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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亥本来是一个花花公子，又深受始皇娇宠，少不经事，怎肯沉下心来去研究什么法律？所以，一切判决讼狱之事，一概委托赵高办理。赵高深知始皇性情，“乐以刑杀为威”，所以，遇有刑案，总是严词罗织，铸成重罪，以应合始皇之意。一面奉承胡亥，导其逸乐。因而博得始皇父子的欢心，都认为他是个忠臣。
这就使得赵高更加大胆，有时竟招权纳贿，舞法弄文。有一次，事被发觉，秦始皇把他交付蒙恬的弟弟蒙毅审理，蒙毅猜不透秦始皇的主意，不敢询私，于是按律定罪，当判死刑，并废除了赵高的宦籍。不料秦始皇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念赵高明断有识，强练有才，办事勤敏，格外加怜，特下赦书，不仅免其一死，而且还官复原职。
这件事造成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后果，即它使赵高和蒙恬兄弟从此结下了仇怨。使赵高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一旦始皇驾崩，扶苏继承了皇位，蒙氏兄弟势必受到重用，那时，自己的结局将是非常可怕的。这就更加迫使赵高明确地倒向胡亥。只有立胡亥为帝，才能够保持并巩固自己的地位。一心梦想着使秦王朝的江山万世相传的秦始皇，却没有想到，自己这一念之差，竟为他的万世伟业留下一个致命的隐患。
一代雄主的秦始皇，正是由于在他的性格中存在“好庚”的弱点，因而对赵高之流失察；而赵高也正是看透了秦始皇的这个本质。所以，处处投其所好，从而骗取了始皇的信任。
皇帝艺术家虽然不能治理国家，但却很好侍奉，只要摸准了他的脾气，比起皇帝政治家来，那可就好糊弄得多了。在中国历史上，这一类的事例极多，宋徽宗时期的童贯与蔡京，可算得上典型人物。
童贯在太监中是个很特殊的人物，他虽是太监，但却没有一点儿太监的模样。据说他身躯高大，声如宏钟，而且力大如牛，不知怎么弄的，他的嘴唇上居然还长出了几根胡子，有这个得大独厚的条件，就极容易讨到妃子，宫女的欢心，再加上童贯生性豪爽，不惜财物去结纳众人，而且度量很大，一般不去计较小是小非，所以，宫廷内部上上下下都很喜欢他，他赢得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童贯善于察颜观色，拍马奉迎的本领直到宋徽宗即位后才发挥得得心应手，他时准机会，一拍即准，终于在徽宗时期发了迹，他主持枢密院，掌握兵权达二十年，他与宰相蔡京互为表里，狼狈为好，权势之大，其实还在宰相之上，由于蔡京是男人，称为公相；而童贯是阉人，所以人们称他为“温”（即“母”）相。
宋徽宗赵佶即位之后，觉得天下再也无人能够“压抑”他的“艺术才华”了，就派遣童贯去搜罗天下名画，以供他观赏摹画。当时，书画艺术最为发达的地区是东南沿海尤其是江浙苏杭一带。于是，童贯就来到了杭州。童贯办这趟差使，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知道宋徽宗酷爱书画艺术，只要能投其所好，肯定会受到宠信。童贯不愧是富有经验而又深谙人情事态的官场老手，他的分析是极有道理的，艺术家往往不领其他理性因素，只要能在情感上相通，便即置一切于脑后了。童贯在苏杭一带把先期名画和时人杰作源源不断地送到宋徽宗的面前，徽宗在大饱眼福之后，对这位使者的尽心尽力也十分感激。
不久，重贯在杭州遇到了逐臣蔡京，蔡京是个奸诈狡猾的投机分子。宋神宗时，他投机于变法派，后来，司马光当权，罢除新法，当时知开封府的蔡京又积极响应司马光，迅速废除了新法，由此获得了司马光的赏识。诏圣年间，哲宗又恢复新法，新党上台得势，蔡京就又积极支持新法。这条行为没有定轨的政治“变色龙”终于在徽宗刚刚即位时，被向太后赶出了朝廷，到杭州任知州去了。童贯此次来到杭州，便与蔡京交接起来，没想到竞是一见如故，十分投机，童贯就想借此机会荐举蔡京。
恰巧，蔡京也精于书法，还通绘画，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北宋有苏、董、米、蔡四大书法家，苏指苏轼，董指董庭坚，米指米莆，蔡就是蔡京，只是后人因为蔡京是奸臣，不愿把书法家这一桂冠套在他的头上，往往把他换成了姓蔡的另一个人。童贯就利用蔡京的这一特长，每次送给徽宗的书画中都带有蔡京的作品，并附上吹嘘蔡京的奏章。徽宗见了蔡京的书画，本就喜欢，再加上童贯的吹捧，就决定拜蔡京为相。正巧，朝内新、旧两派斗争不休，徽宗即借调和两派关系之因由，免了宰相韩彦忠，于公元1102年7月，任蔡京为宰相。
