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 第52部分

法特急忙说道：“我需要用卫生间。”

西曼叫了一声：“天啊！”

客厅小而朴素。法特看见四处摊着图书、墙壁上张贴的海报以及分散在书架、桌子和电视机上的小照片。

西曼说：“第二个门是卫生间。”

法特进去就呕吐起来了。

法特醒来时看见西曼在用圆珠笔写什么。西曼身边有四本厚书和装满纸张的文件夹。他写字时戴眼镜。法特注意到四本书中有三本是字典，第四本是大厚书，名字是《简明法语百科全书》。法特从来没听说过这本书，无论在大学里还是生活中。阳光从窗户射入。法特拿掉毛毯，坐到了沙发上。他问西曼发生了什么事情。老人从眼镜上方瞅了他一眼，递给他一杯咖啡。西曼至少有一米八，但走路有些驼背，因此显得矮些。他靠讲座为生，通常报酬很少，因为经常邀请他讲座的单位是贫民区的学校，偶尔是资金不足的进步的小型大学。几年前，西曼出版过一本书，题目是《跟巴里·西曼一起吃猪排》，书中搜集了用猪排烹调的菜谱，一般是用红烧，或者火烤的方法，另外补充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资料，是关于何时、何地、何人传授给他的菜谱。这本书的最妙之处是他在监狱里制作的土豆泥或者苹果泥猪排，在于他如何弄到原料的方法以及在种种禁令（包括不许做饭）中烹饪的方法。书并不成功，但是再次传播起西曼的名字，使他在一些上午的电视节目中露面，现场直播制作书中著名的菜肴。如今他的名字再次被人们遗忘，但他继续在全国各地做报告，有时的报酬是往返机票加三百美金。

在西曼写字和二人喝咖啡的桌子旁边，有一张黑白海报，上面是两个身穿黑夹克、戴黑色贝雷帽和墨镜的年轻人。法特感觉浑身打冷战，不是因为海报，而是身上不舒服；喝下第一口咖啡后，他问西曼其中一个小伙子是不是他。西曼说：对。法特又问：是哪一个呢？西曼笑了。原来他一颗牙齿也没有。

“很难猜，对吗？”

法特说：“不知道。我现在不很舒服。要是好一点的话，我肯定可以猜出来。”

西曼说：“右边那个，矮的那个。”

法特问：“另外那个是谁？”

“你真的不知道？”

法特又仔细看看海报。

法特说：“是马里乌斯·纽厄尔。”

西曼说：“对，是他。”

西曼穿上一件夹克。然后，进了卧室，出来时头戴一顶深绿窄边帽。他从黑暗的卫生间一个杯子里拿出假牙，小心翼翼地戴好。法特站在客厅里望着他。他用一种红色液体漱口，把水吐到洗手池里，再漱口后，说：都好了。

二人乘着法特租来的轿车前往丽贝卡·福尔摩斯公园，有二十个街区之遥。由于时间富裕，他俩把轿车停在公园旁边，一面谈话一面遛弯。丽贝卡·福尔摩斯公园很大，中央部分被破旧的栅栏保护起来了，那里有个儿童游乐场，名叫霍夫曼纪念堂。他俩在那里没有看见儿童玩耍。事实是，除去有几只老鼠一看见他俩走来撒腿就跑之外，整个场地空无一人。在一片橡树林地旁边，伫立着一个有东方色彩的藤架，像是一座微型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从藤架另外一侧传来了嘻哈音乐。

西曼说：“我讨厌这种臭大粪，就是你文章里可能很露骨的东西。”

法特问：“为什么？”

二人向藤架走去，看见藤架旁边有个完全干涸的池塘。在干泥上有一些耐克鞋留下的大脚印。法特想到了恐龙，又一次感觉眩晕。他俩围住了藤架。过去一些，在灌木丛旁边，地上有一架收录机，嘻哈音乐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周围没人。西曼说他不喜欢嘻哈音乐，因为提供的惟一出路就是自杀。而且连有意义的自杀都不是。法特说，我知道，知道。很难想像什么是有意义的自杀。这种自杀不常有。虽说我也曾经见过或者身临其境两次有意义的自杀。我想是有的。不过，也许我错了。

法特问：“嘻哈音乐用什么方式为自杀辩护？”

西曼没吭声，他领着法特抄近路，穿过了树林，出去是一片草地。人行道上有三个女孩在跳绳。她们唱的歌让法特觉得特别罕见。歌词大意是说有个女人被截去了双腿、双臂和舌头。还唱什么芝加哥下水道工程和该工程的头目，或者是一个名叫塞巴斯蒂安·多诺富里奥的职员，然后是一段反复重唱芝—芝—芝加哥的副歌。还唱什么月亮对涨潮的影响。然后又唱那个女人长出了木腿、铁臂和用花草编成的舌头。法特完全转向了，问轿车在哪里。西曼告诉他车在丽贝卡·福尔摩斯公园的另一侧。他俩穿过大街，谈起体育。大约走了一百米，二人进了一座教堂。

