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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不如大清”】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一书中提到“民国不如大清”的现象。“一个曾经数千年不断改革修正的政治社会体制，不可能一无是处，在抵挡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战而逐渐崩溃之时，断壁残垣之下往往也有黄金和名人字画，不可玉石皆焚。不幸的是，我们老一代的探索者多是一次革命论者，以为一座合乎他们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楼立刻就可耸入云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众露宿街头，饿殍载道，疠疫横行，如此则受害群众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清了。”
在这里，我们不妨将“建新居”理解为做“历史的加法”，而拆旧居理解为做“历史的减法”。不可否认，人类在革故鼎新中进步，有时也不可避免地会用到“历史的减法”。然而，要想做好“历史的减法”，首先要做好“历史的加法”。否则，就难免会出现唐德刚所说的“群众露宿街头，饿殍载道，疠疫横行”那种状态。虽然我们从价值上认同民国较清朝、民主伊拉克较专制伊拉克是个进步，但是，如何在转型进程中先做好加法再做减法，无疑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笔者曾将中国的传统总结为“拆迁”二字。转型期的中国，“China”也时常被人们念成“拆哪”，以此自嘲中国式“拆迁文明”。虽然中国有几千年文明，然而，所谓气象万千的农民起义，都不过是一个朝代对另一个朝代的拆迁运动，而且都是先拆迁，后搬家。与此相反，由于时刻保有我之所谓“增量历史观”，文明晚于中国许多城市的巴黎却成了世界上最诗性浪漫、最有文明气息的城市。相信所有到过巴黎的人，都会感受到“增量历史”所带来的震撼。
事实上，我之所以主张废除死刑同样是出于对增量历史的考量。国家以多数人的名义将束手就擒者绑去杀头，并不会使历史有所增加。在我看来，“杀人偿命”同样是在做一种“历史的减法”。如两百年前贝卡利亚所说文人小说下载，国家对杀人犯进行报复，实际上是安排公共杀人犯杀人。断头台竖起之时，即是在杀人犯对人类做了一次减法后，再由国家做一次减法。
一个旧制度可以被消灭，继而代之以新制度，借此达到历史增量的完成。然而，杀死一个人，并不会使人类历史有所增加。死刑判决只会给人类带来长期亏损，一个人不会因为被消灭而变成一个新人，所以这种“历史的减法”将是永久的。
【从猢狲怎样到公民？】
2006年，萨达姆终于被吊死了，这一点已经确凿无疑。有疑问的是，被吊死的究竟是个独裁者，还是个老头？
打掉王冠，割掉脑袋。有人欢呼，独裁者得到了“应有下场”。然而，在我看来，独裁者的“应有下场”是从权力体系中消失，而非在肉体上消失。事实上，萨达姆被剥夺一切权力、被剔去所有尖牙和利爪的时候，“独裁者萨达姆”便已经死了。
伊拉克没有因为独裁者被吊死而恢复安宁。在萨达姆被处死之后，伊境内发生数起暴力事件。美联社2009年4月公布的一份统计数字显示，伊拉克战争至少造成了11万伊拉克平民的死亡。截至2009年11月9日，驻伊美军士兵死亡人数已达4362人。各式冲突更给人一种“诸神渴了”的乱象。没有谁会怀疑美国政府深陷伊战泥潭，而伊拉克也已坠入内战的深渊。
12月24日，美国《时代》周刊将伊拉克人选为年度重要人物。入选理由是“挣扎在死亡线的边缘”。自“解放”以来，伊拉克百姓每天都在经受无尽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即使是在萨达姆当政时期，这个国家历经十二年多的经济制裁，伊拉克民众也从未遭遇过如此地狱般的生活。
在此笔者并不怀疑民主之于伊拉克的价值，但是伊拉克今天的乱局，难免给人一种“民主伊拉克”不如“专制伊拉克”的错误印象。这不是“民主伊拉克”不好，而是“民主伊拉克”的大厦根本没有建立起来，而“专制伊拉克”的流弊却在大街上明火执仗、耀武扬威。
几年来，随着萨达姆这棵大树的倒掉，原先的猢狲早已散尽。然而，对于这些猢狲来说，如果在树上曾经有过“美好生活”，或者觉着下树后的生活不如树上或想象中如意，多半要找机会重新上树。
如上所述，美国大兵将伊拉克大树锯倒，将猢狲赶跑。然而，旧树已去，新楼未建，今日伊拉克犹似花果山。臣民时代的猢狲若不能直接住迸民主时代的房屋，且逢乱世，就难免要忍受此一过渡时期的天寒地冻了。
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从猢狲到公民，此一转变决定于各种社会力量的成长，而社会成长的关键就在于个体权利与意识的崛起。在此转型过程中，外力与内力的共同作用无疑是重要的。然而，战争的害处即在于打破或中断了原有的历史积累，并且增添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总结美国和伊拉克以及伊拉克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屠戮，不难发现，这两个国家仿佛被报复诅咒。如甘地所说：“以眼还眼，只会使全世界都变成瞎子。”显然，今日伊拉克最需要的是和解、宽恕与拯救，而不是将那些“罪恶者”推上绞刑架，继续做人类的减法。从这方面说，美、伊政府坚持处决萨达姆，既是放弃了萨达姆身上可资促进伊拉克和解的资源，也可能为当前的“复仇之局”雪上加霜。
第六章 网络社会
