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慌了手脚，于是派出代表追到圣山找平民谈判，最后谈出了保民官制度。应该说，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万种风情的用脚投票，最有收获的用脚投票——因为此后，只要保民官一声“veto”（拉丁语：我禁止）就可否决政府的法令和元老院的决议。作为罗马法渊源的《十二铜表法》同样是平民与贵族博弈的产物。用脚投票的可能不仅使平民挺直了腰杆，更是他们自我价值及有权选择更好生活的无声宣言。面对这场“古罗马式罢工”——准确说是“罢国”，你会知道，旧时代有旧时代的自由，而且其时的壮观与成就远在“厦门PX”事件时小试身手的“中国式散步”之上。
【市场政治】
罗马平民能够取得胜利，至少有两个条件。其一是可以自由离开罗马城；其二是在罗马城外有一片可以属于他们的土地。前者保障了罗马平民用脚投票的权利，后者则使他们在用脚投票时不至于无路可去，陷入“霍布森选择”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困境而别无选择。在国家吞并社会，有主义无社会，禁止自由行走的特殊时期，用脚投票多是空谈。
事实上，正是因为古罗马时代的先民们有这种“用脚投票”的权利，我才有缘在公元2000年后的一个秋天，在意大利旅行时，在不经意间走进一个叫圣马力诺的国家，并在群山的怀抱之中倾听与我不期而遇的圣马力诺“总统”（联合执政官）讲述这个国家用脚投票的久远传说。
回到中国，上述封闭的情形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经济体制改革与开放的拉动下，社会才一点点地从国家体制中解放出来，即我所谓的“社会解放”。不可否认，近三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就在于逐步打破了原来的单位体制，使国民能在不同单位、不同地区之间自由流动。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从政治人还原为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自然人。
而在开放国家，不同的州之间是竞争的。如弗里德曼所说，“假如我不喜欢我居住的州所做的事情，我能迁移到另一个州。”也就是说，在那里不仅要有市场经济，同样应该有“市场政治”。自由抉择的背后是一套“市场政治”的法则。活跃于政治市场的竞争不仅体现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移民，同样体现在一国之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迁移。由于没有户籍和单位的禁忌，开放时代的居民可以通过居住地的自由抉择客观上使地方政府陷入关乎治理能力的竞争之中。就像平民离开罗马城，借自己用脚投票的权利与治理者充分博弈一样。
如果承认好社会是不断地用脚投票的开花结果，就不难发现，开放社会及随之而来的用脚投票其实暗合了一种民主内涵。甚而，大到美国，小到圣马力诺，何尝不是“用脚投票”投出的国家。在严格的产权制度下，如果土地私有，每个人都可以完成某种意义上的“建国”。或许我们可以说，在地权慈母般的眼神里，每一片土地都是一个国家。你种下一棵树，如果土地是你的，它就可以在这里自由生长几万年。
然而，在国家压倒社会的时代，自然资源实际归属于“权力所有制”的时代，人们却不得不面临“无地自容”、“走投（用脚投票）无路”的困境。真正的“国家”，应该是有“国”有“家”，公私分明。国家至少应该保障国民这样一种权利，即当他们无心国事时可以用脚投票回到自己的茅屋或精舍以求自治。
【出乡村记】
我在《南方都市报》连载的《乡村纪事》中，有一节是“出乡村记”。众所周知，“出埃及记”讲述的是古希伯来人在先知摩西的带领下走出埃及、重归自由之乡的故事。而我所谈到的“出乡村记”要勾勒的则是几代中国农民淡出农村的几道侧影。相同处在于，二者所描述的都是一群人，他们迫于生计或者只是向往另一种生活不得不离开一个地方去了另一个地方。不同者，“出埃及记”讲述的是一群人跟随先知从异乡到故乡，首先是他救；而“出乡村记”则是一群人分期分批，近乎自发地离开故乡，而且要把他乡当故乡（所谓“融入”），在这里没有先知，每个人都只能自救。如易卜生所说，“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
幸福，首先来于可以选择。如罗素所说，“须知参差不齐乃是幸福的本源”。只有人人都可以自由抉择，人类的生活与利益才有可能从整体上达到最优。无论是上述希伯来人的“出埃及记”、圣马力诺人的“出罗马记”，还是中国乡民的“出乡村记”，背后的逻辑都莫过于——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随心所往、自由迁徙的权利。
今日中国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渐入眼帘的民工潮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事实上，早在民国时期，中国知识界便已经开始关注当时的“民工潮”了。关于这一点，我在《近代中国农民进城的社会史考察》中读到不少有用的资料。根据1923年至1925年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人口的离村平均数为4。61％，而进入三十年代，农民离村率有了大幅攀升。据1933年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对22省农户的调查，统计出“全家离村之农家”共有1920746户，占报告各县总农户的4。8％；“有青年男女离村之农家”共3525349家，占报告各县总农户的8。9％。到1935年，全国22个省中举家外迁至城市逃难、做工、谋生、住家的户数比分别为14。2％，21。3％，15。4％，8。2％，四项合计达59。1％，到别村垦荒、务农、逃难的占36。9％。同一时期对青年男女离村之去处的调查表明，因各种目的离村进城的达64。9％，而到别村务农或垦荒的为28。5％。
