区法官。
麦迪逊原本是想当联邦参议员的，可惜弗吉尼亚议会偏不选他。他只好回家乡选区，和自己未来的总统接班人门罗争夺联邦众议员席位。雄心勃勃的汉密尔顿则担任了联邦第一任财政部长。这个职务，华盛顿原本是想请罗伯特。莫里斯担任的，但罗伯特。莫里斯说，要解决联邦财政危机，非汉密尔顿不可。于是汉密尔顿走马上任大显身手。
那时政府的组成人员不多，均为一时之选。陆军部长史独立战争时期的炮兵司令亨利。诺克斯，检查总长时我们熟悉的埃德蒙。伦道夫。副总统和国务卿则是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这又是两个堪称开国领袖的人物，虽然他们没有参加制宪会议，却分别是《权力宣言》和《独立宣言》的起草人。起草《权利宣言》的诗亚当斯，时间是在1774年。起草《独立宣言》的是杰斐逊，时间是在1776年。这年6月7日，弗吉尼亚代表团团长理查德。亨利。李（就是后来带头在弗吉尼亚反对批准联邦宪法的那位老兄）和马萨诸塞的亚当斯兄弟（即后来带头在马萨诸塞唱反调的“美国革命之父”塞缪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