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得知巡抚大人祖籍山东、讲究官衙气派后，就急忙派人赶修督署，耗资数万，面貌一新。丁文诚一见，果然满心欢喜。这是第一招。虽说这一招未能完全抹去自己的污点，奇…书…网但是却给自己留下了一条“缓刑”的后路。接着，田秀栗特为巡抚大人雇了两位女仆，供其驱使。他私下同女仆讲好条件，每年给她们百两银子，随时禀告巡抚的一举一动。有了两头“电报驴”，田秀栗如鱼得水。巡抚大人也是乐悠悠的，哪里还会急着查办自己挠痒痒的“肉刷子”。不久田秀栗从自己的雇佣的“电报驴”那里得知巡抚大人在山东时欠了别人三千两银子一时拿不出来，田秀栗则以“马上就办”的速度将丁文诚的账给还上了。三招过后，田秀栗的“乌纱帽”又和以前一样的稳了。
对于一般的拍马者来说，拍马是为了骑马。这类人即使拍马成功、平步青云，也不一定说明他特有能力、智商超人。说的明白些，好多靠拍马走上阶梯的马屁精都是些非常平庸的无能之辈。然而，对这类在关键时刻保住屁股不挨打、死里逃生的智者，我们就有必要另眼相看了。谁的一生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陷入困境，所以说在这方面有意识地培养起自己随机应变的能力倒不失为一“种具有“实际效益”的人生选择。
“女附马”无疑是死罪一条，然而她却能绝处逢生。这充分说明“马”字的社会功能有着非凡的运筹能力。智者的拍马是一个自御的护身符，也许其中不乏低劣的勾当，但是智慧的火花是不能忽略的。这种人最大的特点是见风使舵、八面玲成、左右逢源、炉火纯青，真乃“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他们除了能够在紧要关头化险为夷、绝处逢生外，在平时的生活中也有他人不可取代的优势。这主要表现在为人处世的“明哲保身”上。其实，在你身边就有这类拍马者。在此，你不妨回想一下，你的周围是否有？对领导，他从来不发表评论，对领导的意见历来表示赞同、拥护；要是下属和领导发生了冲突，那他一定会站在领导一边据理力争。他若是表扬你，总是带有点夸张的色彩。
俗语说的内容往往并不俗。比如说：“伴君如伴虎。”这句话用在我们讲授拍马的讲义中也颇为得体。上面我们谈了智者的拍马经历，这是正面的论述。换一个角度，从反面来看一看因为缺乏拍马之智者的不幸遭遇，或许更能引起我们对这样一问题的重视。翻开中国历史，文人造难的事件几乎不绝于耳。文人并非无才，关键是他的“愚忠”误了终身大事，我们能说这些文人元智吗？当然不能，然而他们办出的事却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思索空间。西汉的司马迁遭受腐刑以及宋朝苏轼屡屡被贬就是绝好的个案。
大家知道，拍马与“直”无缘。在很多情况下，拍马者应该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来防身。司马迁的人生遭遇给我们的命题找到了一个答案。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将军李广率骑兵三万，出击匈奴右贤王，又令李广的孙子李陵率五千步兵抗拒单于的八万骑兵。两军交战后，李广失利大败，因他是李夫人的哥哥而没有间罪。李陵在双方力量悬殊较大的情况下奋力拼搏，兵死过半，且战且退，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招降。汉武帝得知后十分愤慨，朝中文武百官对李陵的招降也是义愤填膺。
这时，汉武帝问太史公司马迁对此事的看法。司马迁和李陵素来无往，只是凭借一位知识分子的正直正面回答了皇上的询问：“陵事亲孝，对士信，常奋不顾身赴国难，这是他一贯的表现，有国士之风。如今不幸失败，那些拥妻抱子的官员只责备其短，实使人痛心。李陵率领步兵不满五千，深入匈奴腹地，抗击数万强敌，却能重创匈奴，实在难得。李陵转战千里，箭尽路绝，战士张空弓冒白刃，用拳头与强敌进行肉搏。李陵得到部下如此出力，虽古代名将亦不能超过。他虽然失败了，但是其重创敌人的业绩也足以激励天下。我以为李陵不死，可能是想立功以赎罪。”不就是因为司马迁没有顺着皇上的意思往下说吗？结果太史公面临着这样两种选择：一是交纳五十万罚金可以免死罪；二是接受腐刑。对一位文人来说，既然不可能选择前者，为了完成家父的嘱托，只有接受后一个奇耻大辱了。
不错，司马迁在《服任安书》中是说过这样的话：“人固有一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是像司马迁的这类“死”未免太可惜了。假如他再委婉一点，或许就不会留下这样的后遗症。司马迁后来对此后悔不已。他曾这样写道：“我能写成此书，将藏之名山，通过适当人使传给后世。这样，就可以补偿我以前所受的耻辱。”洗刷耻辱，毕竟是要费点迂回周折的，早知如此，当初的出语要能在“马”字上下点功夫该多好啊！历史就是这样造成了无穷的遗憾。司马迁如此，苏轼也不例外。
是的，正如歌中唱的那样：“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乌台诗案”是众人都了解的历史事件。苏拭的人生际遇在较为开明的宋朝也好不到那里去。事在人为，其中的奥秒就在这里。“人为”，这里的学问大着呐！人们尽说（尤其是知识分子）“宋代是知识分子的乐园”。但是要知道，乐园也不是谁都能进的。失乐园事小，惨遭不幸可就事大了。《宋史·；苏轼传》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苏拭从老家到京应试，就以才华震惊朝野。欧阳修读了他的文章之后，拍案叫绝。宋仁宗每读其文，也都赞赏说：“奇才！奇才！”然而，就是这个奇才，因为深得几代皇上的赏识，说话不慎，出笔不谨，才有了“乌台诗案”的发生。从高高在上的文人雅士到一介平民，苏轼的生活一落千丈，他曾上书“自言饥寒”，不是夸张，尽是实情。