和现在一样，在中国近代城市人口性别年龄结构中，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者主要是男性青壮年人口，根据《独立评论》李景汉的调查，在1338位被调查者中，20岁至49岁“离村”的农民，占到71。28％。另据陈翰笙等人调查，广东、广西及河北等省的离村人口中，男性占85％以上，而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者，占四分之三以上。与此相伴的，自然是农田大量抛荒。1932年，《农业周报》刊文指出：“强健者多逃入城市，另谋糊口；而所残留于乡村者大都老弱贫病者流。农民麇集都市，都市固嫌人口过剩；但农民离乡，则农村基础根本动摇，农村经济惟有日见摧毁。”时光倒转，得见如此光景，两相对映，其与今日之中国究竟何异？
论及当年农民为何进城，理由自然繁多。比如，天灾、人祸。天灾古已有之，至于人祸，主要指胡适所谓“五蠹”之一的扰乱。据统计，仅自1927年夏至1930年夏这短短三年中间，动员10万人以上之内战已多至近30次。由于长期战乱，大批散兵游勇变为土匪，一些没有生活来源的流民也加入了土匪队伍，因此，不少地方简直成了土匪的世界。据称在河南南阳等地，有的农民外出耕田，竟还要背扛枪支以防止土匪抢劫！由于盗匪横行，一些农民只好求生于相对安定的城市。
除此之外，还有中国的城市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上世纪三十年代，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谈到，此前一二十年，上海附近的城市机缫丝业的发展极快，城市工业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江村周围的蚕丝厂也是遍地开花，许多女青年被吸收到工厂里做工，江村16至25岁的女青年共有106名，“80％以上现在村外的工厂或在合作工厂工作。她们就是新的挣工资的人”。
重读这些段落，难免令人想起几十年来无以数计满身力气的男男女女，因为中国城乡分治这一基本国策几十年不许外迁或打工，尽做“帝国稻草人”。从1990年代开始，民工潮像上世纪初一般在中国各地卷土重来。这种“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景象，更给人一种光阴虚掷、今夕何夕的历史悲情。事实上，一个多世纪以来，并可以上溯到更遥远的年代，无论农民为何走出乡村，最真实的理由也许只有一个，即每个人都有逃避灾祸、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与权利。
岁月如流，光阴荏苒，好在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开始悔过自新，终于续接了人类之猿祖猿宗“出树梢，走天下”时的自由传统，使中国乡民能够在幸福的召唤下逆境求生，感受杨万里《桂源铺》一诗中的禁忌与解放：“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乳房与民主
没有国王，人民照常生活；没有人民，国王可一天也过不下去。国王与人民，谁比谁重要，大家早已心知肚明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生活在世界各地的臣民们很早便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奋起反抗，但是，民主的大树从破土而出到枝繁叶茂，却足足花了二十五个世纪。
【那时花开，民主的起源】
人类文明史，同样是部民主发展史。民主是人类的发明创造，却不是一次性的发明创造，甚至也不限于某一个地方。不过，每当谈到民主的起源，人们仍会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雅典和罗马。
古希腊由包括雅典、斯巴达在内的数百个独立城邦组成，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疆域和自治权。大约在公元前507年，雅典采用了一种民选政府的制度，尽管两个世纪后雅典被马其顿征服，但是雅典创造的民主却留传了下来。
与此同时，在古罗马也出现了与雅典相似的民选政府。罗马最初也只是个小城邦，当它征服了周边许多地方后，罗马政府甚至也将公民权赏赐给那些位于边远地区的臣服者。然而，由于传播和制度设计的缺陷，当中绝大多数人并不能真正以公民的身份参与管理——因为作为权力中心的公民大会在罗马广场上，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对于那些居住在帝国圆周上的公民来说，亲自到罗马广场议政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简单说，这里涉及“权力半径”和“民主半径”的问题。一方面，帝国的战车可以轻易抵达边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