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意见中，有些很可能具有政治动机。 如果是这样的话，必须要做的工作是，努力详细调查支持这些主张的论据。在本书好几处都出现了先天与后天、遗传与环境、天然和培育之间的一般性对比。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柏拉图、马克思和斯金纳都强调社会调节的能力，强调通过改革社会结构和实践可以改造个人的可能性。 萨特在他十分强调个性的早期理论中则声称，我们每个人都有根本改造自己的能力。弗洛伊德和洛伦兹则强调这种先天普遍的人性的改造是有限度的。 基督教教义则警告我们，没有上帝恩赐，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改变，即不可能从罪恶这一根本问题中得到解脱。为了了解怎样才能对这些问题进行更精细的探讨，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威尔逊讨论过的四个问题。第一，性行为不仅造成了社会难题，而且也提出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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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上加以探讨和科学上加以解释的问题。 例如，同性恋引起的强烈反感和社会争议，但它在生理学上也是使人费解的——这种非生殖性的性行为之倾向是如何得以繁衍的？这种现象也对我们有关“天然”的说法提出了挑战。 女权运动也提出了类似的挑战。 近年来，这种运动提出了这样一些重要问题∶男女之间的差异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先天的、生理的、“天然的”
倾向？
主要为男子服务的各种社会的文化影响，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这些差异？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刚刚开始。 值得提到的是让。 格里姆肖（ＪｅａｎＧｒｉｍｓｈａｗ）的新作，其中有一章是关于女性和人性的。 在艾莉森。 贾加尔（ＡｌｉｓｏｎＪａｇａｒ）
的一篇系统阐述的论文中可以发现更详细的讨论。⑤
第二，攻击性是明显对我们构成问题的东西，因为地球上人种的生存本身现正受到大量核武器的威胁，只要命令一下，这些核武器马上就会爆炸。 但理解和解释这一现象并不容易。 确实正如我们在第９章末尾指出的那样，这个词本身太含糊不清（威尔逊把动物的攻击性归结为７种不同类型）。
而弗洛伊德和洛伦兹则假设存在一种总是寻求发洩的具体的攻击内驱力或本能，现在看起来这种假设至少也是太过简单化了。 一种较能站得住脚的见解认为，社会环境起了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说，我们的遗传基因事先所作的安排，使我们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变得相互之间非常具有攻击性。要弄清这些情况是什么，就必须涉及到第三个问题，即社会生物学家所说的“利他主义”。
他们把这个词多多少少地从其一般含义上加以引伸，将它用来描述动物的那种似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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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其他个体生存和生殖机会的行为。 表面看来，如果严格按照达尔文的定义，很难解释任何不针对本人生存、不针对其子女的生存、或不针对带有其基因的近亲的生存行为。 然而，人们为了各种更广泛的社会团体——学校、公司、体育团体、种族的、部族的和宗教的团体、国家——确实明明白白地做了那些包含着各种牺牲程度的事情，甚至包括在战争期间作出了为自己国家献身的这种“最高牺牲”。确实（正如洛伦兹指出的那样）
，最危险的人类攻击，恰恰是发生在特定群体敌对行动之中。 有史以来，部族、种族和民族一直以集体的方式，互相干这种最可怕的事情；每天，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都在增加这种实例。然而，新的事实是，在国家的层次上，科学已增加了我们的军事摧毁能力，以致达到这样的程度∶尽管我们不敢使用这种能力，但我们却始终处在被灭绝的危险中。⑥敌对集团之间可能很快会发生变化，如目前的超级大国对抗才持续了４０年，这用历史的距离衡量并不算长。因此正如威尔逊指出，这一事实本身也许就是希望。 但是下面这一事实却具有巨大的危险∶从现在起，不管“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技术知识给每一方都提供了不仅能全部消灭“他们”
，而且也很有可能全部消灭“我们”以及世界上所有其他生灵的能力。米尔格拉姆（Ｍｉｌｇｒａｍ）
