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行所言传播于世。
从中看得出，科学技术要“见用于时”，“有益于世”，从先秦的公输般、墨翟开始，就是一个好传统。那时候科学文化领域呈现百家争鸣局面，诸侯们的政治干预度较低，因而他们能够各擅所能，各逞其长。但自从秦始皇开创中央专制集权以后，独裁政治凌驾于科学文化之上，科技创新的自主可能性就大为降低了，以皇权利益为核心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需求成为科学技术之毛必须依附的皮，服务于这种实用之外还得加上一个服从于这种实用。
而权大就是准则，皇权高于一切，帝王将相的政治权势实际上在强暴科学技术。帝王将相需要的，允许的，哪怕仅止是“水转百戏”，都赖之而生成了。帝王将相未上心的，不认可的，哪怕实用性强到转发式发石机，也极可能落得“不果试”的境遇。连有一官半职的张衡、马钧尚且如此，其他科技能人巧士的命运自可想见。
2000余年间，中国人决不比欧美人缺少自主创新能力，对于人类文明的创新贡献也决不限于通常所说的“四大发明”，科学技术演进史却有不少扭曲和阻滞发生，根子正在其间。
诸葛亮就比马钧幸运得多了。他贵为丞相，在刘备死后统揽蜀汉军政大权，搞点科技小发明，小革新，自然容易心想事成。按照《三国志》本传所说，他“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连弩不是新发明，而是技术小革新，“损益”就是减一减，加一加，有所改进。蜀汉军队北伐所用的连弩取名“元戎”，以铁制箭，杆长八寸，一次能连续发射十支，就是改进而成的远程武器。1964年曾在四川郫县（今属成都）出土一件铜弩机，制作于蜀汉景耀四年（261），号称“十石弩”，弓张力达到260多公斤，要用脚踏机械才能够张开，在当时无疑相当精良了。马钧所谓“巧则巧矣，未尽善也”的连弩，大概就是这类“十石弩”，他说预期效率可以提高五倍。至于木牛流马，近人刘仙洲教授认为，木牛就是成都平原直到近现代仍在广泛使用的鸡公车（类似北方独轮小车，都靠手推）。
还有人说，流马也是一种木制运输工具，轮子多达四个。但据裴注引《诸葛亮集》，诸葛亮曾分别就木牛和流马的形制、功能作过说明，如木牛“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著于腹”，“勒牛御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流马“形制如象”之类，似乎鸡公车对应不上。木牛流马载物重，能制动，意味着可能不单靠人推（人推不动“一岁粮”）人拉，还运用了杠杆原理或齿轮原理，以减轻人的体力负担。缺实证，姑存疑。
值得注意的是，本传标明的“皆出其意”四字，包含着连弩和木牛流马是诸葛亮设计的，或者由他授意试制成功的两层意思，两种可能。无能是哪层意思，哪种可能，诸葛亮结合军事需求，注重改进远程武器和运输工具，都是难能可贵的。倘若马钧在他的麾下效力，定然能够发挥出更多聪明才智，做出更大贡献。
孙吴位居长江中下游，东南两部分濒临大海，壮大水军和发展经济都需要造船，因而造船业特别发达，造船的工艺技术水平也相当高。其造船基地分布在东南沿海，主要有侯官（今福建闽侯）、永宁（今浙江温州）、番禺（今广东广州）等处，设置典船都尉专门负责管理。一是造军舰，二是造商船，数量多，船体大，制造工艺相当先进。从细部看，两汉以来广泛使用的橹、舵、帆、锚，以及帆橹并用、风力与人力结合，都有长足的发展，适航性能和航行速度都走在当时世界前列。从大观看，最大的作战巨舰可载3000士兵，上下五层，雕镂彩饰，壮丽非凡。商船“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约500吨以上）”（见《太平御览》卷二六九）。吴黄龙二年（230），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军一万余人，从章安（今浙江临海东南）启程，从台州湾出海，沿海岸线航经今福州、泉州，再横渡台湾海峡，然后在今台湾省的台南、嘉义一带登陆，到达当时的夷洲，揭开了大陆人与台湾土著民沟通的历史新篇章。嘉禾二年（233），贺达又受命率众10000余人，驾船100余艘，穿东海、黄海、渤海北上，到达了当时的辽东和高句骊（今朝鲜）。赤乌五年（242），聂友和陆凯还受命率领30000将士，经南海远航到达珠崖、儋耳（今海南岛）。这都标志着，孙吴时期的造船术和航海术，都居当时世界一流。
孙吴的手工制造业也颇发达。武昌（今湖北鄂州）地区为冶铸业中心，主要生产兵器。据陶弘景《刀剑录》记载，黄武四年（225）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钢、越炭作之”。建康（今南京）以金银制造业闻名，孙皓曾“使尚方以金银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精妙绝伦。会稽（今浙江绍兴）的铜镜制造业冠盖一时，以高浮雕技术表现神话传说或历史故事的画像镜，称得上美轮美奂。最了不起的是青瓷制造业，在汉代釉陶的基础上，无论造型、釉色或烧制工艺，吴青瓷都标志着中华瓷走向成熟。1954年在南京市赵岗的吴赤乌十四年（251）墓出土的青瓷虎子（盛尿器皿），1958年在南京市北京路的吴甘露元年（265）墓出土的青瓷熊灯和一对青瓷卧羊，反映出当时的统治者们连某些日常生活用品，也换成了精美的青瓷制品。发展到唐代，今浙江绍兴、余姚烧制青瓷的窑称为“越窑”（绍兴、余姚为古越地），工艺水平进一步提高，但其基础就是吴之青瓷。
