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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真万确，没有哪一位冯特可以在德尔图良时代或者阿奎那时代，甚或笛卡儿的时代登高一望，振臂呼出实验心理学来；没有电池，没有发报键，也没有微时计定器，只有很少的人类行为景观可以当作一组现象加以实验研究。可是，在任何知识领域里，就算是时间和地点正好，脱颖而出的绝不是几千人，几百人，而只是少数几个佼佼者。甚至只有一个：一个伽利略，一个牛顿，一个达尔文，它们启发了另外几千个跟随者（后来还出现了妇女），他们向这些人杰学习，并把他们的事业推向前进。也只有一个冯特，他具有天才和驱动力，成为欧洲和美国新心理学的指路明灯。
可在今天，他好像成了一位奇怪而矛盾的人物。尽管他有崇高的声望和长期的影响，可是，他的名字现在除了少数一些心理学家和学者外，很少有人知道；大部分可以轻易地认出弗洛伊德、巴甫洛夫和皮亚杰的外行，却不知道冯特是谁。哪怕的确知道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的人，对冯特主要的观点是什么，他们也拿不出个一致的意见；不同的学者对他的系统的总结好像得出不同的冯特来。而且，虽然有一阵子，大部分心理学家都感到冯特的心理学范围过于狭窄，但这个领域里的少数几位史学家最近却重新估量了他的工作，并宣称他是一位有远大眼光和宽广胸怀的心理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事情可能是这个样子的，使他成为难解之人的原因在于，他是19世纪德国学者的缩影：无所不通、顽固、专横，而且在他自己看来是一贯正确的——一个理想和一位今天难以理解的人物。
第一位心理学家的成长
有关冯特最令人吃惊的一件事是，这孩子怎会长成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在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他看上去完全不像个会有半点出息的人，没有动力，也缺乏那份才气，更不用说会成为科学界和高等教育界一位杰出的巨人。事实上，他看上去直冒傻气。
冯特1832年出生于曼海姆附近的内卡劳，在德国西南部，可算是书香门弟。他父亲是村里的路德教牧师，可他的祖辈上有大学校长、医生和学者。在许多年里，冯特一直没有显出才气来，对学习也没有什么兴趣；他当孩子的时候，惟一的好朋友是一个弱智男孩，而在学校里，他习惯性地走神打野，神情恍惚。冯特读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他父亲来学校看他，发现他心不在焉的样子，盛怒之下竟当着同学的面煽了他几耳光。冯特永远也忘不了这件事，可这并没有改变他什么；还在13岁的时候，他在布鲁西萨尔上天主教专业学校，仍然是这么一位不长进的白日梦患者，他的老师常常公开煽他，另一位教师也当着其他同学的面嘲笑他——而这些学生多半都是些农家子弟，他们本身也不是读书的料。教师的惩罚也不起作用；他这年没有及格，满面无光。
接着，冯特的父母送他去海德堡的学会。在那里，在一些他觉得趣味相投的同学中间，他慢慢控制住了自己走神的毛病，并通过了中学时代，尽管一向也不过是成绩平平。毕业时，他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不过，因为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也只有很少的养老金，他只得准备找一份工作，以保持住体面的生活了。他选择了医学，并报考了图宾根大学；他瞒着母亲玩耍晃荡了一年，什么也没有学到。
可当他于年终回到家里，意识到几乎没有钱可以供他读完3 年大学时，他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他在这年秋天去海德堡大学重新学习医学，带着满腔热情一头扎入学习，竟在3年时间内完成了学业，并在1855甑囊窖峥贾谢竦玫谝幻某杉？
可是，在学习过程中，他发现临床实践对他没有什么Γ钥纬瘫碇械睦砜瓶纬谭吹辜行巳ぁ？855年拿到硕士学位后，他在柏林大学花了一年时间跟随乔安·穆勒和文弥尔·杜布瓦·雷蒙学习，再于1857年被指定为海德堡大学的生理学讲师。次年，当著名的赫尔曼·亥姆霍兹来到该校建立生理学研究院的时候，冯特申请当他的实验室助手，并得到了这份工作。他为亥姆霍兹所做的工作进一步集中了他对生理心理学的兴趣。
这时，他才20出头，尚未婚娶，冯特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工作狂。除了实验室的工作外，他还讲课，编教科书挣钱，进行他自己对感官知觉理论论的研究，并开始起草这个课题的大部头，即《感官知觉理论论文集》，这本书出版于1862年。在该著作中，只有30岁的冯特向德高望重的哲学家和机械论生理学家们提出了挑战，他说，心理学只有在它以实验结果为基础时才能成为一门科学，还说意识的确是可以通过实验手段进行探索的。
