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 第20部分

　　　　总而言之，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但神学要高于哲学。托马斯的这种区分，无疑在思想上播下了哲学与神学分裂的种子，为后来一些哲学家将哲学与神学对立起来，把神学排斥于哲学之外，最终使哲学还于俗世奠定了基础，并为经院哲学的最终没落埋下了伏笔。这一历史后果恐怕并非阿奎那本人有意栽下的花木所结成的。

　　　　上帝的存在是基督教能否成立的理论基石，倘若否定了上帝的存在，那么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大厦便将不击而溃、自行瓦解。因此，证明上帝的存在，是历代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的基本工作之一。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一出，也曾风靡一时。然而，把上帝作为“思维的极限”这种思路主观色彩太浓，不足为凭，因而遭到许多神父和学者的群起围攻。

　　　　阿奎那目睹了这种窘态，决心独辟蹊径、另寻出路。他有力地驳斥了流行的“不证自明论”和“本体论证明”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提出了５个颇有份量的证明：（１）动力因证明：犹如一只钟要有人来制造一样，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也一定有一个制造者和推动者，这便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第一推动者”

　　　　，即上帝是也。

　　　　（２）

　　　　因果论证明：世上任何一个结果都有其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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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些原因本身又是其他原因的结果，依此类推下去，必然会追溯到一个最初的原因，即不是其他任何原因的结果的那个第一原因，那便是上帝。

　　　　（３）

　　　　必然性证明：任何个别事物都不过是一种偶然的、可能的存在，阿猫阿狗可有可无，张三李四或许出现或许不出现；然而，整个世界必然有一个绝对的存在，否则无物可以出现和存在。绝对的存在只能是上帝。

　　　　（４）至善者证明：自然中万物优劣程度不等，形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阶梯，完善程度逐级提高，阶梯的顶点必有一个绝对完美无缺者，这就是至善的上帝。

　　　　（５）

　　　　目的论证明：自然界普遍存在着适应与协调的现象，万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鱼要游泳，便有了鳍和尾巴；狗想啃骨头，于是长出了坚硬的牙齿；而由于猫爱吃老鼠，老鼠只好乖乖地在地上繁衍。这可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别出心裁的设计；每一事物都有自身的目的，而整个宇宙则有一个伟大的整体目的的制定者，这正是万能的上帝。

　　　　后人一般把前三个证明称为宇宙论证明，而把后两个证明叫做目的论证明。这样的证明显然比“本体论证明”理论色彩更强、更有说服力一些，虽然它们不可避免地是主观主义和信仰主义的东西，而且在逻辑上也是漏洞百出的。譬如因果论的证明就包含了一个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因为既然假定了每个原因都有自己的原因，那就不能同时承认存在着一种没有原因的原因（即第一因）。

　　　　阿奎那的证明是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方法而做的，因此，亚里士多德所具有的一些错误也同样出现他身上。尽管如此，这些证明与安瑟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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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本体论证明一样，对经院哲学和神学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除了上述学说，阿奎那对上帝创世说、灵魂不灭论、认识论、形而上学、社会政治理论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阐述。

　　　　他适应着当时思想文化领域内理性主义影响日渐扩大、双重真理说（即同时承认神学真理和理性真理的学说）正在兴起的形势，充分运用从阿拉伯文化回流过来的亚里士多德学说和方法，用一套更巧妙的办法来证明信仰高于理性，神学高于哲学，哲学必须充当神学的婢女、为神学服务的信仰主义观念，从而为自己的神学唯心主义扫清地基。在这个地基上，他建立起了博大庞杂的哲学体系，这一思想体系集经院哲学几百年发展的大成，完成了其系统化、理论化的工作，将中世纪经院哲学推上了顶峰。阿奎那因此与奥古斯丁一道并列为基督教哲学的两大台柱。人们通常把阿奎那这一庞大的思想系统称为托马斯主义，因为他又名托马斯。尽管在开始时，托马斯主义也曾因为突出理性、甚至区别哲学与神学的作法，而受到教会的指责，但很快就得到承认，并且一举成为罗马教会的官方学说，他的学说也因之被钦定为经典，在属于罗马教会的所有学院讲授。

　　　　直到达１８７９年，罗马教皇再次颁布命令，确认托马基斯主义为天主教唯一真正的哲学，并且加封阿奎那为“经院哲学和神学之王”。历史上，一种哲学学说在官方形态中享有如此权威、占有如此地位的除了托马斯主义，就只有马克思主义了。这一历史现象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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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世纪之争

