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先生：人的本性是平等一如的，但人的境界有所不同。盲目的自卑或盲目的自大都是不可取的。这也是一个领跑者的境界：即使你的文化奇葩已经被全世界认可，但也要有能力看见，人类花园里还有那么多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婀娜，不同的芳香。只有我们放宽眼界和心胸，我们享有的世界才会无比富饶。
佛光山上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大佛城佛殿里的佛像是密宗和显宗并存的，这样一种圆融的姿态，在佛光山很多地方，譬如仪轨、厅堂、佛像设置上，都能很好地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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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我不喜欢佛教分门别派，又是分南传、北传，又是分藏传、汉传，又是分比丘、比丘尼，又是出家、在家，把佛教分割成这许多派别，力量就减少了（奇*书*网。整*理*提*供）。所以我最初到台湾宜兰弘法的时候，就立下“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禅净双修”的原则。
多年来，我在佛光山倡导融合，显密要融合，禅净要融合，南北传佛教要融合，在家出家要融合，由此，佛光山便成了八宗兼弘的道场。
长乐先生：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把道教、佛教和儒教的偶像供奉在一起，比如重庆的大足石刻。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释迦牟尼佛、孔子还有老子，他们先是共存于一个县，后来共存于一个山，最后被供奉在一个殿里面。我们将此称为“儒释道”的和谐统一。
星云大师：这就是中国文化伟大的地方。我童年是在寺庙的佛教学院受教育的，那个时候还没有道观学校，所以同学里就有来求学的小道士。他们先接受佛法的教育，然后再回去做道士。所以我童年时就知道，“儒释道”是不分的，同中有异，异中求同。
每一个宗教都有教主、教义、教徒。教义可以不同，你是有宗，他是空宗，你主张这个，他主张那个，但大家可以互相往来，彼此和谐包容。这就像大学里很多的科系共存，科系里面各个学生可以互相来往、互相学习。
长乐先生：即使是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科系，也会有不同风格的老师，不同的理论体系。应该说，任何一个精神领域的知识，都是需要反复熏陶，反复讲解，反复思考和印证的。佛教是如此，中国的哲学思想也是如此。
星云大师：人类社会发展到当今，给我们的启示是：要用智慧去庄严一切，不要用我执、我见去分裂。
中国的媒体是喜鹊叫，外国的媒体是乌鸦嘴长乐先生：当今世界如火如荼的信息整合，早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语世界中便已出现。当时，美国《时代周刊》设立了“朝着一个大英语世界媒体进发”的目标。它逐渐建立全球发行网，各地派驻特派员、记者，快速分享了全美国及其他英语国家和地区的信息。美国的信息大网，为美国网住了全球“英语人”的心，也建立了一个媒体王国，为战后的“美国世纪”奠下重要的基础。
进入“信息就是财富，新闻就是权力”的时代，媒体的整合更是风起云涌。我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世界媒体的前5名——时代华纳、迪斯尼、索尼、维亚康姆、新闻集团——年营业额最多的为（时代华纳）447。88亿美元，最少的（新闻集团）为238。59亿美元，其业务范围涉及电视、电影、有线电视、因特网、期刊、出版、报纸、体育、娱乐、电子游戏等14个大项。相比之下，华人媒体的规模、财力和人才都处在弱势地位，许多传媒人都意识到了整合扩大的必要。同时我们作为媒体人也应反思，怎样对国家人民的发展结果更好。正如大陆传媒学者展江所说：中国的媒体是喜鹊叫，外国的媒体是乌鸦嘴。
禅者眼中，万物皆美（2）
星云大师：
华人媒体的弱势，实际上反映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弱势，大家经过反思，团结才能有力量。
长乐先生：《亚洲周刊》总编邱立本先生认为，目前全球华人紧密互动的暖流，也是信息传递的暖流。全球华人社会不再是割裂的信息板块，不再是彼此鸡犬不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相反的，由于亲情的密集交流以及商情的紧密联系，全球华人社会也是一个全球的信息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须臾不可分离。
华商张先生参与收购了香港、北美以及马来西亚等地的《星洲日报》、《光明日报》、《明报》、《亚洲周刊》、《南洋商报》等中文媒体。张先生是这么说的：“在自由贸易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没有强大的集团力量，中文传媒根本就无法跟其他同行竞争……”华人加大传媒的发声分贝，显示出不甘示弱的企图心。