令人不安的研究成果⑦，已通过试验证实了经验已经表明的事实∶人们在服从他们心目中的“权威”人物时，会对“其他人”做出对谁都做不出的事情来。 格伦。 格雷（ＧｌｅｎｎＧｒａｙ）对自己战时经历所作的深刻反思，表明了战争是怎么能够把人性最好的一面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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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的一面都表现出来。⑧鉴于我们所处的极端危险境地，没有任何东西比更好地认识我们易于发动群体之间的攻击更为紧迫了。这同我们的第四个问题即宗教有关。 这是因为，群体之间的敌对行动通常表现出思想意识上的强度，而且十分经常的是，它以明显的宗教形式表现出来，把对方称之为中了邪的异教徒和不信教者。 显然，与完全理性的科学和哲学方法相比，宗教对人类有着巨大的煽动力。 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会说，所有宗教信仰的基本内容都是虚幻的——即假设在这个世界之外有某种人的力量，它在以某种方式关心着我们的生活。 即使对于这一类的人来说，也还存在着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都遭受某种形式的幻想的折磨？这种情况，能否用精神分析理论（希望有位领袖）加以解释？能否像马克思和涂尔干所说的那样，用社会学的理论加以解释？能否如威尔逊建议的那样，用进化论（最终为基因）的理论加以解释？以上形形色色的还原论的解释，从学术上讲十分有趣，但其中真有令人信服的吗？宗教难道不是要企图解决任何人的存在——不管他在改造了的社会中处境如何舒适——都会面对的问题吗？即如何面对自己的必然死亡？如何对待自己的潜力与成就之间的差距？人为什么要活下去？生活的目的何在？然而，宗教主张的基本内容是否虚幻的这一哲学问题是必须正视的。 我们在关于基督教的一章里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并没有解答它。 当然，我现在所能做的也就是建议去阅读我在那一章里所建议的读物。⑨对宗教主张的真理价值加以评估，是对内涵、认识论和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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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哲学探讨的一种途径。因此，宗教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哲学对所要解释的信仰之内涵和真理所作的假设，将决定心理学或社会学对它们所作的解释。我们从本书所得的一个总的教训是，当我们建立人性论时，对我们自己应用科学方法，并不像斯金纳这类热心人所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简单。 仅以一事为例，这里有一个思想意识的问题（这在第１、第２章中已经简单谈及，这里又提到它，在有关马克思的一章中曾进一步系统地提出这一问题）。
一切人的生活方式都是以对人性的某种信仰为前提的。因此，一旦某种信仰渗透到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中时，他们往往不愿改变这种信仰。 但是，提倡变革的人常常求助于自己关于人性的主张。 因此，每当社会科学证据被引用来论证这些主张时——例如关于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的差异时，关于妇女的温顺和男子的好战时，我们应当警惕这样一种可能性∶这些论断是为某些群体的利益，而不是为他人的利益服务的；这类论据只能表明，有关的人在一定形态的社会中是如何行事的，而这样的社会也许正是我们现在想要改变的社会。 在研究各种理论时，我们曾试图说明，他们在对人类加以剖析并开出处方时，有时在他们提出自己的“基本”人性论时，所遵循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对人性提出科学的理论，还有另一个主要困难。那就是，由于人的思想和行动涉及精神方面，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根据科学解释而加以纠正。 这里产生了一系列的哲学难题。 像柏拉图和笛卡尔这些认为人基本上是非物质的灵魂的人，将会认为我们最独特的人性是无法用科学调查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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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二元论或一元论的形而上学问题，必须加以正视。人是只由物质构成的呢，还是意识在本质上一定是非物质的？
人能否永不死亡？如果可以的话，怎样才能不死？精神状态（感觉、情绪、信仰、欲望等）和大脑状态（神经生理学家所调查探讨的电和化学表现）是两种不同种类的东西呢，还是同一事件的两个方面？
L M 在本书所探讨过的理论中，只有柏拉图的理论明显是二元论的；我们发现，基督教似乎并不需要与肉体分离的灵魂这个概念。然而，即使非二元论者也倾向于认为，人的行为与思想有其独特的方面——自由与理性，这使得要根据自然原因和规律来对它们作出科学解释，或多或少地成为难题或不适合。提出这一问题的传统方式是∶在因果关系决定论的世界里，是否还有自由意志存在的可能？
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会有？
但是近来这个问题是被认为是另一问题的一部分∶是否有理性存在的余地，也就是人的信仰和行动，是否合乎理性？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会这样？这一连串的问题，出现在我们关于弗洛伊德和斯金纳两章的末尾，由萨特以一种非常戏剧性的特有方式提了出来。 这些问题，是当代有关思想和行动的哲学之中心问题，是心理学和所有人性研究的根本问题，因为它们所要回答的是∶对人的精神现象可以作出什么样的解释？
L N最后，在这本介绍各种理论的书里，向我们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是非常值得的∶从我们各人的具体经历来看，我们究竟对人性有多少非理论的了解？
怎样才能达到这些了解？
首先当然是通过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