1864年，冯特被提升到助教的位置，然后辞去了当亥姆霍兹的助手的工作，专心进行自己的研究。他不再有机会进入亥姆霍兹的实验室，因此他就在家里建了一座，收集并自己动手制作必需的仪器，并进行自己的心理学实验。他继续教授实验生理学课程，但他的课里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心理学材料了。直到30快进40岁，他才离开工作一个足够长的时间去追一位女郎，最后与她订婚，不过，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他们只得推迟婚期。
亥姆霍兹1871年离开了海德堡大学。冯特好像是他最符合逻辑的继位人，不过，虽然该大学不断派给他很多亥姆霍兹的工作，但只给了他一个自助教授的教职，工作只有亥姆霍兹的四分之一。这次提升使他和女朋友可以结婚了，不过，他比以前更加刻苦地工作，长时间撰写他的《生理心理学原则》一书，指望这本书能够让他离开海德堡大学。
真的做到了。在第一部分——这本书以两个部分的形式出现，分1873和1874两年——冯特毫不含蓄地说：“本人在此奉献给公众的作品，是想要划出一门科学的界线。”这部著作带给了他所希望要的东西，即苏黎世大学的教授教席，一年以后又在莱比锡大学得到了更好的教职。
冯特于1875年去了莱比锡大学，想法占到了孔维特房间用于存放物品和演示，4年之后便开始用它作为私人研究院了。他的讲座十分吃香，个人名声和实验室的名气吸引了许多助手来到莱比锡，1883年，大学增加了他的薪水，给他的实验室一个正规的地位，并给了他额外的空房，让他把实验室扩建成了有7个房间的套间。
他本人花了较少的时间在实验室，而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讲课、管理研究院和写作，并修改厚厚的心理学方面的著作，后来又写作了很多有关逻辑、伦理学和哲学的著作。他的每一天都严格规定好了，就跟依曼纽·康德一样。他早晨花大部分时间写作，然后进行一个小时的咨询，下午访问实验室，散一会儿步，一边考虑下次讲课的内容，把课讲完，然后再去一下实验室。他的晚上是安静的，除了音乐会以外，他避开公众生活，几乎从不旅行，可是，他和妻子经常招待高级班的学生，而且在大部分星期天里让助手们来家里进餐。
在家里，冯特亲切和蔼，有些正规，但在大学里他是很教条的，而且很书呆子气；他行动起来就像大人物，自己也认为是这样一种人。他讲课的时候——大学里面最受欢迎的——他会一直等着，直到大家都坐好了，助手们也都到齐，而且都在前排落座。然后门会突然打开，他一步跨进来，一袭黑饱很是学术气，根本不看左右，径直就沿着走道奔向讲台，在讲台上摆弄一下粉笔和纸张，最后面对焦急的听众，手扶讲台滔滔不绝。
他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激情昂扬，根本不看自己的讲稿，虽然他在文章里总是艰涩沉闷而且语义不明，但讲课时，他会以稳重的学术方式逗人开心。比如他就狗的精神能量讲的一番话是这样的：
我曾花费大量时间试过我自己那条狮子狗，想看看它能不能肯定地表现出有没有经验上的概念。我教这条狗把一扇开着的门关上，要它在听到我“关上门”的命令时用前爪按通常的方式合上门。一开始，它在我书房一扇特别的门上学会了这一招。有一天，我希望它在书房的另一扇门上重复这个动作，可是，它吃惊地看着我，什么也没做。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教会它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重复他的小把戏。可是，这之后，它毫不犹豫地听从命令，遇到像这样的两扇门它就能关上……（然而，尽管）某些特别主意的联想已经发展成为真正的相似——联想，可没有任何最小的指示，可以说明它的意识里面存在概念形成的主要特征——也就是特别的物体可以替代性地代表一整个物体的范畴的意识。当我命令它去关上一扇从外面打开的门时，它只是简单地做同一个动作：打开门，也就是说，它不是去关上它，虽然我不耐烦地重复命令，还是不能让它做任何别的事情。不过，它很明显因为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而极感沮丧。
这就是冯特最为和蔼的程度，就连冯特最专心的弟子之一爱德华·泰切纳也觉得他通常“毫无幽默感，不屈不挠，极具进攻性”。因为极为博学，他认为自己就是权威。威廉·詹姆斯挖苦地对一位朋友写道：
因为这个世界上必须得有教授，冯特也就是最值得称赞 和永不可能敬仰过分的那种人。他不是一个天才，他是一位 教授——一种其职责就是要知晓一切的存在，他必须对世间 万事万物有所看法，而且还得与自己（的专长）联系在一 切。
对他的研究生，冯特极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