整合、做大并不是垄断。垄断不仅限制了自身的活力，也会使全体华人媒体的活力受到影响。例如，香港只有香港无线、香港亚视两个电视台，其中香港无线是一家独大，通吃，跟“四大天王”等许多艺员都签了约，不允许他们在其他媒体上出现。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香港电视的发展。现在香港立法会提出，如果这种电视管理方法持续下去，所谓“东方好莱坞”的地位想都不要想。
美国的电视业为什么发展那么迅速？因为美国很早就有规定，任何一个电视台自制的节目量不能超过12％，其他的88％要从社会上采集。这就扶持了媒体制作业，保证了鲜活、变化和多种观点并存。
意识形态是一道墙，佛教则是门窗
长乐先生：
《亚洲周刊》近期发表文章称：“当下，中国大陆经济学界、理论界关于反思改革的争论如火如荼。不过，从地方执政的高官到中央领导人，始终没有对这场争论直接表态。他们摒弃争论，绕过语言漩涡，超越政治标签，摆脱意识形态之争，着力解决具体民生问题。”文章认为，这是中国在政治上、思想上表现出更大灵活性的具体表现。
超越意识形态是中国走向科学和成熟的标志。对于华人传媒，如果说意识形态是一道墙，那么墙上一定要有可以互相来往的门，有可以透气的窗。佛教可以是门，是窗。
星云大师：真正的佛教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因为所谓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为了方便分割而治所想出来的办法。梁启超说过，佛教的信仰，是正信而不是迷信，是兼善而不是独善，是住世而非厌世，是无量而非有限，是平等而非差别，是自力而非他力。
佛教因应时空背景变换与众生的不同需要，发展出各种不同内涵、形式、仪规的宗派。生活习俗、语言习惯完全不同的人，可以有相同的信仰和认知。在这个方面，国界不是问题，民族不是问题，意识形态更加不是问题。
长乐先生：这也是佛教“无我论”精神的现实验证吧。在中国历代文人看来，成佛即是成圣、即是做人的新境界。“不说过去未来，只说现在；不说出世，只说入世；不说神道，只说人事……满街都是圣贤，处处无非佛地。”
对于华人媒体来说，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就标志着必须以华人利益为最高准则，对外，开展多边对话与合作；对内，则不能简单地以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的异同划线，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相互尊重，不搞争论。台湾东森媒体集团主席王令麟曾表示：“有人说，华文媒体不可能成为主流媒体，我的理想是打破这个魔咒。”他的话让我感动，也更坚定了我的信念。
星云大师：华人媒体在传播正知正见的路上，艰辛、责任与辉煌都是一体的。
佛教有所谓的“四依法”：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法不依人，就是行为处世不依靠那些无常生灭的人为现象，而是遵循永恒不变的真理；依义不依语，就是从本质的角度把握事物的内涵，而不是执著于矫情抬杠、文字游戏；依智不依识，就是以般若智慧作为人生行为的准则，而不用一般的俗知俗见障碍自己；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呢，就是秉持那些已经被生活、被历史证明了的真理，懂得辨别真伪，而不是盲目崇拜跟从。
佛陀当年定下如此“四依法”，现在看来，的确是用心良苦。只有依归正知正见，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才能探骊得珠，登堂入室。
长乐先生：在我们看来，超越意识形态，就是把新闻回归为新闻，坚守客观真实性，秉持中间立场，争取中间读者，树立起华人媒体的正面形象。
瞻礼佛指，让中国率先统一
星云大师：
2500多年前的佛陀，涅槃后化为舍利，直到现在，他慈悲智慧的生命一直在世间流传着。金银财宝，再大再多，你看了以后，顶多只是惊奇地“喔”一声；但是当你看到佛指舍利，可能就会跪下来顶礼，可能就会涕泪悲泣，或是充满法喜。这表示你不但看到了佛指的生命，也看到自己的本心。这时我们就会知道，佛陀的大威力一直都留存在我们的心中。
长乐先生：当时您把佛指舍利请到台湾来，让其在台湾停留37天，大陆领导人做了很大的努力，也可以说是发了很大的佛心。佛指舍利请到台湾来以后，大师与之形影不离。“凤凰卫视”通过电视镜头将这个过程传播给了全球华人。人们赶到高雄来参加最后的送别，万人空巷。
星云大师：现场不下10万人。
长乐先生：大师登上飞机的那一刻，很多信众泪流满面。
星云大师：佛指舍利象征的是佛的总体，没有台湾、大陆之分。因此，我向大陆领导人要求恭请佛指舍利到台湾时，几乎台湾的政要、民间，一体恭敬。这个时候，海峡两岸虽是一海之隔，但是人民心意相通，血脉相连，可见中国人的亲情是分不开，割不断的。佛教最初从印度传播出来，传到中南半岛地区的，称为“南传佛教”；传到西藏地区的，名为“藏传佛教”；传至中国、韩国、日本等地的，则为“北传佛教”。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又相继有各宗各派的成立，举凡禅宗、净土宗等。之后禅宗走进了寺庙，而净土宗则盛行于民间。但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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