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正式办事机构，在香港展开统战工作，尤其在全国解放前夕秘密组织一大批逃往到香港的民主党派领袖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辗转北上，参与政治协商建国。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政治力量自然是工人，一九四八年香港工人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推动下成立了“港九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会”），而各种工会子弟学校也陆续建立起来，这就是香港人所说的爱国学校或左派学校，比如汉华中学、培侨中学和香岛中学等。这些学校不仅成为左派政治力量的组织纽带和人才基地，而且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随着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展开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香港的思想文化界也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发挥作用的重要力量。在“二战”后整个世界思潮向左转的大背景下，香港新华社一手组织工人阶级队伍，一手抓文化统战，左派的发展形势可谓欣欣向荣。比如，左派电影公司新联、长城、凤凰网络了一批当时香港著名的影星，拍摄了大量反映民族主义和新中国成就的电影。撑起香港电影业的半壁江山。其中长城电影公司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到七十年代拍摄的“黄飞鸿系列”共八十多部，在香港和东南亚华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国民党勒令停刊的民主党派报纸《大公报》和《文汇报》转移到香港后，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领导下，按照统一战线思路，办得有声有色。两大报刊还办起了《新晚报》、《香港商报》和《晶报》等立场中间的报纸，增加大量副刊，刊登香港人喜爱的马经、狗经、武侠和色情内容。梁羽生和金庸的武侠小说最先是在《新晚报》上刊登出来，此后《大公报》、《文汇报》也刊登了武侠小说，一时间出现了武侠小说擂台赛，开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在“文革”之前，受新华社香港分社领导或影响的报纸发行量占香港报纸发行量近三分之二。
左派思想在香港的发展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二战”后香港的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内地的移民大规模涌入香港，香港社会的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比如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香港中环天星码头的小轮公司因为船票加价一毛钱就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骚乱。而此时，国际局势发生了逆转，中苏主导的世界“反帝反殖民”运动在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地如火如荼地展开。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和中国在东南亚的扩张也与英国联手，在东南亚各国与共产党展开政治较量。而中国内地激进的反帝、反殖、反修的“文革”迅速波及到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香港就像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随时有被掀翻的可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澳葡政府与群众之间发生了冲突并进行镇压，引发澳门左派团体的罢市运动，在内地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下，迫使澳葡政府屈服，从此澳门成了“半个解放区”。澳门左派的胜利直接刺激着备受港英政府打压的香港左派。他们纷纷派人到澳门学习取经。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通过廖承志向香港新华社发布了指示：“香港不能照搬内地，内外有别，香港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宣传上千万不要使香港同胞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将席卷香港。至于我们党政企业组织内部，不搞大字报，不搞群众运动，不搞揭发批判。》》务必避免我们在香港的党组织和各企业机构自己内部大斗，发生大乱子，毁掉香港长期工作的深厚基础和战略部署。”（转引自张家伟：《香港六七暴动内情》，20页）然而，在“文革”背景下，内地激进左派在政治上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一九六七年负责港澳事务的中央外事办被造反派夺权，廖承志完全失去权力，周恩来的外事权也受到牵制。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左派内部的激进派势力开始抬头，中央确立的港澳长期政策实际上被一种激进的“解放香港”路线所取代。