　　　　在漫长的中世纪，作为官方学说的经院哲学虽然垄断了一切学校的讲坛，排斥了别的哲学学说合法存在的可能余地，但它本身又并非铁板一块的统一派别。

　　　　经院哲学一经产生，其内部就同时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倾向，这便是一场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哲学大论战：唯名论与实在论的思想斗争。

　　　　两派争论的中心论题是“一般”与“个别”或“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

　　　　“个别”指的是个体事物：一只正在吃老鼠的猫，一张断了一条腿的椅子，或者美若闭月羞花的西施，都是“个别”。

　　　　“一般”意谓同类事物的共同性质或形式，西施、貂蝉、王昭君和张三、李四、王五一样都是人，“人”

　　　　便是个“一般”。同样，“猫”和“椅子”也是“一般”。那么，一般与个别是个什么关系呢？谁先谁后？谁决定谁呢？

　　　　“人”

　　　　与“张三”有什么关系？先有张三李四等等后有“人”

　　　　，还是相反？没有了张三李四等具体的人，“人”是否还存在？

　　　　最早注意到一般与个别关系问题的是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的理念论将一般看作为先于个别事物的真实存在，即肯定了一般的实在性，因此成为实在论的始祖。亚里士多德批评了柏拉图这种看法，认为个别不依赖一般而独立存在；但他同时又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形式（即一般）比质料（具体和个体）

　　　　更为根本，形式决定质料。

　　　　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为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埋下了伏线。

　　　　公元３世纪时，一个名叫波菲利的学者在给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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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著作《范畴篇》作注释时，提出了三个有趣的难题：（１）种与属（即共相）是独立存在的，还是仅仅为人的理智抽象的产物？

　　　　（２）

　　　　如果它们独立存在，那是有形体的还是无形体的呢？

　　　　（３）它们是与可感知的东西（即具体事物）相分离，还是就在其中并与它们相一致的呢？

　　　　这些实际上就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波菲利算得上独具慧眼，从亚里士多德遗留的矛盾中将其提了出来。可是问题提出了后，他却束手无策，只好拒绝作出回答。这也怪不得他，因为这些问题实在太高深莫测了，不仅难倒了他，连亚里士多德不也是无能为力吗？

　　　　而且直到２０世纪仍然有许多哲学家在为它们劳神费心，而始终是众说纷纭、不了了之。

　　　　或许这真是一个永恒的哲学话题吧。

　　　　公元６世纪时，波依修斯（Ｂｏｅｔｈｉｕｓ，４８０—５２５）接过波菲利的端绪，试图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个体是真实的存在，一般则是潜藏在个体中的事物的共相，同是又存在于人的思想中，而概念（即思想）是对事物进行抽象得出的对共相的认识，其真伪取决于它与事物是否符合。

　　　　这种观点对以后唯名论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三百多年后的伊里吉纳（Ｅｒｉｇｅｎａ，８１５—８７）

　　　　，在阐述自己的神学唯心论体系时，采纳了柏拉图的学说，把理念视为万物的原型，而将事物看作理念的实在化。这就肯定了共相的存在，开了后来实在论的先河。

　　　　实在论的早期代表人就是以“本体论证明”著称的安瑟伦。他的证明本来就蕴含了实在论的基本思想：一般是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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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基础，个别事物没有真实性；普遍性越高、抽象度越大的东西就越实在，上帝是一个最普遍的观念，所以他最实在。

　　　　换句话说，一般的“人”比张三李四更实在，没有了张三李四，还有王五陈六，还有其他的“人”

　　　　；就算没有了“人”

　　　　，依然存在天地万物，因此上帝永远存在。这种观点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它能作为证明上帝的工具，因此得到教会的赞同和扶持，视之为正统。历史上把这种说法称为“极端的实在论”。

　　　　尽管如此，不服气的大有人在，罗塞林（Ｒｏｓｃｅｌｉｎ，１０５０—１２）便是第一个敢于斗胆对抗权威的好汉。他不顾生命危险，摆开擂台，与安瑟伦主教展开了殊死的搏斗。针对安瑟伦的极端实在论，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报之以极端的唯名论。只有个别和具体的事物才具有客观现实性，是真实的存在，正如只存在安瑟伦和罗塞林这样一些有血有肉的人，没有任何空洞的作为“类”的人一样。一般性的“类”或共相只不过是一些人为的记号、语词和名称，是一连串声音或者说振动的空气，此外别无他物。可见罗瑟林是坚决否认一般的客观实在性的。如果他就此打住，而不再奋力直捣基督教的思想老巢，那他的命运也许会好过一些。

　　　　可是，这位直率的好汉只管顺着自己的思路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