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言，谈电影或者议论德语教研室的问题或者说说从早到晚各自城市上空飘过的云彩反正都是一样的。
四人再度相会是在1994年底于法国阿维尼翁举行的战后欧洲文学座谈会上。丽兹和莫里尼以观众身份与会，但旅费由各自大学报销；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提交了关于阿琴波尔迪作品重要性的论文。让－克劳德的论文集中研究阿琴波尔迪全部作品中的孤绝状态，研究这位德国作家全部作品似乎都有与德国传统决裂的点缀样子，而不是与某些欧洲传统决裂。曼努埃尔的论文（从来没写得如此妙趣横生），围绕着阿琴波尔迪这个人物遮盖的神秘面纱展开：关于这个人，实际上差不多任何人，包括他的出版人，对其都一无所知；他的著作，无论在勒口还是扉页，从来没有出现过他的照片；他的生平资料仅限于“德国作家，1920年出生于普鲁士”；他的住址是个秘密，虽然有一次他的出版人一时疏忽，对一位《镜报》女记者说从意大利西西里岛收到了一部手稿，然而那些还活着的同代作家也没人见过他；没有任何用德语写的阿琴波尔迪生平介绍，尽管他的作品销售直线上升，无论在德国本土、欧洲其余国家，还是美国；美国喜欢失踪（或者百万富翁）作家的作品，喜欢失踪作家的传说，因此阿琴波尔迪作品的大量流传，远远超出了各个大学的德语专业人群的范围，更是流布到大学内外，在广大喜欢口头或者视觉文学的城市里传播开来。
晚上，四人一起去吃晚饭，偶尔也有一两个德语老师陪同；这样的老师早就是熟人，通常吃完饭德语老师就早早回旅馆去了，或者待到聚会结束，但始终处于谨慎的次要地位，好像明白这四位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专家所组成的四角关系是不容渗透的，而且在这夜晚时刻很容易变得强烈排外。最后，总是剩下四人走在阿维尼翁的街道上，怀着与此前走在不来梅脏兮兮的公务员大街上同样满不在乎的幸福感，就像他们能一直走向未来等着他们走去的众多道路。丽兹推着莫里尼，左边走着让－克劳德，右边走着曼努埃尔；或者让－克劳德推着莫里尼的轮椅，曼努埃尔走在左边，而丽兹走在三人的前面，但倒退着走，一面满怀她二十六岁的青春活力地笑着，保持一副灿烂的笑容，三位男士马上效仿，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更愿意不笑而是欣赏她；或者四人站成一排停在一条古河（意思就是不再桀骜不逊）的围墙外，述说着他们对德语文化不断的痴迷追求，一面运用和品味着别人的聪明智慧，间或沉默好大工夫，连细雨也不能改变。
1994年底，让－克劳德从阿维尼翁回到巴黎的住所，放下行李，打开单元门，进去，关门，喝了一杯威士忌，拉开窗帘，看了一眼外面的老景色：布列特乌小广场一角，远处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楼。他脱下西装，把酒杯放到厨房，听听电话上的留言，感到有些困倦，眼皮沉重，但是没上床睡觉，而是脱光衣服淋浴，随后揭开电脑上长及脚踝的白色布罩，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想念丽兹·诺顿，才明白可以献出一切去换取与她共处的片刻时光，不单单说话，而且上床，对她说我爱你，还要听她亲口说我也爱你。
曼努埃尔也有相似的同感，与让－克劳德仅有两处些微区别。一处是，他没等回到马德里单元房就感觉有必要与丽兹在一起。早在飞机上他就明白丽兹是他理想中的女人，是他一直寻寻觅觅的女人，也是他开始为之痛苦的女人。第二处是，在他乘坐时速约七百公里的飞机飞往西班牙的航线上，他脑海里也飞快地回顾了丽兹美妙的身影，有一些性爱场面，不多，但比让－克劳德想像的多一点。
莫里尼则相反，他乘坐火车，从阿维尼翁到都灵，利用旅途中的时间阅读《宣言报》的文化副刊；后来一觉睡到两位查票员通知他已经到站并且帮助他把轮椅放到站台上。
至于丽兹脑袋里想些什么，还是不说为好。
但是，四位研究阿琴波尔迪的学者仍然披着以往的外衣，让友谊不改色，服从命运更大的安排，虽然这意味着个人欲望要置于次要地位了。
1995年四人相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当代德国文学研讨会上，这场研讨会与在同一座大楼（不同房间）举行的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和意大利文学研讨会均被包含在一个更大的研讨框架中。
