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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2月，北京发生《晨报》报馆被焚事件。时已成为“新青年领袖”的陈独秀对此回答竟是一个“该”字。这个态度让自由的胡适一时寝食难安。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胡适表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要大家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
在胡适看来，没有宽容精神的新青年就不是真正的新青年，他们注定会重拾旧势力的道路。诚如是，有同乡同人之谊的陈独秀不但无法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
无疑，胡适之于近现代中国的贡献，在于倡言精神独立与思想宽容。胡适提倡“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1926年5月，当鲁迅、周作人和陈源之间的论争转向彼此对骂时，胡适“怀着无限的友谊的好意，无限的希望”，致信给鲁迅、周作人和陈源：“……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胡适书信集》，上册）
如胡适所说，二十年代，“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这一切与“五四运动总同令”陈独秀等人启蒙下成长起来的“新青年”不无关系——“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而是来自一批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胡适所担心的是，“如果一个社会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笫20册）
然而，早在1915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如此诠释个体解放与精神自由：“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显然，陈独秀早先的这一主张与胡适奔走呼号的自由思想不谋而合：“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年）
孰料，当陈独秀成为新青年们景仰的导师之时，他已自封为真理的绝对拥有者，以致当日有志同道合者拂袖而去。二三十年代，胡适偎心挂怀的是，只有每个人争自由，中国才会有自由；与此相反，陈独秀认为只有跟着陈独秀本人争自由，中国才会有真正的自由。
自由迟早是要到来的，然而不容辩说。在写给陈独秀的信里，胡适坚持即使是一个常识，每个人都应有机会自己判断，而非通过强力灌输。如其所言：“我的根本信仰是别人有尝试的自由”。
英人卡尔·波普尔有言，多见一只白天鹅不能证明所有天鹅是白的，因为只要有一只其他颜色的天鹅出现，“天鹅皆白色”这个命题就会被推翻。既然谁也无法保证此“真理的白天鹅”可以永远不被证伪，那么“非真理”“非主流”的价值就有自我尝试的权利。换言之，人类没有一劳永逸的真理，只有基于经验与创造而生的源源不断的知识，人类只能“通过知识寻求解放”。
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论政治》，公开与年轻十二岁的胡适决裂。九十年前的这场风云际会不欢而散，新文化运动从此绑上了政治的马车冲出了原有的跑道，其本质上是中国知识精英关于真理标准的一次分道扬镳。如果说陈独秀曾经代表着与帝王中国决裂的新青年的勇气，胡适则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新青年的灵魂。陈独秀一生颠沛流离，思想多有流变，至晚年重新回归五四时期民主、科学的立场，而胡适一以贯之地坚持自己最初的关于自由与容忍的理想。
亲历了二十世纪的风雨洗礼与返朴归真的中国人渐渐知道，真正政治文明必定奠基于生活文明之上。没有生活文明，政治文明就会失之空洞与轻佻。应该说，今日中国人多以生活诉求（而非政治诉求）为旗，为自己的权利奔走，它非吊诡而是真实地表明了中国的进步。正是这种对生活文明的琐碎而真实、循序渐进的追求与争取，在一点点锻炼中国的政治文明，推动中国积百年之沉郁的转型。
“庸俗革命家”与“增量历史”
曾经读过一本名为《蚂蚁的革命》（La revolution des Fourmis）的法国小说。书中提到的“庸俗革命家”这个概念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所谓“庸俗革命家”，就是那种不论付出什么代价、采取什么手段，也要在其有生之年见到所有革命成果的人。不可否认，人类历史上的许多社会运动，由最初的革命走向最后的极端，便是在这种心理驱动下发生的。关于这一点，法国大革命无疑是最好的解剖样本。
