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盗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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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盗墓- 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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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柱烧无声。试读碑上文,乃是昔时英。”韩愈对于东汉陵墓多被破坏的事实,也有“丘坟发掘当官路,何处南阳有近亲”的感叹。掘冢,也曾经是不法贵族官僚的一种游戏。如西汉广川王刘去,就有公开盗掘坟墓的嗜好。《西京杂记》说刘去发掘古墓“不可胜数”,“国内冢藏,一皆发掘”,其奇异者就多至上百。中国自古来,盗墓就很盛行,民间盗墓蔚然成风。这种风气到了宋元时期,仍然有增无减。
  蔚然成风的民间盗墓
  宋代以来的骨董收藏之风刺激了盗墓风习,而盗墓发现又为当时金石研究的兴起提供了条件。二者相互辅承,使得宋元时期的民间盗墓之风越演越烈。
  蔡绦在《铁围山丛谈》说,帝王尚好博古收藏,盗掘古器一时成风,“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邵氏闻见后录》记载了这一故事:北宋时,有人在长安卖汤饼民家得到高尺余的白玉奁,上刻云气龙凤、海上神山,进献朝廷,得到“墟墓之物,不可进御”的答复,于是收入官库。同书又记述,有人在关中坏一古冢,发现一件可容水一斛的碧色大瓷器,“中有白玉婴儿,高尺余,水故不耗败。”
  隐秘的、持续不断的民间盗墓在宋朝整个盗墓史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尤其在民间盗墓蔚然成风的南宋,有史可查的民间盗墓就有很多。
  宋高宗建炎初年,长安城附近不断有盗发古墓的事件。明人在《稗史汇编》中写道:“长安近城官道之侧,有大古冢,以当行人常所往来,故独久存不毁。建炎初寇乱,有人发之,得古铜钟鼎之属甚多,验款识,皆三代物。冢为隧道窟室,土坚如石,周匝皆刻成人物侍卫之状,其冠服丈夫则幞头,妇人则段衣,皆宽袖,颇类今制,而小异。乃知数千载冠服已尝如此。”这段话的意思是:在长安附近的官道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古墓。当时很多行人来来往往,所以这座墓一直保存了很久而没有遭到掘盗。然而宋高宗建炎初年因为战乱,这座古墓终没有逃过此劫,被人给盗了。盗墓人在墓里得到许多古铜钟鼎之类的器物。经人看了一下样式,证明是三代以前的器皿。这个坟墓有个隧道,隧道的土很硬,好像石头一样。墓室的窟室四面墙上都刻有很多类似侍卫的人。墓主人的头上有幞头,其妻子则穿着衣,都有着宽宽的袖子。和宋建炎期间的服饰很像,只是个别的地方有一些小的差异。因此可以看出当时人得出结论:几千年前的衣服就已经是宋代时那个样子了。
  其实,民间盗墓当时并不仅仅是宋朝所独有。与之并存的金王朝也有很多发掘冢墓的情况。《金史》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尚书省奏,盗有发冢者,上曰:“功臣坟墓亦有被发者,盖无告捕之赏,故人无所畏。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发冢事件之普遍,竟然使得本朝的“功臣坟墓”也不能保全。
  盗墓活动之所以如此普遍,主要是盗墓人太贪念于墓主的随葬财物。司马迁在《史记》中论述社会行为往往为利益驱动时曾经说到,“劫人作奸,掘冢铸币”等敢于冒死而“不避法禁”者,其实都是出于财富的追求。《元史》有这样的记载:元太祖时代,张荣授金紫光实禄大夫,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马元帅,知济南府事,“时贸易用银,民争发墓劫取,荣下令禁绝。”也是民间出于经济目的盗发冢墓的史例。
  但盗墓有时又有令人惊异的动机。《异苑》记载,汉代人京房的坟墓在东晋时被盗掘,遗体依然完好,“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元代有“木乃伊”可治愈“损折肢体”的传说,与“僵尸人肉堪为药”的迷信接近。而李时珍《本草纲目》也引用过此说,可见在民间的风行。近世吴有如《点石斋画报》有题为“群贼盗骨”的故事,其中写道:“有匪徒将棺木撬开七八具,盗窃枯骨,有谓以之为闷香,有谓以之合药饵。事虽出于拟议,然非专盗衣饰可比矣。”这种取枯骨“以之为闷香”或“以之合药饵”的盗墓动机,实在令人惊异。大家都熟悉的伍子胥“鞭尸”的故事,则是发掘墓葬行为极端的复仇形式。历史上发冢斩尸(如拓跋王圭发慕容普麟冢)、剖棺焚骨(如王颁掘陈霸先陵)一类事例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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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的最后归处:解析宋皇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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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了皇权高度集中的北宋,全国才有了一个初步统一的局面。只要有政权存在,就一定会把建皇陵提到日程上来。
