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选择了降曹，他就可能自投罗网，变成孙权进献曹操的一件礼物。这是他第一次办外交，既要不失风度，还要避免坏的可能性，争取好的可能性，他表现出了大智大勇。
针对孙权的心理疑结，诸葛亮也如曹操一样，打起了心理战。
开门见山就说：“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把孙、刘、曹三方定位在同一平台上。进而分析三方形势，首先肯定了“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无异于暗示孙权正处于“威震”之列。其次说刘备，避而不谈兵弱力微、仓皇逃命、走投无路，径直说成仅止由于“英雄无所用武”，才暂时“遁逃至此”，给促进结盟预留了地步。然后他重点放在孙权身上，要其“量力而处之”：要么“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早与之绝”，要么“案兵束甲，北面而事”。这些话暗藏机锋，刘备未作后一种选择，所以彰显“英雄”本色，那么孙权你呢？
最后不露声色地批评孙权，“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击中了对方心理要害。由此掌握了对话主动权，孙权果然循着他的话题指向问：“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见孙权入彀，诸葛亮引而不发，进一步激将道：“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无异于刺激孙权，你若选择降曹，非唯赶不上刘备“英雄”盖世，抑且及不得田横“守义不辱”。孙权怎么能甘心当狗熊？当即慷慨表明态度：“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于是乎，对话第一个回合，就取得了满意效果，既激成孙权决计联刘抗曹，又让他知道了刘备是其唯一可供选择的和相互地位平等的战略合作伙伴。
进入对话第二个回合，孙权承认了刘备的战略合作伙伴地位，又提出“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的疑问。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结盟抗曹的可行性，诸葛亮必须正面回答，让孙权切实放心。接着孙权的话茬，他首先摆出刘备集团的军事实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运用数字说服人，实际有无那么多一时也难以核查。其次说曹操集团，尽管声势浩大，气焰逼人，但一是“远来疲弊”，已成“强弩之末”，犯了兵法大忌；二是“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将士众多的优势难敌“不习水战”的劣势；三是“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人和根基也十分脆弱。这就告诉了孙权，貌似强大的来犯之敌实际是纸老虎，并不可怕。然后给孙权集团打气鼓劲，信心十足地说：“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并且作出前景预测：“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隆中对策谋划的就是“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孙权也有先前的鲁肃献策垫底，共同追求、共同利益很容易达致共同语言，一听诸葛亮说“成败之机，在于今日”，孙权自然“大悦”。再加上周瑜归来，所作的形势分析和军事分析更给孙权吃了定心丸，对是否联刘抗曹握有最终决定权的孙权终于下定了决心，“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诸葛亮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使命，对结成孙、刘联盟，并力抗御曹操，夺取赤壁之战的胜利，作出了他个人的突出贡献。
如果说，在隆中纵论天下，提出一整套富于远见卓识的战略规划，崭露出了诸葛亮的政治家、战略思想家的眼光、智慧和才识，那么这一次使吴联孙，就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显示出了他的外交家、战略实践家的胆识、锐敏和才干。隆中对策对于刘备集团绝处逢生具有的转折性战略意义，主要还是认识上的和愿景上的，并且单属于刘备集团；而使吴联孙，则是从理论层面进入实践层面，在政治上和前途上，对于刘备集团起死回生产生了转折性战略意义，并且影响到了盟友孙权集团和敌人曹操集团，对于最终形成三国也有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只要承认诸葛亮的三分天下策划与鲁肃的南北对峙策划都不是满足割据分裂，而是寻求统一之路，就应当相应承认，诸葛亮不愧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顺应历史大势，积极进取向上的杰出人物。像《三国演义》那样，硬让他未卜先知，舌战群儒，手摇鹅毛扇，披发借东风，反而妖化了和矮化了这位杰出人物，心欲扬之实则抑之。