无庸赘言，出席如此奇特的研讨的大部分听众偏爱讨论当代英国文学的会议室，它的隔壁是德国文学会议室，分开两个会议室的仅仅是一堵单砖抹石膏的薄墙，而不是过去的石墙，结果讨论英国文学引发的喝彩声，尤其是掌声，在德国文学会议室里听得一清二楚，仿佛两个会议或者讨论合二为一了，仿佛英国人如果不是在连续抵制德国人，也是在嘲笑，就更不要说听众了，参加英国文学研讨会的人数远远压倒数量不多、神情严肃的德国文学研讨会。从最后收获看，德国文学效果最好，因为众所周知，几个人的交谈，人人都倾听，个个都思考，无人叫喊，常常收获颇丰，即使开坏了，也是比较放松的；而人数众多的座谈会常常有变成群众大会的危险，或者由于发言简短，会变成一串空洞的口号，结果提出得迅速，消失得也快。
但是，在进入问题或者讨论的高峰前，根据结果看，有个并非无关紧要的事应该明确一下。会议的组织者，也就是将当代西班牙文学、波兰文学、瑞典文学排除在外的人们，说是没钱、没时间，却在倒数第二天别出心裁，用大部分经费邀请全体王室成员接见英国文学的明星，用剩下的钱拉来三位法国小说家、一位诗人和一位意大利短篇小说家，还有三位德国作家，其中两位分别是东、西柏林小说家，如今东、西柏林统一了，两位的声望鲜为人知（乘火车到达阿姆斯特丹，下榻在三星旅馆，没有抗议），第三位则更加默默无闻，没人知道他的情况，包括莫里尼在内，但是他很了解当代德国文学，无论是否为发言者。
当这位默默无闻的作家，施瓦本人，在发言中，开始说他当记者、当文化版编辑、当采访各种反对采访的作家的采访员时的事情，后来又开始回忆曾经在郊区政府（彻底忘了何谓文化，但它们的确对文化还有兴趣）当文化宣传员的日子，忽然，在并不合适的情况下，他提到了阿琴波尔迪的名字（也许是受此前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主持的议题影响）。他认识阿琴波尔迪的时候，恰恰是在荷兰弗里斯兰地区政府做文化宣传员，威廉港北部，面对北海海岸和东弗里斯兰群岛，是个很冷、很冷的地方，而更厉害的是潮湿，是一种深入骨髓含盐的潮湿。在这里，只有两种方式过冬：一、喝酒，喝到肝硬化为止。二、在政府的议事厅里听音乐（通常是业余爱好者演出的四重奏）；或者与来自外地的作家座谈，给作家的酬金很少，让他们免费居住在镇上惟一的小旅店里，支付往返火车票钱。那里的火车与现在的德国火车大不相同；但是，那里的人也许比较健谈，比较有教养，比较关心别人。总之，扣除了旅费之后，作家离开那里，身上只有一些钱，可能是卖了哪本书的收入，回到自己住地（有时只是法兰克福或者科隆的一个小房间），具体到那些作家或诗人，特别是诗人，朗读完几页诗歌、回答完那个地方市民的问题之后，就摆出书摊，额外赚上几个马克；那时人们非常看好这种活动，因为如果大家喜欢作家朗读的内容，或者如果作品的内容打动了听众或者让大家开心或者让人们思考，那么，有人就买上一本，有时是为了当纪念品：表示参加过那令人愉快的朗诵会；与此同时，寒风呼啸着吹过弗里斯兰小镇的街道，切割着寒冷的肉体，有时就是为了阅读或者重读什么诗歌或小说，那时已经是在自己家中了，活动结束已经过去几周了，有时是在煤油灯下，因为不常有电；大家已经知道，战争不久前结束了，社会和经济的伤口被撕开了；总而言之，差不多与现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方式相同，除了书摊上的书籍是自费出版的，而现在摆书摊的是出版社罢了；一天，有个那样的作家来到了施瓦本人当文化宣传员的小镇，他就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是个古斯塔夫·荷勒或者莱讷·库尔或者威廉·夫拉因（后来莫里尼在《德国作家百科全书》里搜索，无结果）那样的高水平作家；阿琴波尔迪没带书来，他朗诵了正在进行中的一部长篇小说的两章，是他的第二部小说；那个施瓦本人回忆说，第一部是那年在汉堡出版的，可第一部他一点没看；施瓦本人说，尽管如此，那第一部至今还在；阿琴波尔迪事先知道人们会有疑问，随身带了一本，那是一部小长篇，一百多页，也许一百二十、一百二十五页，这本书他装在外衣口袋里；这是怪事，施瓦本人清楚地回忆出阿琴波尔迪外衣装着书的样子：小长篇塞满了外衣口袋，书皮肮脏、有皱褶，原来的颜色应该是白大理石色，或者麦黄色，或者轻微镀金色；但这时它已经没有任何颜色了，只有书名、作者名、出版社标志；但是，那件外衣却令人难忘：黑皮夹克，高领，能有效抵御寒冷和风雪，肥大到可以在里面容下厚毛衣或者两件毛衣而让人察觉不出来，两边各有一个横向口袋，中间有一排纽扣，好像是用钓鱼线缝起的，纽扣不大不小；不知为什么，那黑色皮衣让人想起盖世太保穿的制服，虽说那个时期，黑色皮衣正时髦，凡是有钱能买黑色皮衣的人，或者从前辈继承下来黑色皮衣的人们，根本不管会令人联想起来什么，穿上就是了；那位来到弗里斯兰小镇的作家就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是年轻的阿琴波尔迪，二十九岁，或者三十岁；就是他这个施瓦本人去火车站迎接，并把阿琴波尔迪送到小旅馆的，路上，二人谈到了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