  北宋八陵位于今河南郑州、洛阳之间,南望嵩山少室,北临黄河天险,蜿蜒阻隔,东为巍峨挺拔、群山绵谒的青龙山,洛水东西横贯全县,自古以来就被北风水先生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所以北宋皇帝除徽、钦二宗外全部安葬在这里,统称“巩县八陵”。巩县的北宋陵区,北起孝义镇,西至西村,中贯芝田镇,面积约有三十多平方公里。偌大的陵区,真可谓是头枕黄河,足蹬黄河了。
  北宋的陵寝制度大体上沿袭了唐代初,只是改变了汉唐预先营建寿陵的制度。北宋的陵寝在皇帝死后才开始建造,而且全部工程必须在七个月内完成。因此宋代的陵园规模不如唐代。
  从唐代高祖李渊开始,后妃附葬帝陵不单独起陵,而宋代恢复了汉代的规制,后妃单独起陵园于帝陵的西南隅。后陵建筑与帝陵相同,但规模较小,除太祖庄怀皇后潘氏有陵号“保泰”外,其它后陵都没有陵号。
  巩县宋陵的形制均坐北朝南呈正方形,各陵尺度和墓前石刻数目整齐划一。墓室上建造方形三层陵台,每门各有石狮一对。由南门向北的神道两侧排列文武大臣和各种石像。陵园布局分上宫和下宫,分别为上陵谒拜祭祀和日常供奉起居的场所。宋代建造陵墓相风水堪舆(看风水),流行“五音姓利”的说法,把姓氏归于古代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的方位。北宋营建帝陵时间短促,运料、营建以及入葬工程量都非常浩大,因此给人民代来了沉重的负担。例如,建造赵匡胤父亲赵宏殷的永安陵时,仅被压死者就达二百多人。
  北宋陵墓的布局
  北宋八陵的建制与布局基本一致,由南向北依次为鹊台、乳台、华表、石像生(石刻仪仗队)、阙亭(昭陵的两个阙亭都是缺角的房子,据说仁宗认为自己执政期间还有不完满的地方,故把阙亭建成这个样子以向人民表达歉意)、皇帝陵台、皇后陵墓(以上属于上宫建筑)和下宫。每陵皆有兆域,兆域也称陵域,四周植荆棘等。兆域内除皇陵之外,还有附葬的皇后陵以及宗室子孙和当朝重臣的陪葬墓。皇帝的陵台位居整个陵区的中心,夯土筑成,是个三阶梯的覆斗,底边呈四方形,长、宽约60米,台高约16米。陵台之上柏树成林,纵横如织,陵台之下则为皇堂,即安放皇帝棺椁的地宫,用条石或砖镶砌而成。
  围绕陵台四周的是陵墓宫城的神墙,神墙呈正方形,边长约230米,墙的四面正中各设一神门,四隅有角阙。在东、北、西3门之外,各置石雕蹲狮1对,南门的石狮则是站立的,称作跑堂狮,属“移动部队”。整个陵区庄严肃穆,诉说着皇权的威严与帝陵的神圣不可侵犯。
  陵墓宫城南门为正门,门道内置石雕宫人1对,陵台前置石雕内侍1对,门外置上马石、下马石各1对,加上陵墓神道两旁对称而立的华表、石像生、石狮等,共有石雕60件,这是帝王才能享有的“待遇”。
  帝陵石雕群中,排在最前的是望柱,又叫华表。宋陵望柱呈八角形,象征四面八方,其顶部是莲蕊,底部为莲座,中部刻有龙纹,是皇家建筑的特殊标志。接下来是象与驯象人,象在宋代是皇家仪仗队的先导,驯象人一般来自越南,另外象也暗含万象更新的意义。象之后是瑞禽瑞兽,宋陵的瑞禽是宋陵石雕中的杰作,也是空前绝后的珍品,为其它帝陵所没有。再后,是仗马和控马官,这也是仪仗队中不可或缺的。马的后面是象征高贵与尊严的虎、象征乖巧与吉祥的羊(羊也是祭祀品)。羊的后面是客使,共3对6个,是参加皇帝葬礼的邻国及少数民族的代表,他们手捧的宝物各不相同,从其长相和宝物的差别基本可以确定其来自哪个国家和地区。客使的后面,也就是靠近皇帝陵墓的方向,是武将文官。文官靠近陵墓,武将紧随其后,这反映的是宋代的官制。在朝拜序列上,也是如此。再向后,也就是陵墓宫城门外站立的,是头戴盔甲、手持斧钺、双眉紧锁、不胜其哀的镇陵将军。巩义市宋陵研究专家孙宪周说,“镇陵将军的后面,就是看守陵墓宫城的狮子了。”
  一般来说,后陵设石雕36件,亲王公主的墓设18件,大臣墓设6~8件。石雕数量的多少,反映等级的不同。
  后陵一般在帝陵的西北,建制和帝陵相同,规模是帝陵的一半。后陵的西北是下宫,这儿是为皇帝的灵魂供奉衣食的地方,也是管理陵园的官吏或宦官、宫女日常生活的地方,设有厨房、贮藏等场所。在这里,陵区管理人员每日都要献食于下宫的皇帝遗像。官员朝陵时,在上宫行祭之后,还必须到下宫去拜谒先帝圣容。
  北宋皇陵的典范:永昌陵
  永昌陵作为北宋开国皇帝的陵墓,尽管较前朝比较寒碜,但开创了北宋一代皇陵的典范。
  永昌陵由上宫、下宫、孝章宋皇后陵、章怀潘皇后陵以及两个陪葬墓组成,陵区南北长2000米、东两宽约6000米。永昌陵卜宫地势南高北低,从陵区南端的鹊台至北神门石狮,南北落差达17。3米。由于常年平整土地,陵区地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鹊台至北神门处有八阶台地,每阶逐次降低0。8~2。7米不等。永昌陵上宫的建筑大致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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