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形成华夏民族，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发展，又同共工或者蚩尤为首的“三苗”民族多次血战。尽管都只是神话传说而非信史，但与夏、商、周以降的战争史实相对勘，足以说明民族间的大规模冲突，包括大规模战争，历来就是民族大融合的不可或缺的暴力催生婆。
由此考察魏、蜀、吴三国那些民族战争，在不掩饰它们的霸权性、征服性和破坏性的前提下，理当毫不迟疑地承认，它们不但满足了当时三国的国家利益，而且起到了助推大中华民族家庭和大中华民族国家逐渐生成的积极作用。
《三国志》里反复出现的“中国”，并非大中华民族国家形态的中国。作为一个汉语语词和历史概念，所谓“中国”，蕴藏着多重涵义。《书·召诰》说的“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孔颖达释为“于地势正中”，即方位中央。上古时代华夏民族在黄河流域建立早期国家，以为居天下中央，因而称为中国，以与周边四方（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相对。《礼·中庸》说的“声名洋溢乎中国”，就是指的中央之国。《汉书·陆贾传》写到，刘氏皇帝“继五帝三王之业，统天下，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宣扬汉代的中央之国空前强大。从中传递出一个信息，这样的“中国”不是国号概念，而是地理概念。上自夏、商、周、秦、汉，下至唐、宋、元、明、清，分别有其国号，而又同为中央之国。英语CHINA，就是由“秦”译音而成的，足见欧美人更重国号之国，所以用秦国国号来统称历代中国。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历代的所有那些国号一概只是朝代符号，无论哪朝哪代由哪个民族为主所建立的中央王朝，无不代表中央之国。在这样一个历史大系统里，地理概念的中央之国浑如母体，国号概念的历代之国形同子体，源远流长，历数千年而传承不衰。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方才有了国号概念的现代中国，却丝毫不影响既成的大格局。正是基于这种系统同一性和历史承续性，尽管中央之国的地理认知早已淡化，“中国”仍然是联结和贯通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不可移易的标志性建构。魏、蜀、吴三国都隶属其间，却没有哪一个代表中央之国。
地理概念的中央之国和国号概念的历代各国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决定了语词“中国”可以有别的涵义。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吴、越、巴、蜀之类四方之国相对，中原地区的诸侯国也称中国。
《韩非子·孤愤》说的“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便是一个例证。后来又引申开去，以“中国”泛指中原地区；唐人陈子昂诗谓“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近人毛泽东词谓“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都是沿此遣词。《三国志》里反复出现的“中国”，有的指中原地区各大集团（前期包括袁绍、袁术、公孙瓒在内，后特指曹魏），有的则泛指中原地区。按传统称谓，“中原”、“中土”、“中夏”、“诸夏”全都与这种“中国”异词同义，频繁见于三国人口。至于“中国”还个指京城，如《诗·大雅·民劳》所谓“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则不在《三国志》用例之列。
探讨和梳理“中国”的涵义，对于评价魏、蜀、吴三国分峙的历史价值和作用，具有关键性意义。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请命使吴，游说孙权结盟的时候，就以“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为前提，说出了“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那样的话。“与中国抗衡”，就是“与曹操并争天下”，终极目标在于实现一统天下，建立起姓孙或者姓刘的中央之国。黄初元年（220）刘备将伐吴，孙权向曹魏政权卑词称臣，时任侍中刘晔替魏文帝曹丕分析形势说：“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
建议趁机先吞吴，“吴亡则蜀孤”，进一步再灭蜀。尽管当时曹丕没有采纳刘晔的献策，坐视蜀、吴在夷陵火并，终让三国鼎立成形，但也说明了，曹魏集团从未改变一统天下，建立曹姓中央之国的终级目标。如前文所述，正是在这一个大同上，使魏、蜀、吴与专事分裂割据的袁术、刘表、公孙渊之流区别开来，表现出了致力统一的历史进步意愿。不能因为他们最终都在“分”的状态下结束历史活动，就忽视了“合”的努力作为和努力方向。换言之，他们都是要从小“中国”走向大中国，这种努力作为和努力方向是应当肯定的。