一九六七年，各地零星的劳资纠纷引发的罢工运动由于“工联会”的介入将劳资纠纷的阶级斗争转化为民族斗争，从香港局部问题转化为中国全局问题，转化为中国工人阶级与英美帝国主义的问题，由此赋予香港左派抗议运动的世界史意义。而此时的港英政府体制极其僵化，没有任何政治手段，只有暴力镇压。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控制的外交部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在京召见英国驻华使馆代办，对港英政府的镇压表示强烈抗议并发表声明。在内地的支持下，香港左派成立了“港九各界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和内地的红卫兵运动一样，他们手持毛主席语录，佩戴毛主席像章，采用贴大字报、批判会和斗争会的形式，正式向港英政府发起了全面的思想政治斗争。广东各界左派团体纷纷予以声援，北京的造反派更是惹出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外交事件。
香港左派的文化斗争并没有斗垮港英政府，相反港英政府以恢复法治秩序为名，紧急通过各种立法进行镇压。矛盾进一步激化，香港左派动用全部力量发动罢工、罢市和罢课的“三罢”行动，最后随着港英政府镇压的升级，左派抗议发展为极端化的“武斗”和“飞行集会”，发展为所谓“反英抗暴”斗争。港英政府在确知北京没有收回香港的意图后，肆无忌惮地全面镇压，查封左派报纸、关闭左派学校，大规模地逮捕左派人士，一时间香港陷入白色恐怖。而此时内地“文革”乱局，根本顾不了香港。香港新华社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香港左派既没有国内政治力量支持，又丧失了香港民众的支持，且备受港英政府的打压，只能在孤立无援、自我封闭和风雨凄惨中度过了漫长的七十年代。
“六七抗议运动”给香港左派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使其力量和影响力降到了低谷。大批左派工人被解雇，生活陷入困顿。在“三罢”斗争中，港资和外资公司迅速占领市场，导致大量内地中资公司和左派公司倒闭。在极“左”思潮指挥下，所有报纸走向“反英抗暴”前线，并且取消了副刊、武侠、“马经”这些“封、资、修”的内容，再加上港英政府的打压，导致销量大跌。最终《商报》被收购、《晶报》等凄然停刊，《大公报》和《文汇报》虽苦苦支撑，但在香港市民中几乎没有影响力，更谈不上统战功能。左派电影公司及其经营的影院在极左文艺路线下也纷纷倒闭。当年周恩来担心“毁掉香港长期工作的深厚基础和战略部署”，不幸被言中了。
然而，比起这种有形政治力量的损失，更为深远的负面影响是港英政府镇压“六七抗议运动”奠定了香港人基本的心态结构。近代以来，香港虽然割让给英国，可香港人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尤其新中国刚刚成立时那种生机勃勃的景象使得香港人的爱国主义高涨，并在“反对殖民主义”的爱国旗帜下参与、支持或同情香港左派发起的抗议运动。可是，当左派抗议运动极端化，发展到“三罢”斗争最后发展到“飞行集会”时，引发了香港市民对左派的不满和恐惧。上层精英和普通市民反而投靠港英政府，寻求港英政府的庇护。港英政府意外地获得了香港市民的认同和支持。港英政府正是利用镇压左派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开始实施“洗脑赢心”（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工程。
“洗脑赢心”这个概念是由大英帝国在马来亚的高级专员泰普尔将军（General Templer）在镇压马来亚反殖民运动中发明的。它专指大英帝国和殖民地政府运用新闻宣传手段来进行“新闻管理”，通过新闻、报告、演讲、研究等各种官方话语渠道将殖民地起义和暴动描绘为“恐怖主义”，从而塑造公共观念，制造“恐怖主义的氧气”，加剧公众对这种反抗运动的心理恐惧，以配合殖民者的武力镇压，起到稳定政治秩序的效果。这是大英帝国在“二战”之后镇压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起义（一九四四—— 一九四七）、马来亚政治危机（一九四八—— 一九六五）、肯尼亚矛矛党人起义（一九五二—— 一九六》）和塞浦路斯奥爱卡（EOKA）运动（一九五五—— 一九五九）中发明的全新政治武器。大英帝国意识到，冷战中重要的武器就是思想观念，这是一场争夺“思想领地”的战争。英国人成功地把镇压殖民地人民起义与美英反对共产主义的冷战结合在一起，把反殖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通过把共产主义宣传为恐怖主义，从而抹黑反殖民运动。相反，却把帝国与英联邦和殖民地的关系描绘成利益互惠关系，大英帝国由此被塑造为仁慈的统治者。随着这种宣传策略的转化，大英帝国维持殖民地的理论基础也从早期种族主义的文明传播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论，发展为道义责任论，即帝国具有保护殖民地人民免受共产主义恐怖专制的道德责任。港英政府在镇压左派反英抗议运动中，成立了专门的宣传委员会，并在英国成立了“香港心战室”（Hong Kong Working Group），专门负责舆论宣传，通过政府文件、媒体采访、新闻报道，采用焦点放大等手法系统地将这场反抗运动描述为“暴乱”和“恐怖主义”。而港英政府镇压“暴乱”的主要对象也是左派报纸和学校，从而彻底剥夺左派的话语权，将“左派”、“中国”、“文化大革命”、“古拉格群岛”和“共产主义恐怖政治”等等联系起来，描绘出一幅恐怖的政治图景，制造出恐怖的心理效果。
港英政府的“洗脑赢心”工程彻底改变了香港人的深层意识和心理结构，形成了港人对“左派”、“共产党”、“大陆”、“社会主义”的极度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与内地逃往香港的国民党达官显贵、大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仇共”心理相呼应，使得“恐共”、“仇共”成为香港社会的基本民情，再加上港英政府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