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在不明白企业中为什么还要有“书记”职位。我以为“书记”乃是天下第一号可笑的官衔，“书记”本是“秘书”（secretary）的同义词，是个可有可无的行政人员的称呼，在中国竟然成了最大的官衔。每次看到新闻联播把国家主席错叫成总书记我都十分气愤：因为总书记的称喟只对几千万的党员适用，国家的新闻机构难道不面向十多亿普通老百姓？如果我将来的工作单位还靠“书记”来管事，我每天准忙着生气，那里还有精力去编程。
4。1。4 人
有句名言：“人分四类——人物，人才，人手，人渣。”
如果一个软件公司里上述四类人齐全了，那么最好的分工是让“人物”当领导，“人才”做第一线的开发人员，“人手”做行政人员，“人渣”负责行贿。
这里只谈公司的领导与开发人员“行还是不行”。“人物”毕竟是少数，“人才”可是济济的。举重若轻的那类“人才”可以做领导，举轻若重的那类人才适合做软件开发人员。假如一群持有学士、硕士和博士文凭的毕业生到软件公司应聘，该如何录用呢？我的建议如下：
先选择本科毕业生，因为他们正当青春、干劲十足、不摆架子、不耻下问、要求不高、奉献甚多。
其次选择硕士毕业生，如果该生没象范进中举时那么老，并且在读硕士时没有天天去造文章而丢弃了编程工作，那么让有经验的学士程序员带他们煅练几个月就可以用了。
如果学士、硕士被其它公司取光了，那只好捡几个博士充数。博士到了软件公司有什么用呢？我想不出有什么用，只知道他们挺值得可怜的：从硕士读到博士出头，这六七年时间，真本事没学多少，倒学会“眼高手低”甚至“弄虚作假”；毕业时蓦然回首，发觉青春已被虚度，心灵已呈老态，唯有长叹短嘘，强把自负作自信。我也将博士毕业，就要论为三手贷贱卖了。真羡慕那些比我年轻的学士、硕士们，他们可以远走高飞，唉！
4。2 可行性分析案例——投资软件公司失败的教训
谈到软件产业，不能不提及比尔·盖茨与Microsoft公司。因为比尔·盖茨创建了Microsoft公司并成为世界首富的事实，使得无数从事软件工作的人们心存同样的梦想。有太多人急着想做中国的比尔盖茨 。有个年青人发明了一种汉字输入法，便在媒体上放言欲覆盖比尔·盖茨。中央电视台特冲动地把一个上了年纪的院士请来，让他谈谈自己与比尔·盖茨的比较，害得这位院士一个劲地辨解自己不是中国的比尔·盖茨。
近几年来，一批Inter英雄企业如Yahoo、scape兴起。尤如打破了秦始皇一统的天下，重返春秋战国时代。让软件人员走出了Microsoft的阴影，看到了阳光灿烂的软件世界。于是各色各样小不点儿的软件公司在国内遍地开花。
打破水缸的小孩子很多，但并不见得就会有司马光的业绩。由于“经济、技术、社会环境、人的因素存在差异，有些事情美国人能做成，我们模仿着做未必就能做得成功。虽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我们的国力薄弱，实在容不得把有限的火种扔到不毛之地。所以要进行可行性分析，如果不可行，就不要急着去做。本节三个案例是作者亲身经历的，我力求讲清楚错在哪里，并总结经验教训。希望读者看后能提高警惕，免犯相同的错误。
4。2。1可行性分析案例之一
这个案例讲述我从开公司到关闭公司的一些经历和感受。
我从本科三年级开始编写图形程序，一见钟情后便如痴如醉，不管一切地抛弃了本科与硕士的微电子专业。1997年春季，我到了向往已久的浙江大学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读博士学位。我幸福地幻想着大干一番自己喜爱的专业。开学的第一天，我兴冲冲地奔向实验室。进门不到5分钟，就因不懂规矩被看门的年青女子训了几次。为了不再冒犯规矩，我就老老实实地抓起一份计算机报纸并且站着阅读。突然一个气得脸色铁青的男人（机房管理员之一）对我断喝：“你在干什么！你怎么可以不经允许就翻看别人的报纸！”我就象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飘飘然地去拥抱梦中情人，不料迎来两个耳光，此下场比《猫和老鼠》中的猫还惨。
不出几日，我就发现实验室里人们大多轻言寡语、小心翼翼、井水不犯河水。初到此实验室的北方同学极为迷惑地问我：“你们浙江人是不是都这个德性？我看你不太象嘛。”
如果不允许一个男人在工作时仰天大笑，这样的地方不去也罢。
我颇费周折地考入CAD&CG实验室，却尚未热身就全力而退，决心自立门户（至今我都没有用实验室的计算机编过一行程序）。
那时我穷困潦倒，只有一床，一盆，一壶，一碗。我那些穷朋友们象挤牙膏一样挤一些钱资肋我。我买了一台计算机，就在宿舍里开发软件。1997年8月，我去北京参加首届中国大学生电脑大赛软件展示。路费也是借的，同学为我壮胆时说：“如果不能获奖，就回到实验室干活吧。”我说一定会拿第一名，这是必须实现的近期目标。