蔡京重新进入权力高层后，更是对徽宗奢侈的欲望推波助澜。蔡京发现皇帝除了喜爱书画艺术，对奇花异石也有特殊的爱好，便勾结苏州的富商朱面，在苏州及江南大肆征收，如果他们发现哪一家有名贵石木，便以黄表纸加封，称为皇家御用之物，令主人小心照料，若有损坏，便以大不敬治罪；取运之日，拆人的墙，扒人的房，闹得许多百姓倾家荡产，民怨沸腾，就这样，他们每年把掠夺来的东西，船载舟装，沿着淮河。沛水，直运开封，所经州县，拆桥梁、毁城墙。首都开封“万岁山”上那座巨大的太湖石，就是从太湖水底捞出，用几十条船连在一起运送的。
童贯、蔡京之流，逢君之恶，导帝为非，果然捞到了极大的便宜，他们一门尽为显贵，终身恩宠不衰，而那些被他们掠夺的财物，十分之九全都中饱了他们的私囊。 3．上级的指示从来都是正确的 西汉元帝时的太监石显，十分善于博取元帝欢心，元帝以为他在朝中元亲无故，非党非派，不会结帮拉伙，危害朝廷，所以对他十分放心，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办。其实石显是个报复心极强的人，凡是得罪过他的人，他都不放过，而且能寻出所谓的法律依据、让人有苦说不出，结果弄得朝廷上下都视石显若虎豹，不敢与之争锋。
当然，反对宦官专权的正直大臣萧望之是石显想方设法对付的重要目标。
萧望之是汉元帝当太子时的老师，其正直与学问才干在当时都是名冠一时的，况且他还是汉宣帝指定的辅佐汉元帝的辅政大臣，他在朝廷的地位和元帝对他的依重是可想而知的。
汉元帝即位后，萧望之满以为自己的这位学生要大展宏图了，可没想到宦官专起权来。于是他愤然上书说：“管理朝廷的机要是个十分重要的职务，本该由贤明的人来担任，可如今元帝在宫廷里享乐，把这一职务交给了太监，这不是我们汉朝的制度。况且古人讲：‘受过刑的人是不宜在君主的身边的’。现在应当改变这一情况了。’、石显看到了这一奏章，当然把萧望之视为仇人，从此挖空心思地陷害萧望之。
萧望之的正直还引起了外戚的反感。有个叫郑朋的儒生，为了从萧望之这里弄个官做，就投其所好，上表攻击许、史两家外戚专权，萧望之接见了郑朋，给了他一个待诏的小官，后来却发现郑朋不是个正人君子，很讨厌他，也就不再理他。等考评升降官员的时候，与郑朋同是待诏的李官被提升为黄门侍郎，郑朋却原地未动，一怒之下，郑朋反去投靠了与萧望之不和的史、许两家外戚。他编造谎言说：“我是关东人，怎知你们两家外戚的事呢？以前我上书劾奏你们，全是萧望之一伙人策划的。”郑朋心怀机诈，到处扬言说：“车骑将军史高、侍中许章接见了我，我当众向他们揭发了萧望之的过失，其中有五处小过，一处大罪。如果不信，就去问中书令石显，当时他也在场。”
其实这是郑朋的圈套，他想借此交结石显，果然，萧望之去向石显打听，石显正想鸡蛋里挑骨头，此次萧望之上门，那是正中下怀。
石显首先找来郑朋，又找了一个与萧望之素有嫌隙的待诏，叫他们俩向皇上劾奏萧望之“搞阴谋，离问皇帝与外戚的关系。要撤车骑将军史高的职”。然后，又趁萧望之休假之机，叫郑朋等上奏章。奏章交到元帝手上，元帝就叫太监弘恭去处理。弘恭是石显的同伙，本来就参与了陷害萧望之的朋谋，这么一来，正好逞计。
弘恭立刻把萧望之找来询问，萧望之十分老实地据实回答，他说：“外戚当权多有横行不法之处，扰乱朝廷，影响了国家的威望，我弹劾外戚，无非是想整顿朝廷，决非搞阴谋，更不是离问皇上和外戚。”承认了想整治外戚的事实。对这事实怎么理解，却是宦官们的事了。弘恭、石显在向元帝报告时说：“萧望之、周堪、刘更生三人结党营私，相互标榜吹捧，串通起来多次进计朝廷上掌权的大臣，其目的是想打倒别人，树立自己，独揽大权，这样做，做为臣子是不忠的，污辱轻视皇上更是大逆不道，请皇上允许我们派人把他送到廷尉那里去（谒者召致廷尉）”。当时，元帝即位不久，看到奏章上“谒者召致廷尉”几个字，也不甚明白，就批准了这道奏章。
其实，“谒者召致廷尉”就是逮捕人狱。等过了很久，元帝见不到萧望之、刘更生、周堪等人，就问大臣们他们到哪里去了，听说这些人已被逮捕，大吃一惊，急召弘恭、石显追问，二人虽叩头请罪，毕竟是由自己批准，也不好责备处置，只是让他们快放了这三人，恢复他们的职务。石显一听计划要吹，急忙去找车骑将军史高，史高也很着慌，他知道，如果整不倒萧望之这个人，自己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就急忙晋见元帝，告诉他说：“您刚即位，老师和几个大臣就人了狱，大家以为肯定有充分的理由，现在您若把他们无故释放且恢复官职，那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会极大地影响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