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宗月大师”已经开始进入到老舍的作品之中。老舍在本时期所创作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里，首次描写了一位佛教人士董善人的形象。董善人把自己的财产“完全施舍出去”，带着五六个大姑娘（包括他的两个女儿）静心修行。“不单是由魔道中把她们提拔出来，还要由人道把她们渡到神道里去。”当他听了李静的哭诉后，“一面落泪一面念佛”，再三解释说，“救人灵魂比身体还要紧”，并力劝李静也来参加修行。从所描写的情况来看，这位董善人无疑是以“宗月大师”为原型的。从这个人物形象身上，我们既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宗月大师”的影子，也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老舍对佛教的那种崇拜之情。
三
抗战时期，老舍对中国的文化和宗教价值都做了重新审视。正如他在《大地龙蛇》序中所说：“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相比之下，老舍在抗战时期对佛教更为偏爱。纵观他在本时期的文艺主张和作品创作中，始终都贯穿着中华民族通过“涅槃”而获得新生的佛教文化思想。
1939年7月底，老舍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代表的身份，随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到河南洛阳劳军。其间，曾游白马寺，并作旧体诗一首。诗云：“中州原善土，白马驮经来。野鹤闻初磬，明霞照古台。疏钟群冢寂，一梦万莲开。劫乱今犹昔，焚香悟佛哀。”在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之时，老舍看到了佛教圣地白马寺，使老舍高兴万分。他在《剑北篇》中写道：“白马寺还在人间，白马寺万岁！”老舍对佛教的赞颂之情，由此可见一斑。10月前后，老舍随慰劳团至青海、甘肃一带劳军，其间也参拜了一些佛教寺院。深深扎根于老舍潜意识之中的佛教文化思想，这时似乎又一次得到了复苏的机会。
1940年9月4日，老舍应重庆缙云寺佛教友人之约前去参观汉藏教理院，并作了一次讲演。其中说：“研究中国文学的就得念屈原的《离骚》，研究英国文学的就得念莎士比亚的作品，研究意大利文学的也是一样，就得念但丁的著作。”然而，但丁的《神曲》“却离开了《圣经》，大谈特谈地狱的景况，描写其地狱的惨状，这也许他是受了东方文化——佛教的影响。”“这种思想，颇与佛教的平等思想相吻合。”“佛陀告诉我们，人不只是这个‘肉体’的东西，除了‘肉体’还有‘灵魂’的存在，既有光明的可求，也有黑暗的可怕。这种说‘灵魂’的存在，最易激发人们的良知，尤其在中国这个建国的时期，使人不贪污，不发混账财，不做破坏统一的工作，这更需要佛教底因果业报的真理来洗涤人们贪污的不良心理。”他希望“富于牺牲精神”的佛教和尚们，“发心去做灵魂的文学底工作，救救这没有了‘灵魂’的中国人心”。应该说，老舍所作的这篇有关佛教文化的著名讲演，对我们今天来探讨老舍的佛学修养具有重大的意义。
1941年夏，老舍应邀到云南昆明西南联大讲学。其间，他遇到了“精通佛学”的汤用彤老先生，于是“偷偷地读他的《晋魏六朝佛教史》，获益匪浅。”不久，老舍在《大地龙蛇》的创作中，写了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赵老太太。剧本说她“佞佛好善，最恨空袭。儿女均已成人，而男未婚，女未嫁，自怨福薄，念佛愈切。”她的儿子劝她说：“现在已是雾季了，不会再有空袭，何必还这么念佛呢？”她却一本正经地回答：“佛是要天天念的！祸到临头再念佛，佛爷才不管你的闲事！这三年多了，咱们的房子没教日本鬼子给炸平了，还不都是菩萨的保佑？”另一位西藏高僧罗桑旺赞也说：“佛的光明，佛的智慧，祝福我们胜利的军队！”
此后，老舍对佛教文化做了更多的思考，我们从长篇小说《火葬》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思考的轨迹来。《火葬》这部作品取名的本身，就包含着中华民族在“涅槃”中求得新生之意。在《四世同堂》中，老舍为我们写出了一系列佛教徒及其受佛理感化的人物形象。其中，最突出的佛教徒当属明月和尚。是他，在沦陷的北平坚持着抗日活动，并影响和团结了一大批抗日积极分子——其中也包括钱默吟。请听一听钱默吟的自白吧：“虽然我不接受他的信仰，可是我多少受了他的影响。他教我更看远了一步——由复国报仇看到整个地消灭战争。这就是说，我们的抗战不仅是报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打击穷兵黩武，好建设将来的和平。”“他是从佛说佛法要取得永生；我呢是从抗战报仇走到建立和平——假若人类的最终的目的是相安无事的，快快活活的活着，我想，我也会得到永生！”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经过抗战中血与火的洗礼，老舍对佛教也已经产生了许多新认识。
