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部金融史- 第2部分

接下来，梭伦才推出改革中最有意义的部分：赋予居民公民权、对城邦制度立法。

忽略种种说教式的细节和条文，梭伦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六个字“抑强、扶贫、强中”，解放“六一农”只是“扶贫”而已。

从梭伦开始，雅典公民按家庭财产被分为四级：五百斗者、骑士、双牛和日佣，按财产不同担任不同官职，氏族贵族不再世袭城邦职位。这种“金权政治”彻底摧毁了氏族贵族对城邦的控制权，由此培养起来的四等公民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基础。

四个等级的公民维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三、四等公民则成为雅典的中坚，而且四个等级公民的财产数量差别其实并不大：一等公民的土地仅是四等公民的3～5倍，一般不超过三等公民的2倍。当然，上等公民在城邦事务的话语权要高于下等公民。

虽然富人债权受损，却获得了政治权力。说改革是妥协也好，说梭伦代表新兴奴隶主阶层也罢，梭伦在没有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调和了雅典各阶层。

任何一场推进社会进步的改革都会有牺牲，或者说旧势力不会完全倒塌。如果既得利益者自身不同意改革，那就是弱势群体带来的革命。最终，“六一农”认为自己不能讨到一个说法，也就会以自己的方式向雅典执政官讨一个说法。

“六一农”的说法，是暴力。因为，除了暴力，“六一农”已经不能给债主任何利益。

当社会弱势群体再无可牺牲，就会彻底崩溃，这种崩溃无论对“六一农”还是奴隶主，都是相当残酷的：再无妥协退让，玉石俱焚。

由此，我们才讴歌改革，改革、改革，改而不革。

从梭伦改革，我想到了一句中国古训，“古之治国者，不患贫而患不均”。

很多人将这一古训列为攻击对象，认为就是它搞得我们民族无法富强，甚至认为就是这个治国理念搞得我们几千年没有脱离小农经济。

我们自古以小农立国，应该是一个最平均的国度。很可笑，事实恰恰相反，阻挡我们社会前进的根本不是“均”，而是太多的“不均”，每一次乱世之源都是太多的土地兼并。

雅典公民纺锤形的社会结构之所以稳定，不是因为人们有了选举权，而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相对公平，大部分人都不可能打破规则，所以才会有选举制度。如果是一个倒“丁”字型的社会，在“一”的底部几乎任何人都想打破规则，这样的社会，无论有多少法律，无论执法多么严格，无论什么制度，都无法保持稳定。

诚哉斯言：

“我所给与人民的适可而止，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加多。”

——梭伦

乱世生银行

乱世出枭雄，乱世也出金融。

为了补充本土粮食，也为准备战争，雅典急需补充各种物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催生了古希腊金融业，今天我们将之称为“海事信贷”。

如同冷战中的美苏，雅典和斯巴达是古希腊地区最为强盛的两个城邦。雅典矗立在徐徐海风之间，公民自幼接受良好的人文教育，探讨诗文哲学；斯巴达则居于群山环绕的谷底，公民从未有过人生欢乐，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训练和作战。

可以断定，无论雅典还是斯巴达，都从未把对方当做真正的盟友，双方都希望统一希腊，唯我独尊，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帝国。

公元前431年，文明的雅典对不怎么文明的斯巴达率先动手，双方各自纠集一批城邦大打出手：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开始了一场耗时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西方世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雅典和斯巴达意识形态的对立最终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这么说的人，是白痴。

民主与战争根本毫无关系，雅典和斯巴达共存于一个地区，击溃对方就可以独霸希腊，才可以为城邦攫取最大利益。

雅典确实为后世留下很多美好想象，城邦公民将荣誉置于物质之上、生命价值置于物质之上……古罗马历史学者基托这样歌颂雅典：“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散发着贵族气质。”甚至到了罗马时代之后，奴隶主仍旧以拥有雅典籍奴隶为荣。

但是，雅典人还没有高尚到为了让斯巴达人过上同样的生活而发动了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目的，始终是希腊区域的霸权，是为雅典本土城邦攫取更多利益。

“反抗波斯的时候，雅典就不是为了希腊自由而战，雅典所希望的是以雅典帝国取而代之。”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雅典的目标很远大，但广大斯巴达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在任何一个固定的时点，一个国家势力扩张，必然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一旦拥有力量，注定想保持先发优势，就会使用各种手段将其他国家压制于现有利益分配格局之内。手段可能是战争，也可能是产业分工。