赤壁之战至夷陵之战的15年间，正是三国鼎立之势最终形成，三方核心人物占据历史舞台演出系列活剧的主要历史阶段，波谲云诡的谋争力斗，使得孙、刘联盟反复遭受冲击。从《三国志》相关人物传的记载看，孙、刘双方都谋求占领荆州，以期在地缘政治上居于有利于己的地位，决定了彼此间又有联合又有斗争，有时候斗争还会很激烈，你死我活，互不相让。相比较而言，孙权集团最初把荆州南郡借给刘备集团，刘备进占益州以后又讨还荆州，略占得住理一些。而刘备一再耍赖，关羽一再耍横，孙权作为另一方的最高权力者，虽然气得大骂“猾虏”，牙根发痒，仍然比较克制忍让。倒是蜀汉最高权力者刘备，号称仁德信义行天下，却很有些乃祖刘邦言而无信、惯于耍赖的政治无赖遗风，不仅自己耍赖，而且纵容其兄弟般的二号人物关羽耍横。
对刘备耍赖，关羽耍横，诸葛亮要么当过帮手，要么缄默无视，不免反映出他这一位封建政治家的局限性。作为隆中对策的创意人，孙、刘联盟的促成者，在践行隆中既定路线的过程中，他本该把顾全联孙抗曹大局在有利双方的前提下放在第一位，把本集团的利益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放在第二位，但他并没有始终一贯地坚持这样做。更讲大局的是东吴鲁肃，不管孙权怎样责怪他，前之周瑜、后之吕蒙怎样力主夺荆州，他都始终尽力维护孙、刘联盟。后来演变为孙、刘火并，联盟破裂，荆州靠战争方式而非和平方式归属孙权集团，鲁肃已经去世了，在生的诸葛亮也不能左右，主要责任固然在刘备、关羽和孙权、吕蒙，但诸葛亮多少也有点责任。起码在《先主传》和《诸葛亮传》里，看不到任何一点他在荆州问题上坚持维护隆中路线的文字。失荆州前夕，关羽发动襄樊之战，确曾有一点《隆中对》中“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影子。然而实践业已证明，那一次挥师北伐，并没有具备《隆中对》中“天下有变”、形势有利的充要条件，因而一方面北方宿敌未改，另一方面东南面盟友化敌，招致腹背受敌，连荆州命根子也丧失干净。荆州既失，关羽亦死，刘备悍然兴师伐吴，完全、彻底地置隆中路线不管不顾。当是时，连赵云等人也能犯颜强谏：“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当因众心，早图关中。”然而，业已身为丞相的诸葛亮，仍然选择了缄口不言。无论有多少其他因素使然（《一片疑云留永安》将就此略作探究），为贯彻隆中路线，他都不应该取这种态度。
结果夷陵之战蜀汉输得极惨，比曹操的赤壁失利惨得多，弄得来元气大伤，再也没有一丝一毫实现《隆中对》预设的“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终极目标的可能性。后来孙、刘双方修复了联盟关系，蜀、吴之间再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各自才能“内修政理”，北抗曹魏，重新维持鼎立之势。正、反对比，足见孙、刘联盟之于隆中路线，犹如心脏一样重要。在此问题上，诸葛亮做得不及鲁肃好，实在不只是他个人的遗憾，而是关系到蜀汉生死存亡。
章武三年（223）刘备死后，诸葛亮作为托孤重臣，统揽了蜀汉军政大权，“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蜀汉的元气大伤，他本该着重致力《隆中对》中说的“内修政理”，安定社会，发展生产，逐步恢复元气，以待“天下有变”。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办，而是选择了“用兵不戢，屡耀其武”。如果说，建兴三年（225）亲率三路军平定南中（今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北部），对于稳定后方确有必要，那么建兴五年（227）至建兴十三年（234）的“五出祁山”（《三国演义》写成“六出祁山”，把230年魏攻汉中，出兵抵御也算进来了），挥师北伐，就比关羽当年发动襄樊之战更缺“天下有变”依据了。这样做，很可能有其隐情，那就是刘备托孤给他开出了条件，他不得不兑现承诺（《一片疑云留永安》对此有具体探讨），但他也可以拖着不照办。可以拖却不肯拖，至少部分地表明，他认为可以挥师北伐了。其实那是“天时”既缺，“人谋”亦误，堪称诸葛亮主政用权的最大错误。因为从“天时”看，曹魏集团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仍为三国翘楚，北伐所向的关中地区又是易守难攻，而蜀汉战线拉得过长，补给异常困难，连年用兵势必很快耗尽国力，穷兵黩武无异于自取失败。从“人谋”看，战略判断就误入迷途了，战术运用上又“虑多决少”（《晋书·宣帝纪》司马懿的话），不敢用奇，不愿重用能人（如魏延），反而误用亲信（如马谡），更导致了劳师动众，铩羽而归。其结果，对自己是“志决身歼军务劳”，五十四岁便病逝于军营了，对蜀汉是“运移汉祚终难复”，国力消耗太多，在他死后不足30年蜀国就灭亡了。
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诸葛亮，他的从政起点隆中对策非常高，三国人物除鲁肃外无人能及，称得上闪亮登场；而三国鼎立之势形成，大体上如其指划，连鲁肃也无可比拟，尤其显示战略策划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古及今，如此卓越的战略思想家，并不是历朝历代都能冒出一个的，因而备受百代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