（中国佛教文化信息中心提供文/《佛教文化》张桂兴）
老舍的苦戏
陈徒手
事隔三十多年，北京人艺老演员蓝天野谈起当年老舍的话剧创作，不禁唏嘘而叹：“当时社会上出现什么大事，老舍先生很快就有作品出来反映。一九五五年写《青年突击队》，一九五八年赶写《红大院》，都是配合一时一事，演完了，戏也就完了。”（1998年10月27日采访）
据北京人艺当年会议记录稿，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青年突击队》建组会上，剧院党委书记赵起扬在讲话中不讳言剧本存在许多不足，但他仍肯定了老舍有很大的政治热情，并表示要演好这部上级推荐的新戏。六月三十日上午，老舍到剧院谈剧本，他坦率地承认，青年突击队并未在北京建筑工地推广，这剧本本身跑在事实面前。
剧院开始在北京一些相关单位征求对剧本的意见，反映不像预料的那么热烈。在北京四建公司座谈会上，工地一位姓蔡的主任表示，剧本中工人、工程师都不太像现实中的人物，让人感到青年突击队只重进度不重质量，对特务的描写过于简单化。一位工程师认为，剧本所写的事情太多，解决问题又太容易，演员在台上演得有些吃力、枯燥。
人艺的演员们对剧本的新鲜感很快就失去了，演了几场就略显疲沓。于是之在剧院会上发牢骚：“对剧本不是真正的喜欢，大家都有将就思想。”
老演员黄宗洛回忆道：“这个戏太粗糙了，为中心服务，像活报剧。把事件搁进去，做各种状态，演的人和看的人都烦了。”（1999年9月9日采访）
这部戏演了几场就草草结束，而且有几场是专为建筑单位公演的，由单位组织观看。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高潮来临，因腰疼在家休养的老舍对前来看望的人艺导演夏淳说：“大家都大跃进，我偏在这个时候出了毛病……不能老这么呆着，你也帮我想想，看咱们能写点什么？不能写大的，写小的呀！这样一个时代，该写的东西太多了。”出乎夏淳意料之外，两个星期之后老舍竟拿出《红大院》初稿。老舍解释说，看到街道上动员家庭妇女搞生产，想着想着就写了一大堆材料，这里面有真事，也有想出来的。
《红大院》尚未修改完毕，剧院把上演的日期都定了，老舍心里既兴奋又为难。夏淳曾介绍说，在倒计时的七十多个小时里，剧本的创作和排练是一锅煮出来的，有些台词都是在排练场编出来的，实在弄不出来就去请教街道工作同志，看他们是如何说出这段台词。
老演员叶子在北京社会福利院接受笔者采访时，对当时紧张的情景记忆犹新。她说：“那时太仓促了，排第二幕时老舍只是写了两页纸的东西交给我们，其它的要靠大家去补充、丰富。”
最关键的是，超前创作的《红大院》所涉及的成立人民公社之事，在北京市迟迟不见动静，致使排练和演出都找不到充足的根据，没有外围热闹的气氛去烘托。有一天突然听说天津市要成立城市公社，剧院的人狂喜地要赶去体验生活。北京人艺副院长欧阳山尊回忆说，看完《红大院》后，周恩来没有多说什么，他只是对尾声放礼花深感兴趣，欧阳山尊赶紧让美工表演了几次，周恩来说：“这是发明创造，应该推广。”
紧接着老舍又写出带有喜剧色彩的《女店员》，一九五九年初刚一上演，一下子就收到各方面传来的二十六条意见，主要认为看不出党的领导和支持，对于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性质表现不够，在大跃进时代表现儿童捣乱不合适等等。过了几天，剧院向上级报告：我们已与作者老舍先生共同研究，并做了必要的、适当的修改。
老舍依据二十六条意见，对本子大致修补了一番，以便对各方有所交待。刚喘了一口气，市委宣传部长陈克寒又来了一道指示，要求删去女人推车一场戏，理由是：“六中全会决议中明文规定要照顾妇女生理特点，你们剧院常有外宾来看，每次演出都应特别注意影响，如有人把推车拍照在香港报上一登，对我们不利。”
刚刚落实完这边的意见，老舍忽然又听到市委文化部长、周恩来原文教秘书韦明提出的新建议。
老舍先生在剧中没有多写党委书记，韦明说应该加一个党的领导者的形象。老舍说，这戏里本身就体现党的领导。韦明坚持要他改，说，不改就不演。老舍说，不演我也不改。后来没有加，总理看后没有提这个问题，韦明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北京人艺原副院长周瑞祥1998年10月21日口述）。
这是老舍极其罕见的公开抵制之一，看出他柔中见刚的性格的另一面。
到了六十年代初，老舍的话剧创作有意回避了现实题材，写了一些儿童、历史、民族等题材的作品。但是烦恼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