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种就是开放民众参政、推进公平政治竞争，即民主化改革。最近的案例就是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当政虽然推翻了腐败的苏加诺政权，也带来一定的经济发展，但以后苏哈托集团及其家族势力愈益腐败，把印度尼西亚经济搞垮了。印度尼西亚曾被认为在苏哈托下台后，最可能出现暴民政治和种族屠杀，因为全国有几千个岛屿、几百个部落。但十多年来，民主化的方向明确，步子虽然摇摇晃晃，一步步走过来，对腐败在高层的抑制效果很显著。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媒体开放，然后最高层让法律系统独立运转。一个社会对付腐败最重要的两个工具，一是透明的媒体，二是司法独立。如果这两个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团的控制之下，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自砍手脚。
丁学良认为，如果把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放在广阔的背景上看，过去的二三十年，是中国的官僚制恢复和发展的二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全面官僚化的二三十年。在此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壮大，受不到有效约束的官僚特权越来越促使腐败的精致化、深度化和全面化。同时期里，中国民间以及体制内那些正义的、公正的反腐诉求，却越来越被边缘化，起不了制衡作用。于是可悲的、文革式政治的情绪重新抬头，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上述对付官僚腐败和特权的四种方法，二十世纪的中国已经试过两种半，即军阀的、暴民的、半开明专制的，均无效，但又延滞了第四种。
【重温法国大革命】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注意到，假如人们按照旧制度存在末年的样子去描绘旧制度，那么绘出的将是一幅比真容更美却又不太像的肖像。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北美战争并未减慢这一飞跃发展；国家因战争虽然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二十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不过，经济繁荣的背后，不满的情绪也在积聚。国民在精神层面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长。而且，后来成为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地区，恰恰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如果研究法兰西岛旧财政区留下的档案，就不难发现，正是在邻近巴黎的地区，旧制度最早最深刻地进行了改革。在那里，农民的自由和财产，已比任何其他财政区受到更好的保护。相反，没有什么地方的旧制度像卢瓦河流域及河口处、普瓦图沼泽和布列塔尼荒原那些地方保存得更完整了。谁知却是在那里点燃并滋养了内战战火，那里对大革命反抗最激烈，时间最长久。以至于有人会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雨果小说《九三年》里反抗革命的人，便是出自布列塔尼地区。
托克维尔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的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让人难以忍受。博马舍的短期监禁比路易十四时期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动。”
与此同时，旧制度的弊端也显露无遗。这就是财政上的捉襟见肘，1788年法国又一次面临财政危机。和前两次财政危机（1720年和1763年）很快化险为夷不同的是，在权利意识方面已经觉醒的法国人此时已经对王室彻底失去了耐心和信心。虽然路易十六也在改革，但是他的改革没有跟上社会的节奏。托克维尔将这场浩劫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一个悖论：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了自己的毁灭。
【改革与革命赛跑】
理想的国家结构是国家、社会与市场“三分天下”，国家不能越出权力领域进入市场―价格领域和公民―社会的自治领域。毫无疑问，在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市场与社会正在从国家或者政府那里一点点“收复”自己的疆界。这不仅体现在市场经济中，同样体现在公民社会的建设中。细心者会发现，近年来中国媒体甚至已经开始部分地出现了有关“罢工”或者“游行”的新闻。只不过，“游行”在词语上被改头换面以“散步”等平和的方式出现。2008年“两会”期间，经历了“厦门PX”事件洗礼的厦门市政府发布公告，承诺“公众参与和市民反映强烈的项目不批”。由此可见公民参与在塑造政府性格时究竟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
相较经济与社会变革而言，政治改革无疑更缓慢曲折。谁也不能否认，尽管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改革最艰苦或最关键的一段路程尚待开拓。早在1980年，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中谈执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着重强调要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等弊病。如今，当中国改革船到江心，人们最为关切的仍然是，如何能够切切实实地推进政改，闯过转型时期“最后的大关”。
2008年，经济学家茅于轼在《绿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财富、自由和对内、对外开放三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和政治方面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不自由大为相关。今天中国所谓的问题，从道德滑坡到发展道路其实都与政治相关，其求解在于能否还权于民，用法治保护每个中国人平等自由的权利。但是，在一元政治之下，经济可以取得成就，却存在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政权是为了极少数人的。当这个少数人的利益跟多数国民利益不冲突的时候，那可以相安无事，而一旦发生了冲突，就只有执政者的利益。在茅于轼看来，中国当下的许多问题，诸如道德滑坡、环境恶化等同样与政治有关。总而言之，“政治好了，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
你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关心你。近年来，诸如党内民主说、宪政民主说、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咨询型法治政体说、国家制度建设说、增量民主说、协商民主说等各种政改路径设计陆续出台。然而无论哪种改革，最后给人的感觉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中央编译局当代所所长何增科直言不讳地指出当代中国人“患上了民主恐惧症”。在何看来，回顾中国政治现代化历史，渐进与激进、改革与革命曾经屡次交替出现，但是渐进改革曾多次因贻误时机而被激进的革命所代替，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也因此命运多舛。而中国今天的渐进政治改革到底能走多远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改革能否适时推进并取得突破；二是现有政治制度的容纳量和领导集团的学习能力。如果领导集团缺乏改革意愿，任由矛盾和危机积累并最终总爆发，改革的机会就会悄悄流走，革命则会不期而至。改革和革命都在与时间赛跑。
乔治·布什曾经在演讲中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熟悉霍布斯政治学理论的人知道，政府像“利维坦”（Leviathan）一样具有双面性格：它由人组成，也由人来运作，因此也就具有了人性的那种半神半兽的品质，它在保护人的同时，又在吃人。
显然，转型国家政治改革的成败得失取决于如何将“利维坦”关进笼子。纵观人类历史，其具体路径不外乎权力主导、权力裂变、外部输入及社会反叛（革命）等几种。比较而言，权力主导无疑是社会总体代价最小的一种方式，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等等也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至于这种渐进式变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权力对自己前途的认识，以及社会在赎买权力时究竟愿意支付多少社会成本和时间成本。从这方面来看，中国当下的改革，无论有多少挫折，有多少奋进，种种利益交换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些“花钱买宪政”的救赎意味。
有理由相信，发生于大革命之后的中国转型从本质上说是要完成一场关于国家权力的转型。即完成权力（或者国家）之于社会领域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既要避免社会动荡，又要使权力能够安全归位。这是一场新的革命，其目的就是要让中国历史真正“告别革命”。
而眼下的中国，社会生机初现。一切正如罗曼·罗兰眼里当年的法国：“我明白了我的力量，明白了我的民族的力量。我们只要等洪水退下去。法兰西的质地细致的花岗石决不会因之剥落的。在洪水带来的污泥之下，我可以教你摸到它。眼前，东一处西一处，有些岩石的峰尖已经露出水面了。”
爱国如何主义
“一个爱国，各种表述”。曾经被视为高尚的情感为什么渐渐沦为一种“脏话”？爱国还是不�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