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械斗还差不多，不可能形成一个真正绝对集权的统治中心。
以封地为中心产生的“领主－骑士”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契约关系：领主和附庸分别承担责任和义务，领主要负责在战争中保护附庸，附庸必须为领主提供兵役和助金。
这种制度中，封君对封臣有管辖权力，而对封臣的封臣不再具有约束能力。
换句话说可能更清楚，A在土地a上可能是B的封臣，但B同时也可能在封地b上成为A的封臣。这是一种极其混乱、复杂的封地关系，按东方思维很难理解，因为其中没有绝对的臣属关系。
一个人怎么能既是自己上级、甚至是上级的上级，同时还是自己下级、甚至是下级的下级？
本来就不能理解，因为，维系封建关系的是契约，不是权力。一个省部级企业不可以归地厅级企业，但可以和其他地厅级企业签合同（非下属单位）。
所以，马克思所谓封建社会，专指西欧而言。
有人说我们是几千年封建社会，我始终对此有所保留，我们历来是皇帝集权，无封，又如何建？
西欧封建农奴制度下，封臣不再生活在公共环境下，而是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私人生活占据了主导。在个人空间内个人意志就是一切，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发展模式，在西欧的发展历程中这种精神得到不断强化。虽然，这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贵族，但这种生活方式却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
这种个人主义使西欧地区进入了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每一个领主都可以独立创新、试错，从而成功制度不断被模仿。如果附加外部挑战，整个试错过程非常缓慢和痛苦，这种制度不能在短期内集中资源，进而应对外部挑战，尤其是军事挑战。
如果地缘上西欧临近一个强大的帝国，西欧历史一定会被改写，然而阿尔俾斯山和拜占庭阻挡了波斯帝国西进，西欧获得了一个良好的试错环境。
第二个意义深远的影响，皈依基督教。
如果有人告诉我，试图建立专制的统治者有信仰，那我宁可相信芙蓉姐姐是真的天生丽质。
克洛维是在一次战役中先输后赢（与阿拉曼人战争的托尔比阿克大捷），发誓如果上帝能让他赢得这场战争就皈依基督教。种种偶然的机会，克洛维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战后率全体战士皈依基督教。
那，都是传说（胡说）。
克洛维皈依基督教肯定是经过长期考虑的，不可能因为一次誓言。因为克洛维皈依的并不是高卢或者巴黎的基督教流派，当地的基督教流派并不被罗马教廷承认。罗马基督教也为克洛维皈依做了长时间的准备，包括尊称他为西罗马帝国执政官，虽然当时西罗马帝国已经不存在了。
如果皈依基督教，克洛维就不仅仅是军事领袖，也是西罗马帝国帝位名正言顺的继承人。在克洛维信奉基督教之前，刚刚新婚，他的妻子是勃艮第王国公主，恰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说是巧合，难以相信。
哥信的不是上帝，是铁血。
虽然蛮族摧毁了西罗马帝国，但法兰克王国作为西欧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皈依了基督教，昭示着但蛮族将在一定程度上继承罗马文明，战乱对文明的破坏也不会到达毁灭的程度，日尔曼民族因此融合了罗马民族的精神，形成了欧洲民族国家的雏形。
在此后的历程中，西欧虽然长时间分裂，出现了很多国王，但精神始终统一在教皇大旗下。虽然，从世俗权力框架看，西欧是确实是分裂的，但明确的信仰、严密的教会在精神领域将西欧统一为一个整体。
西欧是真正的小农经济
所以后世资本主义在西欧生根发芽。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世纪欧洲的庄园才是真正的小农经济，衣食住行甚至手工业都在庄园或者领地内完成，即使领地内存在市场，领主也可以名正言顺去收税。
克洛维常年出去砍人，非常猛。他经常抢到很多土地，并且把这些土地封给手下，获得土地的人也就是后来的贵族。
克洛维的子孙也想这么干。
克洛维的本行就是强盗，所以有入有出，没有问题。到了他子孙手里，就不行了，抢来的土地都分给贵族了，王室领地并不比领主多，实在是没有实力抢劫了。7世纪，克洛维家族已经穷得叮当响了。
更糟糕的是他们成了被抢劫的对象，抢劫他们的人，有个官职——宫相。
宫相，大概类似于中国的大内总管，宦官，在哪里都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何况，这些侍从不但没有净身，而且可以统帅军队。
更离谱的是，法兰克宫相是一个可以世袭的职位。
这些侍从与中国宦官有着本质的区别，宦官或者说太监的权力来源于皇权，宫相的实力却来自地方庄园。也就是说，宫相是一种完全独立于王权的势力，本身就可以制约王权。
克洛维临死的时候，脑袋可能被驴踢了，居然把领地分配给了四个儿子，而非遵从长子继承传统，这无疑为宫相攫取王权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在宫相查理·马特授意下，强势国王达戈贝特被自己的教子暗杀，而且一定死的很惨。据《查理大帝传》记载，这位国王睡觉时被长矛戳进眼窝。随后，马特始终保持着国王年龄不超过15岁的记录，一旦超龄，就将其废黜。