在教堂里，西曼站在布道坛上谈论他的生活。尊敬的牧师罗纳德·福斯特为西曼做了介绍，虽然从介绍的方式看，人们发现西曼以前登上过布道坛。西曼说：不多不少，我要讲五个问题。第一个是危险；第二个是金钱；第三个是食物；第四个是星星；第五是用处。大家笑了。有些人点头表示赞成，仿佛对报告人说同意，他们准备洗耳恭听。西曼看见一个角落里有五个小子，没一个会超过二十岁，都身穿黑夹克，戴黑色贝雷帽和墨镜，表情痴呆，站在那里准备鼓掌或嘘他。西曼在台上弯腰驼背走来走去，好像忽然忘记了台词。突然，唱诗班遵照牧师的命令唱起一首美国黑人福音歌来。歌词大意说的是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故事。还是那位牧师用钢琴给唱诗班伴奏。于是，西曼又回到布道坛上来，举起一只手（双眼紧闭），几秒钟后，唱诗班的歌声停了，教堂里一片寂静。

危险。出乎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信徒）预料，西曼说起他在加利福尼亚的童年。他说，对于不了解加利福尼亚的人来说，这个地方很像一座魔岛。可能是吧。它和电影一样，但比电影更好。他说，人们住在平房里，而不是楼房，立刻，他扯到平房或者最多两层与四五层楼房的比较上去了：楼房的电梯不是今天坏了，就是明天停止使用。惟一没有害处的是距离。他说，楼房小区缩短了距离。大家都距离很近。你可以走路去买食品，或者可以走路去最近的一家酒吧（他说到这里给尊敬的福斯特牧师使了个眼色），或者走路去最近的你所属的教团、教会，或者去博物馆。就是说，用不着驾车。也用不着买车。从这里他又扯到了底特律地区和洛杉矶地区机动车致命事故的统计数字上了。他举起一个手指，在上衣口袋里找什么，结果掏出一个治疗哮喘病的喷雾器。大家静悄悄地等候着。喷雾器“哒”“哒”两响传到了教堂最远的角落。西曼说了一声“对不起”。随后讲起他十三岁就学会了驾驶汽车。他说：如今我不开车了，可十三岁就学会了驾驶，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说到这里，他瞅瞅大厅，向中央什么地方望去。他说他是黑豹党的创始人之一。具体地说，就是我和马里乌斯·纽厄尔。从此刻起，报告有点走题。法特在笔记本上写道：“这时教堂的大门仿佛全都敞开了，好像纽厄尔的幽灵来了。”但立刻西曼好像打算摆脱困境似的开始说起纽厄尔的母亲来，而不是纽厄尔本人：他母亲名叫安娜·乔丹·纽厄尔。西曼回忆起她漂亮的仪表，她的工作：在一家生产喷雾器的工厂打工。她的信仰：每周去教堂做礼拜。她的勤奋：把家里打扫得像圣餐碟一样明亮。她的和蔼可亲：总是给人以微笑。她的责任心：给别人以善意的忠告，但不强加于人。西曼的结论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我和马里乌斯一道创立黑豹党。我俩努力工作，为老百姓自卫而购买了猎枪和手枪。但是，母亲比黑色革命更珍贵。这话我坚信不移。在我这漫长、动荡的一辈子里，见过很多事情。我到过阿尔及利亚，到过中国，在美国几次入狱。没有什么能比母亲更宝贵的了。他声音嘶哑地说：这话我在这里说，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这样说。他又一次说“对不起”，然后转身向圣坛走去，接着回身面向听众。他说：正如各位所知道的那样，马里乌斯·纽厄尔被杀害了。杀他的是个黑人，像你们或者像我这样的黑人，事情发生在一天夜里，地点在加州的圣克鲁兹。事前我对他说：马里乌斯，别回加州！那里有很多对咱们采取防范措施的警察。可是他不听我的。他喜欢加州。他喜欢礼拜天去岩石海岸，呼吸太平洋的空气。他和我都蹲大牢的时候，有时能收到他的明信片；信中说，他梦见了太平洋的空气。这事有点怪，这么喜欢大海的黑人，我知道的不多。确切地说，没有，特别是在加州。但我知道马里乌斯要说的意思，知道里面的意义。好，坦率地说，对此，我有个道理，为什么咱们黑人不喜欢大海呢。可以说还是喜欢的，但不像别人那么喜欢。我的道理现在说不合适。马里乌斯说，加州的情况已经变了。比如说，黑人警察多了。的确，在这点上是有变化。但别的方面情况依旧啊。虽说别的没变，但是这点变化应该承认。马里乌斯承认，他知道功劳有一部分属于我们。是我们黑豹党人作出了贡献。用我们的沙子，或者说用我们装沙子的自动装卸卡车。我们作了贡献。马里乌斯的母亲以及其他黑人母亲都作了贡献，她们夜里不睡觉，哭着，看到了地狱的大门的景象。就这样，马里乌斯决定回加州，决定下半辈子安安静静地住在那里，不伤害别人，也许成立家庭，养育子女。他常说，要给他头一个儿子起名叫弗兰克，纪念一位死在索莱达监狱的同志。实际上，恐怕他得生育三十个孩子来纪念死去的朋友们吧。或者生十个，那每个孩子得有三个名字。或者生五个，那每个孩子就得有六个名字。可是，说真的，他一个孩子也没有，因为一天夜里，他走在圣克鲁兹的大街上，被一个黑人杀害了。据说是因为钱。据说马里乌斯欠那黑人钱，所以就杀了他。可是我很难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