或许魏、蜀、吴三国当时各自实施那些民族政策，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将会有利于民族大融合，但客观效果毕竟真是那样，这一历史促进作用最值得珍视。其中的孙吴政权之对山越，同化加速提级远胜于秦、汉时期，汉、越人民杂居共处，一起推动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文化开发，使其迈入了与中原地区并驾齐驱的良性轨道。尤其在曹魏政权治下，规模大、持续久地内迁周边民族，加上长期战乱中汉族士民也在大量流徙，更在民族冲突的同时，强有力地推进了包括人种因素在内的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
例如匈奴人，不仅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上在这一过程中由既往的游牧过渡到定居农耕或半农半牧，而且在政治文化、精神文化方面也远逾秦、汉时期，朝着汉化的方向演变。其中的屠各（休屠各、休屠）种族首领，甚而自认作两汉皇室之后而改姓刘；於扶罗单于的儿子就叫刘豹，魏末担任了五部帅之一的左部帅，其子刘渊后来在晋惠帝永兴元年（304）自称汉王，还把蜀汉后主刘禅追谥为孝怀皇帝，把汉代三祖（刘邦、刘秀、刘备）五宗（刘恒、刘彻、刘询、刘庄、刘炟）供入宗庙。其他几族人大致相仿佛。匈奴、羯、鲜卑、氐、羌当时合称为“五胡”，加上賨人合称“六夷”。汉化或者半汉化过程由魏延及于西晋，这些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把“中国”视作自己的土地，渐次萌生和迅速强化了“入主中原”意识，在三国结束（280年吴亡）仅23年之后氐人李特就开始建立成政权，揭开了所谓“五胡乱中华”的历史序幕。现在回头看，这不应该称作“乱”，而理当视为相关民族对于“中国”所应有的主权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正是三国民族政策在客观上促成的。
从大中华民族家庭和大中华民族国家最终形成的大视野看，公元3世纪初期至13世纪中期的1000余年，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演进特征极明显。如果说，先前的秦、汉大一统，主要构建了汉族为主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态，那么，从三国鼎立到宋、辽、金、西夏、于阗、大理、吐蕃的多民族政治实体分治并峙，就是在新的民族混合、交流和重组的大格局下，反反复复地合力打造中华族群和中华国家。这其间，三国对于统一的东汉政权无疑构成强力反拨，随后只有西晋的短暂统一，就进入了汉族和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族所共构的南北朝分立互动时期，在激烈而复杂的民族冲突中，推进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隋、唐的重新大一统，虽然由汉族地主阶级掌控政权，但杨氏、李氏皇室已掺杂了鲜卑血脉，所谓的“胡人”也能出将入相。中央王朝的周边地区，突厥、吐蕃、南诏等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治实体，仍长期处于并存状态。应当毫不犹豫地承认，以三国为突破口和转折点，中华民族大融合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大一统的中华族群和中华国家的最终形成，是在这一个阶段之后，从13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历经元、明、清三个统一的中央王朝，由包括汉、蒙、藏、满等民族在内的中华各民族共同取得的文明成果。因此，三国历史的最大贡献，就在从“中国”走向中国的大进程中，充当了那样一个突破口和转折点，尽管为之付出的代价的确大了些。
第十六章 文学在乱世中飞扬
文学在治世不一定繁荣，在乱世却可能昌盛。这是因为文学作为一种个人性、个性化的精神创造活动，固然要受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道德、民俗……诸多外在因素的制约，但归根结底，创作主体获得的自由程度起着决定作用。以建安诗文和正始诗文为标志的三国时期文学的飞扬蹈厉，即为乱世文学昌盛的一个样本。
从东汉末年开始，一直到西晋灭吴实现短暂统一，百余年间的政治腐败和战乱频仍，直接导致了民生凋残、经济危殆、道德硗薄和风俗变异，不折不扣是个乱世。但在这个乱世中，就像军事领域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彰显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而响震古今一样，文学领域的建安诗文和正始诗文，也以诗歌、骈文、辞赋、评论的同步昌盛彪炳史册。诗歌承续汉乐府民歌风韵，开辟出了文人五言体诗新阶段，五言体诗取代两汉辞赋而成为文坛主导形式，四言体诗、七言体诗、杂言体诗亦颇不俗。骈文同样承接东汉的排偶辞句、敷设辞藻、讲求声律、运用典故之风，更讲求内容充实，形式鲜活，为南北朝趋于极致铺垫了道路。辞赋成就虽然不及诗歌大，却追踪着东汉班固《竹扇赋》、班昭《针缕赋》、张衡《温泉赋》开启的小品时尚，致力于短小抒情，从而突破了两汉大赋定势，引领出六朝抒情小赋。评论的代表作为曹丕《典论·论文》，辅翼之作还有他和曹植、吴质、杨修等人批评当时作家、作品的一些书信，标志着文人专门性的文学评论的开端，对诗文创作振翅飞扬起到了激励作用。这一切，在秦始皇一统天下那样的治世，甚至在清康、雍、乾三代那样的盛世，都未曾出现过。
为什么三国乱世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