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腹———权势文人钟会，早就得罪当局。有了这封公开宣言与当局决不合流的信，果然使得“大将军（司马昭）闻而怒焉”，不久便借故把他公开杀害了。据《晋书·嵇康传》记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当局）弗许。”嵇康临刑不屈，顾视日影，索琴弹了一曲《广陵散》，然后慨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就刑，时年四十岁，年当魏景元三年（262）。但《广陵散》绝，嵇康未绝，虽百代以下犹自有人望风追怀。
较之于曹魏阵营，另两个阵营的文学就显得不景气，或许都与最高统治者的不爱好、不重视、不提倡，以及治理的严法峻急密切相关。如蜀汉，诸葛亮个人如其本传所说，“言教书奏多可观”，前、后《出师表》历来也被视作文学性散文而入史入选，可见并不乏文学才华。然而综观其一生，他并没有像曹操那样，在军政主业之余也搞点文学辅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反过来就是上无所好，下必忌焉。在漫长的封建专制集权社会里，这条潜规则的正、反两个方面都成立，并且普遍存在。尽管《三国志》并未提到诸葛亮如何对待文学，但在他和他的指定接班人治下，蜀汉政权是三国中唯一没有官修史书的施政实体，多少折射出了意识形态控制相当严；修史尚不准，个人自由度高的文学创作，自然难具备不可或缺的生态环境。再加上用法苛严，彭羕、来敏等都因言论不节获罪，那么，出现秦始皇独裁时期那种无文状态，也就势在必然，毫不足怪了。非无人也，是不能也，主体、客体相依相成，文学的自由发展毕竟需要起码的自由空间。以孙吴为例，与正始文学相对应的时期没有出现传闻后世的作家、作品，并非由于吴下无人，而是因为从孙权到孙皓，为政者们没有提供那样的自由空间。陆逊之孙、陆抗之子陆机和陆云，吴灭前已经投身社会，继父领兵，在文学上却没有能一骋骥足。吴亡后九年，晋太康十年（289）兄弟二人联袂北上进入洛阳，文才立即倾动京师，引出“二陆入洛，三张（张华、张载、张协）减价”之说。陆机还与潘岳并称“潘陆”，俨然一时之秀，成就和影响仅次于左思。前后对比，反差强烈，该给人多少深长的启示。
第十七章 “神医”在权杖下死去
曹操杀华佗，表明政治强权对于科学技术的戕残，可以从精神一直到肉体。纵然尚不是如此极端，在要求科学技术服务于经济、政治、军事、社会需求的同时，还要求科学技术服从于实用，也可能导致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扭曲和阻滞。
中国民间广为人知的第一“神医”，很可能不是先秦的扁鹊，而是三国的华佗。那也靠了《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上半回写“关云长刮骨疗毒”，替关羽刮骨疗毒的便是华佗。他“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又“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待华佗“刮尽其毒，敷上药，以线缝之”，关羽便大笑而起，对众将说道：“此臂伸舒如故，并无痛矣。先生真神医也！”华佗也称赞关羽：“某为医一生，未尝见此。君侯真天神也！”演义至此，罗贯中特地献上一首诗：“治病须分内外科，世间妙艺苦无多。神威罕及唯关将，圣手能医说华佗。”数百年间传唱不衰，华佗的“神医”之名，远逾于历代医学巨擘，杏林高手。其实并没有这样一件事。关羽攻襄樊在建安二十四年（219），此前大约十一年，华佗就已被曹操杀掉了。尽管如此，华佗确有其人，确有其技，《三国志》和《后汉书》都把他的事迹列入《方技传》或《方术传》。
华佗字元化，又名旉，汉末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生卒年不详，大约在2世纪中叶至3世纪初叶。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以及针灸、按摩莫不擅长。据两史本传记载，华佗在历年的从医实践中，认真吸纳前人成果，融入自身经验，在许多方面都有所创新。凡治病用药，他精通药理，配伍处方“不过数种”，从不搞药物拼凑大包围。而且手一抓就准，用不着称量。凭针灸施治，也“不过数处”。如果“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如现代医学所指称的肿瘤、淤积之类，他就用自创方法实施手术治疗。他发明了麻沸散，让患者以酒服下，“醉无所觉”，然后“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这种中医中药麻醉术，自主创新于1700多年以前，不仅领先中华，而且领先世界，是他对中华医学作出的最大贡献。如果疾病病灶在肠胃，华佗也能够“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再敷上他特制的“神膏”，四五天之内伤口便会愈合，一个月左右病人就能完全康复。诸如此类在全身麻醉的状态下进行的肿瘤摘除、肠胃切除手术，当世非常了不起，迄今仍然不简单，因而医学界尊称华佗为“外科鼻祖”。