在在都表明，三国时期科学技术的一切成果，莫不服务于和服从于彼时彼际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需求，特别是军国统治者的现实需求，得失生灭皆决于斯。对此既不宜全盘肯定，也不宜全盘否定。从好的一面来看，注重与实际需求结合起来，毕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源头和基本途径，不管帝王将相们主观意向是否及此，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终究赖以存活并且创建出了不少的辉煌。从坏的一面而言，帝王将相们无论政治上、军事上多么卓越，甚至高明得比诸葛亮还诸葛亮，只要是让科学技术局限在服务于，特别是服从于他们的皇权实用的框架以内，实用就难免畸重畸轻，有存有废，科学理论研究更难免相对薄弱。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遭到扭曲和阻滞，乃至连人也遭到毁灭，就注定将是不可避免的。华佗的遭遇，马钧的遭遇，无不令人扼腕叹息。更何况，如《三国志·方技传》和《后汉书·方术传》所示，在帝王将相以及汉儒者流的心目中，科学技术只不过是巫术、相术同类的方技、方术，根本就没有生产力地位。读史取鉴，不应当只记取长精神的层面，还应当记取存教训的层面。
第十八章 生命在恶运里挣扎
玄学，清谈，避世，放诞……由魏至晋衍为时尚。有消极成分，却不宜简单地归之为消极。当人的生命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杀戮危险，正面迎上去无异于送死的时候，人们徘徊，挣扎，极力寻求自保之途，何尝不也是一种珍惜生命的意识觉醒？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绵延近百年，皇权争斗、民众造反、军阀混战、民族冲突持续性和大规模地交织着发生，加上灾异、瘟疫，造成当时中国人大量死亡的惨象。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无论在底层，在上层，各色人等几乎都在人祸、天灾共建的恶运里痛苦挣扎，极力寻求自保生命的可行途径。于是乎，以崇尚自然、主张无为而独树一帜的道家思想曼衍流播，遍及社会各个阶层。民间社会内，五斗米道、太平道等道教流派应运产生，受到包括汉族和氐、羌等少数民族在内的广大民众的信奉和追从，前者的首领张鲁因之而得以在汉中地区建立起了一个政教合一政权，维持达20余年，后者的首领张角也因之而得以聚集徒众，发动了黄巾起义，历10余年余波方息。与之相对应，官僚士大夫阶层以及文士阶层也发生了分化，其中一些人构建玄学，嗜好清谈，遁隐避世，纵形放诞，逐步衍生为一种时尚。纷异的现象仿佛互不相干，其实起点和旨归有同一性，合起来形成三国时期精神文化的一大特征。
玄学创始人是曹魏阵营的何晏和王弼。何晏（？—249）字平叔，南阳郡宛（今河南南阳）人，其祖父为东汉末年最后一个专权的外戚大将军何进。后随母进入曹家，被曹操收养，“见宠如公子”，曹丕蔑称为“假子”。正始年间“曲合于曹爽”，历任散骑侍郎、侍中、尚书，掌管官吏选举，权势炙手可热，成为曹爽帮派的骨干成员之一。权力之争失败后，他被司马懿如同猫玩老鼠一样，翻来覆去耍弄一场。司马懿先指派他负责查处曹爽一案，他“穷治党与，冀以获宥”，老上级、老同事一个都不放过，干得十分卖力。殊不知司马懿说，“凡有八族”，只追查七姓人还没有查尽。何晏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挑明了试探：“岂谓晏乎？”得到的答复只有两个字：“是也！”结果，何晏与曹爽、曹羲、曹训兄弟和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于正始十年（249）“皆伏诛，夷三族”。王弼（226—249）字辅嗣，山阳（今河南焦作）人，经何晏推荐作过尚书郎。但他年纪轻，资历浅，官场游戏“雅非所长，益不留意”。曹爽、何晏被杀后，他遭株连而免职，当年秋天“遇疠疾亡”，时年24岁。
两个人的经历、人品不一样，但都爱谈玄，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同开魏晋玄学先河。
玄学的称号来源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说。老子所开创的道家学说，把“道”认作先天地而生的宇宙本原，认为大道无形，不可言说。又认为“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讲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