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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慢慢亮了起来。蟋蟀的叫声更响亮了。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回忆：小玛丽亚躺在我的胸脯上，她的皮肤散发着痱子粉的香味；然后。我好像看到自己闯进她的婚礼，湿漉漉的，脏兮兮的，就像我当时那样。音乐停住了，每个人都惊恐的看着我
—— 玛丽亚是最为惊恐的那一个。
我低下头。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留恋我。
我跑了两步，抓住扶手栏杆，翻越而过，人飞了出去。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无法解释。我撞在什么地方，我怎么会还活着，我没法告诉你。我所能想起来的就是旋转和噼里啪啦的声音，擦着，碰着，最后是“嘭”的一声。我脸上的这些疤痕？我估摸着就是那时候留下的。我应该下落了很长一段时间。
再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周围全是掉落的树枝，树杈，树叶。石头压着我的胸口和肚子。抬起下巴，我看到了：童年的棒球场，沐浴在晨光中。我还看到了球场边的两个球员候场区，和投手站立的地方那撮隆起的尘土。
还有，我妈妈，我死去多年的妈妈。
早晨
鸡仔的妈妈
爸爸曾对我说：“你要么是妈妈的好宝贝，要么是爸爸的乖儿子，但不可能同时都是。”
就这样，我选择了做爸爸的乖儿子。我学他走路的样子。我模仿他深沉的，有些沙哑的笑声。因为他喜欢棒球，所以我总是带着我的棒球手套，他仍出来的球，我竭力去接，虽然有时候球很重，打在手上，疼得让我几乎忍不住哼哼。
学校放了学，我就奔到爸爸在卡夫街上经营的卖烟酒的店，一直玩到吃晚饭的时间。我的玩具就是店里的空纸箱。等到下班，爸爸就开着一辆天蓝色的别克轿车，我们一起回家，有时候，爸爸会把车停在车道上歇一会儿，点上一支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听听广播新闻。
我有个妹妹，叫吕贝塔。那时候，她最中意一双粉红色的小芭蕾舞鞋，无论去哪里都穿着。记得我们一家人去镇上餐厅吃饭的时候，妈妈会带抱着她去女厕所——她粉红色的小鞋子滑过瓷砖地板——而我则跟着爸爸去男厕所。所以，在我小小的脑海里，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安排的：我和他，她和她。女士。男士。妈妈的。爸爸的。
所以，我是爸爸的乖儿子。
我是爸爸的乖儿子，直到一个炎热、晴空无云、春天的早上。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上五年级。那天我要参加两场棒球比赛，对手是由康纳管道工程公司赞助的红雀队，他们总是穿着鲜红色的羊毛球衣。
我穿着运动长袜，戴着棒球手套走进厨房的时候，太阳已经把厨房照得暖暖的。我看到妈妈坐在餐桌旁抽烟。妈妈是个漂亮的女人，但那个早晨，她看起来一点也不漂亮。她咬着嘴唇，没有抬眼看我。我依然记得，我闻到烤糊了的面包片的味道，我以为她是因为早餐没有做好而不开心。
“我就吃点麦片好了，”我说。
我从碗橱里拿出一个碗。
她清了清嗓子。“你的比赛什么时候开始，宝贝？”
“你感冒了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用一只手贴住脸颊。“比赛是什么时候？”
“我不晓得，”我回答。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戴手表。
我拿出牛奶瓶和一大盒玉米片。倒玉米片的时候，我倒得太快，好些玉米片从碗里撒了出来，落在桌子上。妈妈一片一片的把它们捡起来，捏在掌心里。
“我送你去，”她小声说。“不管什么时候。”
“爸爸不能送我去吗？”
“爸爸不在这里了。”
“爸爸去哪里了？”
她没有回答。
“他什么时候回来？”
妈妈捏紧了玉米片。玉米片被她碾成了粉末。
那天起，我成了妈妈的儿子。
我刚才说，我看到了死去的妈妈，我一点不开玩笑。我真的看到了她。她站在球员侯场区边上，穿着一件粉紫色的外套，捏着个小包。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看着我。
我想要站起来，朝她那个方向走。但我起不来，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是疼的。意识里，我想要叫她，喊她的名字，但我的喉咙发不出声。
我垂下脑袋，合拢手掌。我努力撑住自己，把身体抬起来一点。我再抬头。
妈妈不见了。
我不指望你相信我。我知道，听起来我像是疯了。我们看不到死人，死人也不会来看我们。一个人从水塔上跳下来，一心要把自己给摔死，结果非但没有死，还奇迹般看到了他死去的妈妈，拿着包，在棒球场三分线的地方站着。
