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早在建安十八年（213），他就在刘璋麾下担任护军，受命领兵在绵竹抗拒刘备，他却率众归顺了刘备。其后近十年，历任裨将军、犍为太守、兴业将军、辅汉将军，在地方上屡建军功。章武二年（222）八月，刘备突然把他召到永安去，委以尚书令重任，对他实属意外之宠。由地方而至中央，从官阶提升上看虽然尚有别于现今所谓“火箭干部”，毕竟招致了某些“中央大员”，特别是荆州旧部官员们的忌恨。侍中廖立就“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怏怏”。唯其如此，诸葛亮收拾李严，令其“留镇永安”，就具备了“组织基础”。但李严也是一个折而不挠的人，好不容易熬到“移屯江州”后，他并没有韬光养晦，而是力图有所作为。更筑江州大城，成为重庆历史上继秦代张仪江北嘴筑江州城后，改在渝中半岛上筑城之始。其间曾经筹划凿通浮图关，贯通两江（今长江、嘉陵江）水，被诸葛亮制止住了。又要求扩大江州都督管辖范围，还要求为其子李丰加封更大的官，诸葛亮均未同意。
但诸葛亮对李严也多次示好，通过后主刘禅，于建兴元年（223）封李严为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四年（226）转为前将军，八年（230）升迁为骠骑将军，并在给孟达的信里称赞李严“部分如流，趋舍罔滞”，领导能力非常强。李严投桃报李，同样示好于诸葛亮，写信劝其“宜受九锡，进爵称王”。诸葛亮回信则说，“与足下相知久矣”，“今讨贼未效”，还不是“坐自贵大”的时候，待“灭魏”后“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见裴注引《诸葛亮集》）。表面上毫无芥蒂，实际上待下狠手。建兴九年（231）春二月诸葛亮兵出祁山伐魏，令李严“催督运事”。至六月，“值天霖雨，运粮不继”，诸葛亮只好退兵。如果双方果真是“相知久矣”，沟通说明“运粮不继”的客观原因，就可以相安无事了。然而，李严却趁机上表刘禅，谎称“军粮饶足”，诬告诸葛亮“军伪退”，有异志。诸葛亮随即还以颜色，老账新账一起算，也上表刘禅，历数李严“受恩过量，不思忠报，横造无端，危耻不少，迷罔上下，论狱弃科，导人为奸，情狭志狂”的诸般罪过，终于将李严贬为庶人，“废徒梓潼郡（郡治在今四川省梓潼县）”。至此，那场政治斗争才以李严身败名裂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三年后李严病死在那里。
当年孙盛评永安托孤，引博弈设喻，批评刘备“乱孰甚焉”。其实刘备在用权谋，诸葛亮也在用权谋，用权谋就好比博弈中的布局投子。历来的政治家都要用权谋，都要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进行权谋博弈，在同一政治目标下，不同权谋的布局投子固然确有忠奸善恶美丑之分，但主要的是高下优劣长短之别。刘备一心一意为着维护他那个刘氏江山，诸葛亮矢志不移效忠那个刘氏江山，他们的政治目标应该说是同一的，因而他们之间的矛盾可以化解，共同找到利益平衡点。临终的刘备，集40年政治功力，在那场博弈中发挥出了超一流水平。他的一箭三雕宇宙流布局，主旨在于确保刘禅的皇权继承，如其所愿地平安实现了。为此既要控制住以诸葛亮为领军人物的荆州旧部利益集团，又要安抚住以李严为新掌门人、背后还有太后和外戚的益州新臣利益集团，这两大主旨实现的必要条件也基本上构成了———因此，死可以瞑目。
诸葛亮也是超一流高手，他的博弈仿佛意识流布局，先是以退为进、忍辱负重地成功应对刘备突然袭击的恶性试探，既则以攻为守、先发制人地一石二鸟，仅在涕泣、咳唾间，便将托孤二人变作托孤一人。仅止牺牲了一个李严，未流一滴血，未杀一个人，刘备和诸葛亮就获得了双赢，蜀汉的皇权交替也赖之获得了平稳过渡，委实堪称代价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或许正由于这个缘故，千百年以来，善良的后人总将永安托孤当作一段脍炙人口的历史佳话，口头传，台上演，而忽略了它当年曾有的诡伪惑乱，烛光斧影。
然而，利只是一面，弊是另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对于蜀汉政权而言，还是对于诸葛亮个人来说，那场政治斗争遗留的祸根都日益地显现出来。最突出的就是人事上的矛盾。直接当事者李严，仅是其间不会缺少的一个代表，两大利益集团无不涉足其间。前有法正的压抑，后有李严的威胁，对诸葛亮不能不会刺激至深。他担任丞相始于章武元年（221），永安托孤后，建兴元年（223）受封武乡侯，“开府治事”，随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裴注据《蜀记》引晋人郭冲说，“亮刑法竣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尽管裴松之认为“以亮谦顺之体，殆必不然”，但郭冲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陈寿总评诸葛亮，早已指出他“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恶无纤而不贬”。他制定《蜀科》等一系列法令、律例，不仅要治民，而且也要治官。考察一下被他削职、放逐、杀头或者授意杀头的文武官员当中，除了一个亲信马谡是因为失街亭而挥泪斩之的以外，其余的功臣宿将无一不是各具才干，但对诸葛亮又不那么毕恭毕敬。