宫相不但掌控着地方领地，甚至控制了王室庄园。此时，国王有了另一个绰号——“懒王”，也就是说，已经完全成了摆设。
有这样的实力，宫相仍旧不敢自立为王。非不想也，乃不能也。因为，在法兰克王国当国王不能仅凭刀把子，还要有教皇加冕。
西方国王不能自封可以统治人民，君主的权力来自于上帝，国王必须经过教皇加冕，即“君权神授”。如同当代宪法导言，大家都会说明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
没有君权神授，宫相却有了国王的实力，长此以往，那是一定会出事情的。
爆发的宫相，叫做丕平（714～768年），也是马特的儿子。丕平很矮，在西欧史上也被称为“矮子丕平”。
执掌法兰克帝国10年，每次看着废物般的国王，丕平总有一种冲动，想取而代之。而且，他的冲动还可以变成现实。
条件1：丕平之前，他的父亲马特在西班牙战胜了伊斯兰西扩势力，查理家族声誉在西欧基督教中如日中天。
条件2：公元741年，拜占庭在对抗阿拉伯帝国的战争中一败涂地，如果阿拉伯帝国真击溃了拜占庭帝国，西欧基督徒就得从“上帝保佑”改念“真主安拉”了，无论西欧居民还是教廷都需要一个强大的集权对抗伊斯兰势力。
这是个好机会。
第一次觐见教皇，丕平就提出了一个具有辩证意义的问题：“徒有虚名的人做国王好，还是有实权的人做国王好？”
教皇心领神会，答：“掌权者应为王”。
心照不宣，丕平放心了。
接下来，在法兰克贵族举行的苏瓦松会议上，丕平废黜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希尔德里克，并把他关进修道院。
丕平加冕典礼，教皇提芬三世如期而至，从此，加洛林时代开始了。
作为回报，756年，丕平夺回了罗马教廷统治区，罗马城及附近一部分地区划归教皇管辖。此后，在基督世界里，任何侵占教皇土地的行为都被看成反对上帝，这部分土地就是今天的梵蒂冈公国。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小片土地，教皇才能跟世俗权力对抗。不像今天的联合国，在人家地盘上蜗居，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怎么好意思反对人家。
丕平有个儿子，叫查理曼（公元742～814），又称“查理大帝”。跟查理曼比，丕平甚至算不上加洛林王朝的开创者。
查理曼从父兄手里继承了法兰克王国，却把领土扩张到西欧全境，在位45年，55次对外征战，法兰克王国成为一个东起易北河，西至大西洋沿岸，北濒北海，南临地中海的王国，占有西欧大陆的绝大部分土地，几乎囊括了当年的西罗马帝国版图。
按照东方标准，查理曼绝对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开疆拓土、为获得权力和支持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很多时候，一旦社会走进这种循环很可能就会形成不可逆转的棘轮，但是，西欧没有进入皇权专制的怪圈。
恶花，如何能结出善果？
墨洛温王朝末期，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货币制度几乎完全消失，“购买”（emere）一词甚至被“物物交换”（pare）替代。此时，西欧是一个地道的未开化社会，蛮族兵锋撕裂了罗马文明，这里不再有繁荣的商业、高度的文化，更没有一个国家行政管理框架，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封建城堡，货币用处已经不是很大了。
农奴一生都未必能走出领主的领地，要货币干什么？
没有货币，很惨。不过，对多年之后的西欧历史来说，这句话应该反过来：幸亏西欧当时没有货币。
要统治整个王国，必须削弱领主实力，也就是说，要从领主手中把土地拿走。丕平、查理曼想出的第一个办法：铸币，赎买领主土地。755年，丕平重建铸币厂，规定每磅纯银铸币不得超过22个。
顺便说一句，这个法子实在不怎么样。在中国，可以用高价买来好地，但西欧不是中国，用钱买地，就算国王也不好使。
中世纪领主与中国地主，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大到泾渭分明，大到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中国地主只有土地，西欧领主却拥有土地上的一切。
对中国地主而言，土地只是一种财富的象征，跟能办多少事，有多大权力基本没有关系。地主是皇帝的子民，佃户却不属于地主，土地所有权和统治权完全是两个概念。不论有多少土地，谁要是敢在自家地盘上弄个紫禁城出来，立刻就得被灭掉。
以“小农经济”自标的中国小农其实只能耕织结合，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地主压根就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土地占有关系要远比西欧脆弱，更值钱的，不是土地，而是权力。于是，我们有了“贫富无定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