你现脑子里正在怀疑的事情，其实我都已经怀疑过了：那是幻觉，是想象，是酒鬼的神志不清，糊涂的脑子看到的糊涂事情。我已经说过了，我根本不指望你相信我。
但是，这事确实发生了：她站在那里。我看到了她。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躺了有多长时间，反正，我勉强让自己站了起来，往前走。我拍掉了膝盖和手臂上的沙土和瓦砾。我身上有十来处伤口，大多是些小的擦伤，也有几个比较大。我尝到了鲜血的味道。
我穿过一片熟悉的草地。晨风吹过，树木摇动，带起黄色的落叶飞舞，好像是小小的，旋转的雨幕。我已经两次自杀而未遂了。还有比这更惨的吗？
我朝着自家的老屋走去，决意要在那里结束一切。
早晨
妈妈是如何遇见爸爸的
爸妈相遇的故事是这样的：1944年春天，在椒谷河的下游，她遇见了爸爸。那时她在游泳，他在打棒球。他投了一个球，伙伴把球打飞了，落到河里。妈妈看到了，朝球游过去。而爸爸也跳到水中去拣球。他从水底下浮出来的时候，两个脑袋撞在了一起。
“后来，我们就这样撞来撞去的，”妈妈过去常说。
他们俩闪电般陷入热恋。我爸的脾气就是这样，做任何事情的目的就是快快把事情做完。那时候，他是个高大健硕的小伙，刚刚高中毕业，梳着奶油大包头，开着他爸的蓝白色凯迪拉克车。二战一爆发，他就积极报名，参军入伍，告诉妈妈他要杀敌立功，“要成为镇上消灭敌人最多的人。”战舰把他运到了意大利，亚平宁山脉北部，靠近博洛尼亚一个叫坡奥山谷的地方服役。1945年，他给妈妈写了封信，向妈妈求婚
——
“做我的妻子吧，”他在信中写道。我觉得那更像是个命令。妈妈答应了他。妈妈的回信写在一种很特别的亚麻纸上的，纸很贵，根本超出了她的消费能力，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坚持买了这种纸写回信。我妈妈认为写什么字和用什么纸是同样重要的。
爸爸收到妈妈回信后两星期，德军签署了投降协议。爸爸回家了。
我的理论是：爸爸打仗没打过瘾。所以后来，他向我们开战。
我妈是法国移民的后裔，信仰新教，我爸是意大利移民的后裔，信仰天主教，他们俩能结婚，上帝肯定没料到，所以产生很多罪恶，给生活添了许多波折。他们总是在争吵。孩子、食品、宗教，都是吵架的诱因。爸爸曾在浴室门口挂了一张耶稣像，一等他上班，妈妈就把画像挪到一个不太显眼的角落。爸爸回到家就大声嚷嚷起来；
“上帝啊，你怎么能够动耶稣像呢！”妈妈反驳道，“那不过是个画像罢了，雷奥，你以为上帝愿意把自己的画像挂在浴室门口吗？”
爸爸不睬她，把画像挂回去。
第二天，妈妈又把画像挪走。
如此这般，不停折腾。
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和文化背景，如果说我们家有民主的话，那么爸爸的一票相当于两票。他决定我们晚饭吃什么，房子刷什么颜色，家里的钱存什么银行，客厅那台赞尼诗牌黑白电视机应该调什么频道。我出生的那一天，他通知妈妈：“这孩子要去天主教堂受洗，”毫无商量余地。
滑稽的地方在于，他自己对宗教其实没有什么兴趣。战争结束后，爸爸在镇上开了家卖烟酒的小店，和宗教比起来，他更关心的是利润。他对我的要求，就是要我信仰棒球。我还不能走路的时候，他就扔球给我。在妈妈还没有让我用剪刀之前，他已经给了我一个木质的球棒。他说只要我有“计划，”并且“坚持执行计划，”那么总有一天，我可以加入甲级棒球队。
当然了，孩子都以父母给设定的志向，为自己的志向。
所以，我七岁的时候，学会了看报纸上的棒球比赛积分表，那上面所列出的棒球队的名字，就是我奋斗的目标。我在爸爸的店里放了一幅棒球手套，如果他有几分钟的空余时间，那么他就可以在停车场里掷球给我，帮我练习。我甚至会穿着钉鞋去教堂参加星期日弥撒，因为赞美诗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我就要赶去参加美国循环赛。人们说教堂是“上帝的家”，我很担心上帝会不满意我穿着钉鞋踏在他家地板上，所以我曾试着踮起脚尖走路，爸爸在一旁看到了，小声而严厉的责备我说，“见鬼了，你干吗呢？”我赶紧放下脚跟。
而妈妈呢，并不喜欢棒球。她出生贫寒，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战争期间，不得不辍学打工维持生计。她的高中文凭是上夜校得来的，后来她又用同样的办法修完了护士学校。在她的脑海里，读书，上大学才是我的正途，只要走上这条路，人生自然会有很多机会。对于棒球，她觉得唯一的用处就是让我“呼吸点新鲜空气。”
但我打棒球的时候，她总会来看。她坐在观众席上，戴着大大的太阳眼睛，头发总是吹得整整齐齐，那是当地美容院的杰作。有时候，我会从球员候场区偷偷看她，发现她总是望着遥远的地平线。但轮到我出场击球的时候，她会拍着手叫：“耶，查理！”
我想，对我而言，那就是参加比赛的全部意义所在了。在爸爸离开我们之前，他是我参加的每一个业余棒球队的业余教练。有一次，他看到我朝着观众席方向张望，便朝我嚷道：“眼睛看着球，鸡仔！那里可没有能帮你打好球的东西！”我赶快回过头。
我猜，妈妈，她不是爸爸所说的“计划”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