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 第33部分

无疑，中国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转型，“转型”因此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显着特征。然而，对于转什么型，许多人并不清晰。说来凑巧，我在“型”字上观察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型”字，一“刑”一“土”，“刑”即“开刀”，“转型”就是要“拿土地开刀”。读者一定会说我牵强，中国的未来，当然不在于这个字如何写。不过，透过我的上述分析，这一判断也并非完全无理。

转型，实际上是完成一场关于土地的革命。广义而论，“土地”并不局限于物质层面，还关乎精神层面；既关乎物权，又关乎人权。即，每个人不仅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可以自由行走的土地，还要有属于自己的、不容他人侵犯的精神领地，以及自我实现的权利。没有这两个层面的充分自治，人就不可能真正获得自由和幸福。

开放社会，关门大吉。本书作者以为，宪政第一步是“关门大吉”，即每个人都可以守住自己的所得。转型时期注定是个“悲欣交集”的时代。一方面，旧的事物在发酵；另一方面，新的事物在生长。而我们之所以“自夸”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就在于这个时代为这场关乎土地的“双元革命”提供了某种可能。

第四章　从自由到民主

比起个人来，时代更容易出错。

——约翰·密尔

自由是反对滥用权力的唯一堡垒。

——安德鲁·汉密尔顿

帝国稻草人

近年来的中国，“农民该不该拥有土地”一直是社会讨论的热点。不过，考虑到五十余年的城乡分治限制了中国农民的迁徙自由，并上溯到千百年来帝王对流民的控制，将他们牢牢拴于故土，本书作者宁愿相信，中国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土地该不该拥有农民”的问题。

【得而复失的宪法权利】

1954年，中国颁布实施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然而，1956年、195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国家连续颁发4个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在事实上废弃了1954年宪法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发展经济，稳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以及实现毛泽东组织起来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梦想等等。到1975年，宪法正式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此后一直没有恢复。

在严格的户籍制度管理下，城市与农村以及城市之间处于一种“隔离”状态之中。出生在农村的孩子如果想进入城市，只有考学、参军（提干）、招工（或者顶替在城市工作的父辈）等非常有限的几种途径，而城市之间的户口迁移也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从小城镇迁往大中城市。尽管1978年之后，中国的户籍制度逐步有所松动，近年来，相当一部分省市已经开始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探索。但是，北京、深圳、上海等大城市仍然实行严格的户口管制。

对于中国的城乡隔离，秦晖先生写过一篇《南非，中国的前车之鉴》，将中国与南非历史上的暂住证做了简要的比较：“中国的市场竞争力，来源于中国的低自由、低福利、低人权。中国如果不搞全球化，就相当于朝鲜，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如果不是低人权，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东欧国家，也不会有太大的奇迹——全球化和低人权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了奇迹。中国经济奇迹的终极因素，就是两个：圈地运动，农民工——如果没有这两条，就无法想象爆炸性的城市化和世界工厂地位。”相较而言，南非黑人在城里打工，黑人家庭安置在城外的隔离型贫民区；中国也差不多，让农民在城里打工，但农民没法在城里安家，中国的办法主要是把他们安置在单身的集体宿舍。这种举措就产生了一种身份证制度——南非叫通行证，中国叫暂住证。两国有个共同的景观，就是大批的城管在街上巡查，可以将没有暂住证的人抓走。南非1984年有16万黑人因为没有通行证被抓走；广东的人口相当于南非的两倍，但2000年，因为拿不出暂住证而被抓的进城农民，相当于南非的3。5倍。这也是当年孙志刚死于非命的时代背景。

斯诺曾经感慨长城让中国人在精神上处于一种“戒严状态”，事实上，中国的户籍制度亦如是。如果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不能自由迁徙，农民就只能像“帝国稻草人”一样被种植在土地上，听任有权有势者摆布，甚至像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一样，被掏空了灵魂，在心底默唱“我是你的稻草人，我没有自己的灵魂，我只能听你的摆布，都觉得幸福”（歌曲《稻草人》）。

