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了，除非那两个妹妹邀请了两个情人，这不在他估计之内，既不可能，也不可信。
第二天，英格博格情绪不好，无论她妈妈和妹妹说什么和做什么，她都认为她们跟她作对。从此后，母女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她看不下去书，他也无法写作。有时，汉斯感觉英格博格在吃希尔德的醋，可真正应该吃醋的是格蕾特。有时，汉斯在上班前从阁楼的窗户里看见希尔德经常外出寻找的那两个美国军官，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喊希尔德的名字和吹口哨。不只一次，汉斯跟希尔德下楼时劝她多加小心。她漫不经心回答道：
“能把我怎么样？轰炸我？”
说罢，她笑了。汉斯听了这回答，也笑了。
“最多他俩把我给干了，就跟你和英格博格干的事请一样。”有一次，她这样说道。这让汉斯反复思量她的意思。
我跟英格博格干的事怎么了？我对英格博格就是爱呀。
终于，有一天，母亲和两个女儿决定回韦斯特林山去，那里是老家呀。汉斯和英格博格再次独住阁楼。英格博格对他说：咱们可以安安静静地做爱了。汉斯看看英格博格，她已经下床了，正在整理房间。睡衣是象牙色的，双脚很瘦，很长，差不多也是象牙色的。从那天起，她的健康越来越好了。到了那英国医生宣判的死期，她比任何时候都好。
不久，她到一家缝纫铺干活去了，工作是以旧改新，把过时的服装改成时装。那家铺子有三台缝纫机，由于女老板积极肯干（有进取心，但是对前途悲观，坚信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在1950年爆发），生意红火。起初，英格博格的工作就是按照拉布太太准备好的服装样子缝纫；但不久，由于这小铺子有了大活计，她的工作就是去时装店拿订单，回来亲自完成交货。
在那段时间里，汉斯·赖特尔写完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名是《鲁迪斯科》。他跑遍了科隆大街小巷，寻找可以出租打字机的人，因为他决定不找熟人借钱，不找熟人借打字机，就是说不让别人知道他名叫汉斯·赖特尔。最后，他找到了一位有法国打字机的老人，虽说老人不出租，但对作家例外。
老人要价太高。起初，汉斯打算继续寻找下去。但是，一看见那台打字机的样子，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丝毫污点，字母整整齐齐，可以在纸上留下清晰的文字，便决定值得多花点钱租下来。老人要求他支付定金。当天夜里，汉斯·赖特尔在酒吧从几个女孩那里借到了钱。第二天，他回到老人那里，拿出钱来。可是，老人从写字台里拿出一个笔记本，想知道汉斯的姓名。汉斯一下子就说出了脑海里闪出来的名字。
“我叫本诺·冯·阿琴波尔迪。”
老人盯着汉斯的眼睛，说道，别耍小聪明；说出你的真实姓名来！
汉斯说：“先生，我的姓名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要是您认为我是在开玩笑，我最好走吧。”
片刻间，二人都不说话。老人的眼睛是深褐色的，虽说他书房灯光不亮让眼睛看上去像是黑色的。阿琴波尔迪的眼睛是蓝色的。老人觉得这像一个青年诗人的眼睛，劳累过度，发红，但年轻，在某种意义上，纯洁，尽管老人早就不相信纯洁了。
老人对汉斯·赖特尔——从那个下午起就变成了阿琴波尔迪了——说道：“这个国家一度以纯洁和意志的名义打算把几个国家扔进深渊里去。在我看来，您将来就会明白，纯洁和意志是地地道道的阴阳怪气。由于这个纯洁和意志，咱们大家，请记住，是大家，每人都有份变成胆小鬼和打手，归根结底，这二者是一回事啊。如今，咱们痛哭流涕了，难过得要命，喊着，那时我不知道啊！我什么也不知道啊！都是纳粹分子干的！要是那时明白怎么回事，肯定不会那么做的！我们会啜泣不已。我们善于引起别人的同情和怜悯。没关系，让别人嘲笑吧，只要能赢得同情和原谅就行了。将来有时间可以开启一座遗忘的长桥。您理解我的意思吗？”
阿琴波尔迪说：“我明白。”
老人说：“我当过作家啊。”
“可是我放弃写作了。这台打字机是我父亲送给我的。他是个慈父，有文化，活到九十三岁。他本质上是个好人。是个相信进步的人，这话多余。可怜的爹啊！他相信进步，当然也相信性本善。我也相信性本善，但这没意义。一个杀人犯，本质上也是善良的。这一点，咱们德国人很清楚。那又怎么样？我可以跟一个杀人犯整宿喝酒，也许俩人望着曙光唱歌，或者哼唱贝多芬的曲子。那又怎么样？那杀人犯可以靠在我肩膀上哭泣。这正常。杀人不容易。您和我都清楚这个。一点也不易。杀人要求纯粹和意志、意志和纯粹。像水晶般地纯粹，像钢铁般的意志。甚至我也可能靠在杀人犯肩膀上哭泣，对他说些甜言蜜语，称兄道弟，什么‘哥们儿’、‘同志’、‘难友’。在这种情况下，那杀人犯也是善良的，因为他本质上是好人，而我是个白痴，因为本质上就是白痴，我俩都多愁善感，因为我们的文化修养无法阻挡地倾向于多愁善感。但是，这事一结束只剩下我自己的时候，那凶手打开我房间的窗户，迈着护理人员的碎步，把我给杀了，让我滴血不剩。