鱼群从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
——索尔仁尼琴
平日里最让人着迷的是穿越藤桥……没什么比这个蜘蛛网更优雅，也没什么比它看起来更脆弱。
——安德烈·纪德
自从有了互联网
毫无疑问，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我即媒体”（I the media）的自媒体时代。博客、DV以及其他便捷、大众的传播方式正在改变新闻业的面貌。当人人都可以拍DV，都可以写网志（博客），他们也都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记者或者“议员”。
网络不仅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而旦创造历史。在这个“人各有志”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地记录自己的生活与遭遇，并且借助网络等新兴媒介在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做一个寂寞而真实的桅顶了望者。若得幸运之神的眷顾，还会凭着自己无意的一瞥，撞开历史多情的一页。正是看到这一改天换地的变革，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将网民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
【锄头、流水线与电脑】
在过去，在网上冲浪被当做一种时尚，而现在更是一种必须的生活方式。阿尔文·托夫勒曾经在《再造新文明》一书中断言：世界迎来了第三次浪潮。第一浪潮是以锄头为标志，第二浪潮以流水线为标志，而第三浪潮则是以电脑为标志。第二浪潮的大众化社会已经为分众化社会所取代，同质性社会为多样性社会所取代。如今，伴随着各种社会性软件（Social software）和社会性网络（Social working）的兴起，互联网文明早已经开花结果。
对于流行于网络上的意见，有人可能会说，网络意见是一种不全面的意见，不代表民意。这种批判多少带有一种乌托邦的意味，因为直至今天，历史上大概也没有什么民意是全民一致达成的，要不怎会有更像是权宜之计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事实上，在分众化社会到来之际，如何维护少数派权利更是现代政治的首要任务。如果将网络意见视为民意中的一部分，就应该相信任何网络意见，哪怕只是从网上发出的一个孤独的声音同样值得政府与社会重视。
2007年的“周老虎”事件可谓轰轰烈烈，当有些人将“全民打虎”的起因归咎于政府的“诚信危机”时，我却更愿意看到社会变迁的另一面，并将此归功于中国公民探寻真相和表达意见的能力的崛起。而“厦门PX”事件之解决，同样得益于网络（包括短信）。拜其所赐，一场“无组织、有纪律的散步”在一夜之间得以酝酿。
尽管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谣言”与“错误言论”的传播，让一些多愁善感的正人君子心怀忧惧，甚至竭尽所能掩饰这个时代亟须医治的溃疡。然而，即使如此，在关键时候互联网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温暖、惊喜与光亮。自从有了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格局产生了巨大变化，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松地成为一个“新闻社”、一个“编辑部”、一部“电台”，一个“伸张权利的终端”，从“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到“厦门PX”事件中“手持短信”的散步者，这一切无不表明：如果有可以持续的自由权利，每位公民都能顶天立地。
中国之民意崛起，来自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来自现代网络科技的发展。如果承认在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暗合了“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承认中国在逐渐地告别过去那种一切以政治为中心的“上下高度一致”的时代，就不难发现，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互联网发展，客观上都是在个体平等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横向的联合。如前所述，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差异就在于：前者的信息是垂直流动的，而在市场经济中，信息主要是水平及对角流动，买卖双方在各个层次交换着信息。
与此同时，互联网的过度繁荣也映照出现实生活的满是无奈。试想，若不是现实生活不如人意，无处可去，谁会整天泡在网上？若不是没有相濡以沫的爱情，谁又何苦天遥地远地与未来网恋？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网络似乎更像是现实世界的流放之地，寄居其中有时亦不过是在失乐园后自慰与自救。互联网见证了转型期中国人的怕与爱，当人们不能种好自己现实中的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