【“一孔教”】

笔者曾经撰文指出，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当务之急是需要“孔先生”，让社会重新发育，拓展联结，其功劳绝不逊色于收获鲜花无数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孔先生”的意义在于让社会更自由与开放。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在自由与开放中寻求平等，而不是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开放的社会是一个多孔性的、人与物皆可以自由流动的社会。与此相反，封闭社会则要以“一孔治天下”。关于这一点，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管仲曾经这样劝诫其服务的君王：“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管子·国蓄》）简单说就是：一个国家要想天下无敌，就要建立一套“利出一孔”的制度，让老百姓只有一个获利的通道。这样，老百姓就只有依赖于君王政府，事事仰君王鼻息，而君王就可以有效地控制民间势力，并积极地调控自由市场的无序状态——用管仲的话来说，就是“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自入了这“一孔教”，臣民就只能吃君王的“君饷”，上帝国的战车，为帝国效力，“长恨此生非我有”了。帝王之所谓“以天下为己任”亦不过是“以天下为己用”。

利出一孔的极致，就是政治全能主义时期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曾经转引托洛斯基的如是说：“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显然，利出一孔便是“通往奴役之孔”。

没有经济自由，就不会有政治自由，西方的民主无疑起源于商业文明。因为人是会交换的动物，商业让人们合群生活，自我组织，可以不断地“以选择救济选择”。市场经济之所以使社会走向自治更走向善，是因为商品必须是一种善，而有远见的生产者在“善的推销”中看到自己的前途。与此同时，因交换而缔结的横向之网形成了对纵向的权力之网的挑战。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自古以来中国的专制主义者不仅采取了严苛的户籍制和什伍保甲连坐制，还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让农民成为“帝国稻草人”，在其耕种的田地上站岗、流放。

【用脚投票】

中国转型至今，发生在上世纪初的选举如今更像是一道历史的苍凉手势。然而，在人类历史上，获得“用手投票”的权利之前“用脚投票”的筹码同样居功至伟。回顾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的成长，最赏心悦目的进步莫过于一个开放社会的正在形成，以及用脚投票的机会增加。

2006年“中非论坛北京峰会”召开时，北京出租司机都开玩笑说“老家来人了”。显然这不只是开玩笑，而是有科学根据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早就论证了人类最早起源于非洲大陆。至于理由也是异彩纷呈，除了埋藏于远古的头骨化石之外，有人甚至找到中国成语撑腰。在我印象中，有位法国人类学家便是从汉语“树倒猢狲散”一词中获得灵感，坚信人类最早起源东非大裂谷附近，由于当地倒了许多大树，以至于猿猴像熟透的果实一样纷纷落地，从此走出非洲，在世界各地埋下了文明的种子，开始享受人类文明的初夜。直到有朝一日生根发芽，繁花四起。照此理论，不难推断，如果没有当年“猢狲英雄”之“出树梢记”，断然不会有后来的雅典、罗马、巴黎、伦敦、北京、纽约以及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里记录命运的村庄。

简单说，人类文明首先是自由行走出来的。当然，这不仅包括走出地理，同样包括走出禁忌、苦难与不公正。我曾经多次提到，古罗马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风光旖旎的时代，也是现代文明的摇篮与草图。比如，共和制之于三权分立，辛辛那提图斯之于华盛顿，康茂德之于极权统治，角斗场之于大众传媒，元老院之于议会等等，无论是制度、法律，还是体育、文化，似乎都不难从中找到参照。通常，人们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源头追溯到瓦尔登湖畔的亨利·梭罗，其实，梭罗这种“公民不服从”的思想乃至行动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深入人心，并且一直是平民博弈贵族的利器。

公元前510年，此时的罗马虽然已关上王制的大门，转入了共和时代，但由于当时是贵族共和，由贵族组成的元老院控制了一切，平民有的因为债务变成了奴隶，所以矛盾十分尖锐。最后的结果是，为了摆脱贵族的控制，许多平民带着武器和生产工具离开罗马城。公元前494年，一大群平民撤出罗马城去了东郊的圣山，表示要建立自己的城市。“永别了，罗马！”由于平民大量出走，势必造成生产停顿、兵源匮乏，贵族一时慌了手脚，于是派出代表追到圣山找平民谈判，最后谈出了保民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