“我可怜的爹啊！我当过作家、作家啊。可是，我懒惰成性的大脑逐渐蚕食了我的内脏。是我自己普罗米修斯的秃鹫，或者是我自己秃鹫的普罗米修斯，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可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好文章，甚至可以出版对得起印刷纸的好书。但是，我也知道自己永远到不了或者进入不了咱们所说的杰作。可能您会说，文学作品并非都是杰作，而是充斥了很多二流作品。这个我也信。文学是一大片森林，杰作是湖泊，是参天大树或者怪树，是奇葩或者隐秘的山洞；但是，森林里还有普通的树木、草丛、水坑、寄生植物、蘑菇和野花啊。我错了。实际上，不存在二流作品。我是说二流作品的作者不叫张三、李四。张三、李四是有的，这没有疑问；他们吃苦受累，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时不时地也出版一本还对得起印刷纸的书籍。但是，这些书籍和文章，如果您仔细看，会发现不是他们自己写的！
“任何一部二流作品背后都有一个秘密的作者；按照定义来说，任何一个秘密作者都写过杰作。这样的二流作品是谁写的呢？表面上看，是一位二流作家。这位可怜作家的老婆可以作证，她看见丈夫坐在书桌前，面对白纸，绞尽脑汁，奋笔疾书。看上去她是个无懈可击的证人。但是，她看见的仅仅是外表。是文学创作的外壳。是表面现象。”这位从前的老作家对阿琴波尔迪说道。阿琴波尔迪则想起了鲍里斯·安斯基。老人说：“真正写这部二流作品的人是一位仅仅接受一部杰作指示的秘密作家。
“咱们这位好匠人在写作。他全神贯注于好赖都体现在纸上的那些东西。老婆悄悄在观察他。不错，的确是他在写作。但假设他老婆有透视能力，就会发觉丈夫不是在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而是在接受一次催眠。这位坐在那里写作的男人内心里，空空如也！就是说，没有他自己的任何东西。如果这男人去读书，可能会好得多。读书可以产生快感，会感到生活的乐趣，或者活着的悲伤，尤其是可以有学问。而写作则相反，常常空空如也。这个写作的人心里空空如也。就是说，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他老婆也能看出来：丈夫心里空白一片。他是在别人授意下写作呢。他的长篇小说或者诗歌，庄重得体，干净利落，不是像这可怜虫以为的凭借风格或者意志写出来的，而是偷偷摸摸的习作。这需要很多书籍啊！如同需要很多迷人的松柏，让有见识的人们去欣赏那真正重要的书、那隐藏我们苦难的洞穴、那冬季开放的神花！
“请原谅我说了这么多比喻。有时，我一激动就变得浪漫起来。但是，请注意听！凡不是杰作的作品，怎么跟你说呢？都是一个巨大伪装上的零件。我估计您当过兵，肯定知道这伪装是什么意思。凡不是杰作的书就都是炮灰，是勇敢的步兵，是可以牺牲的小卒，只要杰作的结构多次复制出来。我一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就不再写作了。但是，我不甘心。恰恰相反，不写作心态就好了。我纳闷：为什么杰作需要隐蔽起来呢？是什么奇怪的力量把杰作拖向秘密加神秘的领域呢？
“我已经知道了写作是没用的。或者说，只有你准备写杰作的时候才有用处。大多数作家搞错了，要不然就是玩票。也许搞错和玩票是一码事。是一枚钱币的两面。实际上，咱们始终就是个孩子，是皮肤上布满伤疤、静脉曲张、疙瘩和黑斑的可怕孩子；但归根到底也还是孩子，就是我们始终揪住生命不放，因为活的就是这口气。或许还可以这样说：咱们就是一出戏，就是一首歌。因此放弃写作的作家寥寥无几。我们玩的把戏就叫自以为永垂不朽。我们犯的错误就在于看好自己的作品和永远看不准别人的作品。有些作家常说，我看我就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料；这话等于说：咱们就只能死后再见了。
“有一次，我看了一部美国警匪片。有一场戏，警探把坏蛋给杀了。在射出那致命的一枪之前，警探说：咱们地狱里见吧！这是戏言。警探既是游戏，但是还出了错。坏蛋（死前看着警探，还骂了警探）也是游戏加出错，但他的游戏和出错场所几乎缩小到零的地步，因为下一个镜头，他就完蛋了。这部影片的导演也在游戏。编剧也一样。咱们都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料。咱们创造了历史。德国人民是感谢咱们的。咱们英勇作战，未来一代代新人会记得咱们的。这是不朽的爱。我们的名字将铭刻在大理石丰碑上。会歌颂咱们。甚至有这样一句表面上非常单纯的话：一篇希腊散文里的回声只有游戏和错误。
“游戏和错误蒙蔽了二流作家的眼睛，又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