于是我拿了第一名，号称大学生“软件明星”。回到浙大后没啥反应，我就向杭州的几个报社发一份简讯。不久有一个记者来采访我，谈了一天，我发现记者还是不太明白，干脆自己写新闻报道，并且含蓄地做了一个广告：万事俱备，只待投资。10月份我被评上浙江省青年英才（大学生代表），又获得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特等奖。我到东软集团（沈阳）参加“民族软件产业青年论坛”，大不咧咧地作了一次演讲。由于我能说会道，频频上电视，引来近10个投资者。我选择了一位年龄比我大一倍、非常精明的商人作合伙人，成立了“杭州临境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彼时，我可谓光芒四射，卓而不群，名片上印着“以振兴民族软件产业为已任，做真实、正直、优秀的科技人员。”浙江大学想开除我，被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安抚住。
我当时想开发一套名为Soft3D的图形系统，此系统下至开发工具，上至应用软件，无所不包。公司名字起为“临境”有两个含义：一是表示身临其境，这是我对图形技术的追求；二是表示快到了与SGI公司称兄道弟的境界，这是我对事业的追求。
我从实验室挖来一位聪明绝顶的师弟做技术伙伴（他的头明显比我的大，估计其脑容量至少是我1。5倍）。我曾经以师兄的身份为他洗过一双袜子，他因此觉得我是个好人。我俩一拍即合，常常为Soft3D的设计方案自我倾倒。一想到Microsoft公司的二维Windows系统即将被Soft3D打击得狼狈不堪时，我们就乐不可支，冲劲十足。到了1998年7月份，我们做了一套既不是科研又不全象商品的软件，我宣传了几个月都没有人要。1998年10月份，我用光了30万元资金，只好关闭公司。不久我被一位朋友捉到北大方正去“劳改”，两个月后我才心服口服地承认自己失败了。
在失败一周年来临之际，我客观地从可行性分析角度说明了我和投资方所犯的错误，写此文以祭我那幼年夭折的软件公司。
一、我的主要错误
（1）年青气盛，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想一下子做成石破天惊的事。我的设计方案技术难度很大（有一些是热门的研究课题），只有30万元资金的小公司根本没有财力与技术力量去做这种事。分析经济与技术可行性，即可否定我的设计方案。
（2）我以技术为中心而没有以市场为中心去做产品，以为自己喜欢的软件别人也一定喜欢。我涉足的是在国内尚不成候的市场，我无法估计这市场有多大，人们到底要什么。伙伴们跟着我瞎忙乎一整年，结果做出一个洋洋洒洒没人要的软件。分析市场可行性也可否定我的设计方案。
（3）我做到了“真实、正直”，但并没有达到优秀的程度。我曾得到很多炫目的荣誉，但学生时代的荣誉只是一种鼓励，并不是对我才能和事业的确认。正因为我不够优秀，学识浅薄，加上没有更高水平的人指点我，才会把事情搞砸了。
二、投资方的错误
（1）投资方是个精明的商人，他把我的设计方案交给美国的一个软件公司分析，结论是否定的。但他觉得我这个人很有利用价值，希望可以做成功其它事情，即使Soft3D软件做不成功，只要挣到钱就行。这种赌博心态使得正确的可行性分析变得毫无价值。
（2）由于我不懂商业，又象所有单纯的学生那样容易相信别人。他让我写下了不公正的合同，我竟然向他借钱买下本来就属于我的30％技术股份。他名为投资方，实质上双方各出了一半的资金（他出51％，我出49％）。他在明知Soft3D软件不能成功的情况下，却为了占我的便宜而丧失了应有的精明，最终导致双方都损失。
关闭公司时，他搬走了所有的固定财产。我明明投入了技术，又亏了15万元，却一无所得。几个月后当我意识到不公平而找他协商时，他说：“只能怨你自己愚蠢，读到博士，连张合同都看不懂。”
我觉得自己在此事上虽愚但不蠢，诚实正直的品质加上不懈的努力会让我变得有智慧。自己的奋斗没什么可以后悔的，学到的远比失去的多，下一次会做得更好。
4。2。2 可行性分析案例之二
1999年3月，一位与我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出生的朋友请我帮忙，对一份长达8页的投资方案：
《万向为什么不投资互联？》
——“中国供应商信息网”引资方案
（以下简称“引资方案”）进行可行性分析。
万向集团是浙江省民营企业的老大，有的是钱，找它投资真的是找对了。我当时忙着对自己进行查漏补缺，正在复习本科的计算机基础课程。不耐烦地看完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