其实，本质并没有区别，都是霸权和剥削，靠牺牲别人致富。比如，我们对西方开放了市场，西方却永远不会对我们放开核心技术。

当时的情况是，雅典大致只能产出本土所需农产品的1/30，即使在丰收年份也不能满足自身对农产品的需求，支撑雅典经济的已经是酿酒、橄榄油和制陶业，而靠这些，雅典人是吃不饱的。加之希波战争几乎摧毁了雅典手工业，三、四等公民基本都成为战士，迅速恢复国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战争和劫掠，何况此时雅典已经拥有了在希腊地区几乎无敌的海军，而斯巴达陆军战力则在希波战争中消耗过度。

雅典咄咄逼人的态势引起了斯巴达的担忧，看在自己未必打赢的份上，斯巴达开始奉行退让政策，为让雅典人放心，甚至表示自己不再修筑城墙。

斯巴达的忍让为雅典赢得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时间，也得益于雅典劳里昂地区的银矿，雅典统一了提洛同盟内部货币（即雅典自身的货币阿提卡银币，雅典银矿的质量是当时爱琴海域质量最高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出售雅典银币都可以得到一个好价格，这种银币一直持续到罗马入侵仍有使用）。货币统一为雅典商业繁荣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战前，雅典商人贸易惠及希腊、埃及地区2000万人口以上。

商业确实比农业更能刺激经济，也更能诱发社会分工，但工商业也是最容易激发国家霸权的行业。因为，在古代，富强的国家会逐步发现如果控制了一个国家，会使得生意更赚钱。

随着双方实力此消彼长，包括普通公民在内的雅典人野心开始逐步膨胀，公元431年双方正式开打。

遗憾的是，尽管雅典经济实力强于斯巴达，军事力量却没有压倒性优势。斯巴达所有男性公民7岁开始就接受严酷的军事训练，长大成人的时候已经不知经历过多少次生死搏斗，带领队伍冲锋的人必须是最高统帅，甚至是国王。

战争一开始就呈现出胶着状态，双方任何一次胜利都是惨胜。此后，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打得爱琴海域连海盗都没法生存，何况来往商旅。

“商贾不行”对斯巴达影响还不大，毕竟农产品可以自给自足，对雅典可就是性命攸关了，没有贸易来的粮食，雅典军队就只有喝风了。

乱世出枭雄，乱世也出金融。

为了补充本土粮食，也为准备战争，雅典急需补充各种物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催生了古希腊金融业，今天我们将之称为“海事信贷”。

当然，这种“海事信贷”还不是今天我们见到的海事借贷，而是更类似于海事贷款和保险的结合体。放贷者可以获得高达30％～100％的利息，同时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出海船只被大海吞没，或者被斯巴达人俘获，甚至贷款者恶意骗贷，放贷人都会血本无归。不过，如果贷款人在航海过程中出现意外，同时也就获得贷款本息豁免权，唯一的追索方式是法庭认为贷款人存在欺诈。

雅典海事贷款多数通过港口城市中间商完成，如雅典、拜占庭、马赛利亚等，这些城市不仅仅是商品集散地，也是金融交易和海事贷款的场所。

有一点，也许你想到了，在信息极度不发达的时代，中间商凭什么信任贷款者能够归还贷款？要知道，雅典古典海事贷款与现代信贷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一无抵押，二无质押，三无担保。

按照骗子的思路，中间商肯定亏了，贷到款就脚底抹油，能奈我何？

中间商确实不能找黑道人物打骗子闷棍，但是，这些人本身都是从航海圈里混出来的老油条，虚拟一个航海项目去他那里骗钱，不能说没有可能。而且，中间商压力也很大，一旦经手贷款不能归还，同行会把他的糗事满希腊传诵。要是还想干这行，基本上等下辈子吧。

雅典死于金融

银行和金融商给雅典带来的，不仅仅是贸易便利、外汇结算、战时物资，更多的是财富观念的改变。

遗憾的是，任何事情都要分两面来看……

伯罗奔尼撒战争也激发了雅典金融商的业务创新激情，在这里，他们开创了货币汇兑先河。尽管世道不太平，希腊商人依然要行走于各地，带上一堆银条没准哪天在路上会被黑掉，海事贷款中间商便很快成为世界上第一批外汇炒家。

此时，这批贷款中间人兼外汇炒家获得了一个专有名词，即“金融商”，“金融”这个词汇可能就由此而来。

现在，我一直觉得银行不够厚道，我存钱的时候并不认识柜员，也没调查过你，可是我仍旧把钱存在你那里。银行就给我这么一点点利息，少到远远不能补偿飞涨的CPI。

金融商逐渐感觉到在汇兑过程中总有一部分货币会成为沉淀，他们开始同时借钱给商人。由于金融商能接触到各行各业的商人，也就集中了大量信息，就凭他手中的信息，就可以黑人。后来，希腊城邦的金融商开始从事其他行业贷款，这已经颇类似于今天的信贷。

一个组织的介入最终使金融形态一锤定音，那就是神庙。

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