当了一段“东坡居士”之后，司马光掌权，于是又逢“好雨”。苏轼上来后，尽管对司马光有感谢之意；但是他认为不对的事还是要提，于是自己“忘躯犯颜”、“直言敢谏”的性格不减当年。“独立不倚”的个性使他再度受贬。屡屡被贬的苏拭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他生在红尘而不食人间烟火。本来，他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与名门达官结识友好，但他却每每失利，节节败退。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怎样改朝换代，而自己始终稳坐钓鱼船的“不倒翁”比比皆是，而为什么到了文人那里就出故障呢？想来想去，还不是缺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生存之道的“修养”：拍马学。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常叹一声：千古风流人物啊，可惜了！
8．拍马情商：好角事业平坦 憋脚处处为难
记得《渴望》里有首歌中这样唱道：“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反正我在这里不想去作这个辩证。同时我又很相信外商的总结：“智商决定录用，情商决定提升。”对极了！中外古今，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颠扑不破的真理！拿破仑平时很反感拍马奉承，但是一个摸清他脾气的士兵这样称赞他却得到了他的肯定：“将军，您最不喜欢听奉承的话，您真是正直英明的人啊！”拿破仑听后不但没有责备上，反而感到十分自豪。这是逻辑自身的悖论吗？看不出米！
上面已经说过，拍马的社会学意义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在某种意义上说，拍马学的润滑功能就好比汽车上的柴油，少了它，真是寸步难行。一个没有吃过苦头的人很难理解我的话，但是稍有经验的人都会明白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在中国古代，一个人，尤其是有点才华的人，你要活生生地活在世上，那么无论如何你都要学会生存之道。翻阅历史，刘伶、“竹林七贤”……哪一个不是满腹经伦，哪个不是才华横溢，但是为何到头来还是要做“隐士”？不作隐士也可以，那你就要忍受社会的一切“俗”的东西，譬如“拍马”等社会存在。
水清无鱼，人清无友，太聪明、太认真了，就很难在中国生存。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不知为多少文人用来作为书房中的自勉之语，不管今天有多少种歧义的解释方法，但是在“看破红尘”这一点上却是毋庸质疑的。上节提到的苏轼一生不得志，本性难移啊！到了晚年还是悟出了生活的辩证法。一句“但愿我儿愚且蠢”的俗诗已足以说明问题。看来，在红尘滚滚的人世问，来点拍马润滑剂还是需要的。
“书呆子”是人们对读书人的称呼。为什么才高八斗的书生会戴上如此不雅的名称呢？这要从古代的书生说起。屈原、陶渊明、刘禹锡、苏拭、白居易……哪个不是因自视才高而失意的。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从来如此！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曾借狂人之口这样反间过：“从来如此便对吗？”当然，从来如此不一定都对，可当你讨论了几百年后，还是要面对这么一个老而又老的问题。自视才高的人肯定是这样一个德行：“不为五斗米折腰！”好！这是历代文人都都赞成的一个观点，放在纸上去谈兵当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若是真的轮到自己为“五斗米”考虑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如此神圣了。好了，吃饭要紧，别再清高了。
清高，一个与拍马无缘的名词。大凡清高的人一般都是读书人、也是与现实社会和不来的人。从古到今，我们发现，患清高症的人往往难成大事，他们多是处于理想的不现实，现实的不理想的两难处境中。想当年，如果袁世凯不拍慈禧太后的马屁，他哪里有日后的辉煌？
袁世凯并不如我们历史教科书上说得如此笨蛋无能。应该说，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能人。在他上台前，他想方设法已结慈禧太后。怎么办呢？“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多方打听老佛爷的心思和爱好。了如指掌之后，他进贡的法国玻璃八音盒、粉地金人磁盘等物品都颇受慈禧太后的喜爱。她经常在下人面前夸奖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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