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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唯此也，阮籍和嵇康还是当时放诞的典型。据《晋书》本传以及《世说新语》记述，这两位先贤，都有不少放诞逸行。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他生性至孝，母亲去世时，正在与人围棋，对手提议中止，他却“留与决赌”。下完棋后“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临葬前，又“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
友人裴楷去吊唁，只见他“散发箕踞，醉而直视”，如呆如痴。她嫂子归宁还家，竟不顾礼法禁忌相见与别，时人讥之，却坦然说：“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籍经常去买酒畅饮，醉了就“卧其侧”。另有一家的女儿颇具才色，尚未出嫁便死了，他“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不拘礼法，沉溺于酒色，实则遁隐着他假借《大人先生传》所寄托的“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的胸怀本趣。嵇康同样嗜酒，与阮籍、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所以世人称他们为“竹林七贤”。不同处在于，他还“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另有服石的嗜好。在汲郡（治在今河南汲县）山中，他遇到隐士王烈，王烈“尝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余半与（嵇）康，皆凝而为石”。嗜酒，服石，好美色，都是正始以降魏晋文人放浪形骸，用荒诞无稽包裹自己，以求避免政治迫害的通用手段。阮籍和嵇康并非始作俑者，但对后世文人的影响却超过了始作俑者何晏之流。
对阮籍、嵇康而言，遁隐避世可以说前有古人，后有来者。诸葛亮当年避乱南阳，躬耕陇亩，只是暂隐一时的权宜之计，没有避世的长远打算，不能相提并论。真正遁隐避世的，《三国志》合为一传，记录了邴原、王烈、管宁、张牛Ш秃选Ｚ⑼趿液凸苣际侵性厍娜耍昵崾倍疾挥χ荨⒏倜渡砉俪。平硎缕鸷蟊苈伊啥淘蚴改辏ぴ蛑掌渖怼Ｕ馄浼洌且恢掷嘈汀Ｋ恢庇蟹祷刂性囊庠福灰蚩兹谛葱鸥嫠咚奥医孜匆眩璞郏羝遛恼伞保旁诹啥缂渥×耸改辍；毓橄缤梁螅铝τ凇敖彩隼窭郑饔绞椋磐绞伲朗保朊逯Ｐ⒊莆摆⒅ＶА薄２懿偃嗡究眨盖胨Ｈ味蠹谰疲缓妹闱坑Ρ倭恕Ｈ欢八湓诰穑Ｒ圆〖玻哒砝锵铮詹坏笔拢窒＃ㄏ。┗峒保懿僖蔡痉洹懊叩麓螅骞驽闶溃欢牛晃掠谩薄Ｋ胍槔烧欧断嘤焉疲比味苻虻拇掮兰鬯┦恰氨麓寇玻拘兄曳剑寰蛔阋岳魉祝旯套阋愿墒隆薄２茇УＨ挝骞僦欣山斡泌邮隆５笔辈茇砉笪蛔穑疤煜孪蚰剑隹腿缭啤保ǘ磊笆氐莱殖＃苑枪虏煌俣薄Ｓ幸淮尾茇а缜氡隹桶偈耍栉仕担骸熬父饔畜萍玻幸┮煌瑁删纫蝗耍本染埃感埃俊敝谒捣诅。环⒁谎浴２茇в惨硖槐渖鸬溃骸案敢玻 迸貌茇б膊缓迷儆胨缒选Ｋ庋Χ圆苁细缸樱砻髂阋易龉伲也坏貌挥γ龉伲隽斯傥乙惨倚形宜兀霾换岣阈ЯΓ换岣愕迸牛饨幸诔�
另外几个人则属隐于野。管宁在辽东“庐于山谷”，与乡民同地而居，同井而汲，一住就是30余年。他“坏堵筚门，偃息穷卷，饭鬻糊口，并日而食”，却“吟咏《诗》、《书》，不改其乐”。尤其是“玄虚淡泊，与道逍遥，娱心黄老，游志六艺”，“经危蹈险”而“不易其节”。辽东太守公孙度与他对话，他“语惟经典，不及世事”。魏文帝黄初四年（223），明帝太和三年（229），齐王曹芳正始二年（241），都以太中大夫职位诏请他入朝作官，他一概都“固辞不受”。自甘于贫贱，管宁终得以守志全身，活到84岁。王烈与管宁相似，也“避地辽东，躬秉农器，编于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乐”。并且与当地土著居民相处极融洽，“东域之人，奉之若君”。公孙度让他当长史，曹操任他为丞相掾征事，他都不肯应命，于建安二十三年（218），以78岁之龄寝疾。巨鹿人张牛Ш陀贝ㄈ撕眩耙嘌静皇恕薄Ｕ排＇一生“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诸侯”，袁绍、高干、曹操历次征辟，都不从命。他“笃学隐居，不与时竞，以道乐身”，活了105岁，才于正始元年（240）与世长辞。临终前几天，还“援琴歌咏，作诗二篇”。胡昭同样推脱过袁绍、曹操的征辟，“转居陆浑山中，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司马懿为布衣时，他曾私下里对司马懿有过救命之德，但“口终不言”，司马懿专权了仍不事声张，不邀报偿，时人誉为“天真高洁，老而弥笃”。嘉平二年（250）当局又公车特征，恰遇他辞世，终年89岁。这几位隐于野的高士，自觉、坚决、彻底、持久地与恶劣的政治和腐浊的官场划清了界线，保持了距离，不拖泥带水，不招是惹非，因而能够真正做到守志保身。从这一点看，非但邴原不及，就是阮籍、嵇康也略逊一筹。