依照《三国志》本传中陈寿的评语，荆州旧部的大将魏延“以勇略任”，谋臣廖立“以才拔进”，益州新臣的李严、彭羕、来敏也都各自不凡，但都或因事、或因言违忤了诸葛亮而遭致不测。平心而论，这些人纵然确有某种过错，也没有大到非除之而后快那种地步，所以今人写剧欲为魏延平反。
诸葛亮治蜀十一年间，政由己出，“刑法竣急”的背后还搞了“以我划线”。他实际上害怕再出现法正，再出现李严，因而把对他个人的尊崇依附放在第一位，作为“贤”的评估标准；把才干特长放在第二位，作为“贤”的参考条件，另外搞了一条打着他的个人印记的，掺杂亲亲疏疏成分的“任人唯贤”路线。他在《出师表》中推荐的七个文武“贤才”，除张裔一人来自益州新臣，其他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陈震、蒋琬六人均为荆州旧部，而且这些人大多只能“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从来不敢“徇功妄动”。另外一些人，诸如谨小慎微的董和、言过其实的马谡、狷狭忌刻的杨仪也都充斥其间。相反地，不但上述那些分属两大利益集团的功臣良将先后遭致不测，而且就连一身是胆、敢于直谏的宿将赵云，终其一生也没有得到重用。如此这般的畸重畸轻，与刑法竣急搅缠不清，必不可免地会加剧“君子小人咸怀怨叹”。蜀汉后期越来越人才匮乏，倘若不为尊者讳，应当承认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千百年以来，多有人指出诸葛亮的知人善任不及刘备，同时又忽视了这样一些深层背景，未尝不是一憾。
另一大遗患出在国事上。魏、蜀、吴三分鼎峙局面既成，蜀汉最弱小，理当凭借巴蜀天险休生养息，励精图治，待到国富兵强再谋对外扩张。诸葛亮本人更如陈寿所评，“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本应趁大权在握，充分施展“理民之干”，努力把小而弱的蜀汉打造成小而强的蜀汉。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继建兴三年（225）三路南征，平定南中（今四川南部和云南北部、贵州西北部）之后，又于建兴五年（227）至十二年（234）的八年间“五出祁山”（《三国演义》写成“六出祁山”，把230年魏攻汉中也算上了）。这五次挥师北伐，再加上一次北上抗敌，除去229年第三次北伐攻占武都（今甘肃成县）、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而外，其他均以失败或撤退告终。长线出击，粮运艰难，连年用兵，耗费靡繁，严重削弱了蜀汉民力和国力，实在得不偿失。诸葛亮本人，也因为军务劳顿，食少事烦，积劳成疾，于建兴十二年（234）八月病逝于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的军营内。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究竟由于什么？不排除诸葛亮从政久了，年纪大了，睿智明略不如从前了，对形势作出误判，盲目出兵以图建功。但更有可能，或者说是很大程度上，是由刘备托孤遗命逼出来的。根据何在？一是《出师表》写到，“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请注意这个字）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请注意这个字）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二是《后出师表》写到，“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更请注意这两个字）臣以讨贼也。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对勘两《表》，再明白不过，刘备临终交办的头等“大事”，不能狭隘地只解释为辅佐刘禅，而是集中在解决“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遗留问题，要诸葛亮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恄諟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纵或明知不可为，他也不得不为之，否则难免于政敌“托付不效”的攻讦。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与诸葛亮的人格道德关系并不大。
由此联想到，成都武侯祠清人赵藩所撰写的那副楹联：“能攻心即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其上联分明指向诸葛亮连年北伐，而下联分明关涉诸葛亮刑法竣急，有褒有贬，亦褒亦贬，颂扬和推崇之际，隐含多少惋惜和批评。设若诸葛亮九泉有灵，不知当作何感想？我姑且大胆揣测，除了公开严以律己，引咎自责，私下可能会对老伴说，根子还在永安托孤。是耶非耶，需要和可以“深思”的人，何止而今而后区区“治蜀者”？
第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