两史本传中，列举了华佗多方位的施治效例，有的甚或近乎神奇。广陵太守陈登得过一种病，成天胸膈阻闷，面色发赤，吃不下饮食。华佗望、闻、问、切后，断定他的肠道长了寄生虫，便给他配了汤药，服药后果然吐出不少虫来，随即病除人康。一位姓李的将军妻子患病，痛苦不堪，请华佗诊治。华佗诊断为妊娠期间身体受伤，胎儿没有生下来所致。李将军承认妻子确曾受伤，但又据实坚持说“胎儿去矣”，不肯相信。华佗说，从脉象可以断定，“胎未去也”。李将军依然不信，及至百余日后妻子病势加重了，才又请华佗来。华佗把脉后说：“脉理如前，是两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后儿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复归，必燥著母脊。”扎针用药后，李妻果然有了欲产不能的感觉。华佗又指出，这是由于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必须探手入产道取出。当场指导一个女人探取之，果然取出一个死胎，“但其色已黑”。还有两个府衙小官吏，一个叫倪寻，一个叫李延，“俱头痛发热，所苦正同”。华佗给他们诊治，却认定“寻当下之，延当发汗”。有人问为什么用药不一样，华佗解释“寻外实，延内实，故治之宜殊”。倪、李分别服药后，次日一早即已健起如常了。东阳人陈叔山的小儿子“二岁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求治于华佗，华佗诊断为“其母怀躯，阳气内养，乳中虚冷，儿得母寒，故令不时愈”，用药四物女宛丸，十天即病除。诸如此类，堪称高明，现代的名医也很难达到。
华佗不只是医术全面精深，而且还十分重视健身养生，把体育运动与预防疾病结合起来。他在先秦以来前人“导引”术的基础上，发明了一套“五禽之戏”，用以“除疾，兼利蹄足”。其一为虎戏，四肢撑地，前后各踯躅三遍，再引腰忽前忽后，然后仰身向天，四肢返伏撑地，向前行七遍，向后行七遍。其二为熊戏，先正身仰躺，用双手抱膝抬头，再左捶地七遍，右捶地七遍，然后蹲在地上，用手左右推地各七遍。其三为鹿戏，其四为猿戏，其五为鸟戏，亦各有其法（参见《太上老君养生诀·五禽》）。其要领就在，模仿虎的扑动前肢，熊的伏倒站起，鹿的伸转头颈，猿的伸脚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等动作，连成一套活动全身关节、肌肉、筋脉的健身体操。他对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销，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这些话，说得唯物而辩证，既精辟又精彩，现代某些医学专家或体育专家，未必能在百字以内说明白。吴普照着他的方法坚持作“五禽之戏”，活到了九十余岁，仍然“耳不聋，目不冥，牙齿完坚，饮食无损”。
曹操与华佗算是同乡，他有头风病，“每发，心乱目眩”，相当痛苦，自然要找华佗诊治。华佗用针灸施治，时常是针到痛除，“随手而差（愈）”。但头风痛相当地顽固，治表难治里，不免反复发作。
华佗对曹操说：“此近（短时间内）难济，恒事（长期坚持）攻治，可延岁月。”曹操当时正逐鹿中原，不时率军出征作战，怎么能做到“恒事攻治”？他便仗恃手中的权柄，要让华佗留在他身边“专侍”，成为专职私人医生。华佗走南转北，普济众生惯了，又怎么能安于“专侍”？加上久离家乡，思归心切，便以回乡“取方”为由，提出告假“暂还”。回到家里后，又托辞妻子生病，需要照顾，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推迟返回曹操身边的期限。曹操多次写信去催，并命令郡县官员督促成行，华佗就是不肯再转来。曹操大怒，派人前往实地调查。行前规定了两手：“若妻信（果真）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如果有虚诈，立即“收送之”。结果一查就露馅，华佗被逮捕下狱，面临死罪。荀彧为他说情：“佗术实工，人命所县（悬），宜含（包涵）宥（宽恕）之。”曹操不同意，愤然道：“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邪？”华佗的生命于是被剥夺，其时大约在建安十三年（208）南征荆州之前。
华佗临死前，把他平生医学结晶的一卷书托付给狱吏，强调说：“此可以活人。”但狱吏知道他是曹操“钦点”的重犯，畏惧刑法苛严，遭株连而祸及己身，无论如何不敢接受。华佗也明白兹事体大，后果严重，便不勉强狱吏，带着无限遗憾而“索火烧之”。这一烧，华佗一生那么珍贵的医道医术、医方医案，竟然大都化作了灰烬，未能遗传下来。对中华医学，对中华文明，这是无可挽回的、异常重大的损失！损失的造成，不该怪华佗，而该怪滥用政治强权，从精神到肉体把华佗消灭的三国第一政治家曹操。
华佗被消灭以后，曹操的头痛未除，竟然还说：“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耳！”居然倒打一耙，诬指华佗是“欲以自重”，故意“不为我断此根”。专制独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