至于放诞，嗜酒、服石、好美色之外，还有傅粉、纵欲、好田猎诸种表现。阮籍、嵇康一类的文人由于避世需要，染上了这一风气，而根子却在曹魏统治集团的上层。曹丕好田猎，曹爽纵欲到了淆乱宫廷的地步，此前章节已经涉及，不再赘述，这里只说曹植如何。曹植的文学天赋及其造诣，谢灵运有“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的极端赞誉（见李瀚著《蒙求集注》），虽然过头了，毕竟反映出魏晋第一，毋庸置疑。而在性格和行为方面，这位文学天才则又是一个纨绔子弟，浪荡公子。在《三国志》本传中，就明确地定性为“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黄初二年（221）他被贬爵为安乡侯，固然由于监国谒者灌均迎合曹丕的旨意进行诬陷，他自己“醉酒悖慢，劫胁使者”确也授人以柄。而在太子名分尚未确定时，有一次他接见文学名士邯郸淳，就尽显出放诞张狂。当时正逢天暑热，曹植让初次相见的邯郸淳先坐着，自己却去洗澡，傅粉。所谓傅粉，就是像倡优一样用粉涂成一张白脸（日本的艺伎可以作参照），当时的贵公子们以为时髦。然后科着头（不戴冠帽巾帻），用手拍打着半裸的身体，自鸣得意地跳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完了才问询来客：“邯郸生何如邪？”也不待人家作出反应，他就去更着衣帻，整理仪容，然后才与客人高谈阔论。他这些嗜好作为，浑如当今社会的某些贵胄公子、追风少年穿必进口名牌，言必夹杂外语，或染黄、白异发，或留披肩长发一样，不是出自于避世保身，而是借以炫耀身份，显示不同于凡俗。
跟何晏相比，曹植犹如小巫见大巫。何晏其人，不仅如鲁迅所说“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而且喜欢傅粉和服石，是正始年间官僚士大夫傅粉和服石的班首。他仗着母亲改嫁曹操为妾，自己因而成为曹操“假子”的特殊地位，娶金乡公主作为正妻并不满足，还十分好色，曹爽的淫乱多参与其间。又“性自喜”，爱描容打扮，“动静粉白不去手”，走起路来一扭二摇，“行步顾影”，唯恐自己的回头率不高，争得眼球不多。他和王弼、夏侯玄一帮玄学名流，都热衷服石，就像现今的“K粉族”成瘾。他们服的寒食散，多以矿石为基本成分；其中一种以石钟乳、石硫璜、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五种无机物矿石粉末组成，称作五食散，特别受到青睐。
各种寒食散均含毒素，丹药和酒服下后，身体就会忽冷忽热。药性一旦发作，浑身痛苦难言，精神进入恍恍惚惚的虚飘状态，使人暂时忘记了其他一切，仿佛超脱尘世之外。寒食散好似魏晋的“白粉”。何晏、王弼、夏侯玄等辈正始名士开了服石先河，延及两晋、南北朝，衍生成为官僚士大夫的一种时尚。这当中，借助药性而放浪形骸，暂除烦恼，无疑具备共通性，但究竟有多少人主要是麻醉自己以消极避世，有多少人如何晏等主要是寻求精神刺激，更加放纵自己，实在不宜一概而论。如嵇康服石，理当就与何晏等服石既有其同，又有其异。
究其实，何止于服石一项需要具体分析，玄学、清谈、避世、放诞……莫不如此。具体分析起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个体层面，二是总体层面。从个体上看，在朝与在野，在朝得势与在朝失势，在野半隐与在野全隐，以及个人性格、资质、阅历、身世等等，每一个人都好比一片树叶，纵然大体相似，细析纹理也是有所差异的。何晏有别于王弼，阮籍有别于嵇康，邴原有别于管宁，诸如此类，莫不尽然。从总体上看，个体差异性却在摈弃之列，质地关联性更须当注意。为什么除了遁隐避世古已有之，玄学、清谈和放诞都始发于正始年间，而遁隐避世在那一时期也在加剧？毫无疑义，诚如众多史学论著业已诠释的那样，在那一时期，曹爽与司马懿两大帮派的权力之争异常酷烈，司马氏获胜以后运用杀戮手段铲除异己，搬弄名教纲常桎梏思想，交合在一起造成如斯种种。但只是归究这种政治因素，还解答不了何以玄学、清谈、放诞都牵连到老庄思想，所以尚需作更深层的文化基因探测。
从两汉直至三国，儒、道两家学说一直在交替式地乃至兼混式地产生精神影响，被汉儒先后以“天人感应”或谶纬之说改造过的儒家思想多数时候占主导地位，司马氏搬弄的名教纲常主要取自于儒。而不管其间存在多少同异正伪，孔孟倡扬的“仁者，人也”，都规定了人在社会结构里的“二人”关系定向，由兹才有“三纲五常”。这种“二人”关系定向，决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群伦主导的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