【“没有本钱的生意”】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世界历史上的划时代的大事件。转年，柏克发表《法国革命论》，猛烈地攻击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你也许会说，柏克带有长久以来英国人对于法国人的偏见。但不可否定，柏克在书中提到的一些观点有着极其重要的时代内涵。柏克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场革命不是来自生活经验，来自现实生活，而是以抽象的理性观念为基础。在柏克看来，法国大革命所标榜的“自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那只能造成灾难。真正的自由乃是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自由，是符合自然秩序的自由。“高谈一个人对食物和药品的抽象权利又有什么用呢？问题在于怎样取得和支配它们。”
和卢梭主张的“天赋人权”不同的是，柏克更注重“人赋人权”。柏克并不否定“天赋人权”里人权的价值，但是认为它更多只是价值论上的，而非方法论的。天赋是先天的，是既定的，而人赋是后天的，是需要生长培育的。在此意义上，柏克所谓“人赋人权”，既包括价值论，又包括方法论。如胡适所主张，考虑到人的局限性与社会的复杂性，只能是一点一滴地建设。
对于流行于革命岁月的乌托邦主义，桕克认为它们也是靠不住的。“人性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的目标也有着最大可能的复杂性；因此之故，权力就没有一种单纯的意图或者取向是能够适合于人性或者人事的性质的。当我听说有任何新的政治体制在寻求并且炫耀自己设计的简捷性的时候，我就毫不怀疑可以断定设计者们对自己的行当是全然无知，或者根本就不懂得自己的责任。”“他们不尊重别人的智慧；他们以对自己的过分自信取代了这种尊重。对于他们，一种事物的规格只要是旧的，就有足够的理由被毁掉。至于匆促建立起来的新规格，他们也丝毫不关心它的持续……”在柏克看来，当理论家们所号称的权利走向极端，“这些政治的宏伟目标就是要使法国变形，从一个伟大的王国变为一个大赌场；把它的居民变为一个赌徒的民族……”
同样是在《法国革命论》一书中，柏克这样写道；“你们（指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开始得很糟糕，因为你们是以鄙视属于你们的一切事物而开始的。你们是在做没有本钱的生意……尊敬你们的前人，你们也就学会了尊重你们自己。你们就不会认定法国人是一个昨天的民族，是一个天生低贱、奴颜婢膝的可怜虫的民族，直到1789年的解放为止。”
【什么时候4等于3？】
4等于3，你相信吗？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用数学的方法证明给你看。
具体解答步骚如下：
第一步：假设A＋B=C；
第二步：推出（4A…3A）＋（4B…3B）=4C…3C；
第三步：整理方程式4A＋4B…4C=3A＋3B…3C；
第四步：提取公因式4（A＋B…C）=3（A＋B…C）；
第五步：去掉同类项（A＋B…C）。
看到这里，有些读者一定会兴奋起来。他当然知道4是不等于3的，这是常识。否则，这世界也太荒谬了吧。然而为什么出现这荒谬的等式呢？聪明的读者大概注意到了，问题出在第一步的假设上：
既然A＋B=C，那么第四步“A＋B…C”便会等于0。也就是说，4（A＋B…C）=3（A＋B…C）实为0×4=0×3，而这个等式之所以成立，正是因为这个0已经“毁灭”了与其相乘的任何数字的价值。
在此，我不是为了研究数学，而是想借此机会表明我对历史的态度。回想世人否定一切历史、打倒一切旧文明的态度与行为，何尝不是将这个“否定一切的0”加入了这个乘法运算，从而颠覆了世界的秩序，使世界失去本真的意义？这个“0”就像一场否定一切的荒诞革命，使历史创造都灰飞烟灭，余下就是“一穷二白”了。
而我所谓做“历史的加法”“历史的增量”，追求的是文明正向的累积，而以“否定一切的0”做“历史的乘法”，实则是使历史归零，归于虚无。在我看来，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凡急功近利地以为只要否定过去的一切，便可以从头再来，便可以开创一个“勇敢新世界”，都是不切实际的。忽略0在乘法运算中具有否定一切的能量，其最后所能收获的“文明的等式”，只能是“0×4=0×3”式的毁灭与“4=3”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