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 第21部分

会见时间是1月17日中午，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福建厅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福建省历来是侨胞之乡，散布世界的华人华侨也大多从福建沿海出国，而荣毅仁等5人在海外有很多亲属，大多经商，事业有成。选择在福建厅会晤，寄托了希望他们联系海外、内引外联的深刻用意。

到了约定那天，荣毅仁等5人率先来到福建厅，一面饮茶，一面等待邓小平的到来。

邓小平满面笑容地进入大厅，随同的还有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纪登奎、陈慕华以及卢绪章等人。必要的礼仪之后，众人坐定。邓小平简明地介绍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然后问：“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很高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是一个新问题，你们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民建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胡子昂已经82岁，5人当中资格最老，他对邓小平说：“当前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和光辉灿烂的未来，这是我们每个人出力效劳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邓小平坦言：“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他接着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商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

邓小平希望5人能推荐“有技术专长和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他说：“不仅是国内的人，还有在国外的人，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

胡子昂委婉表示了自己的忧虑：“现在工商界还没有搞掉帽子，一些企业把工商者同地、富、反、坏、新生资产阶级不加区别地相提并论，这些问题不解决，他们心有余悸就难以消除顾虑。”

有“猪鬃大王”之称的重庆著名企业家、实业家古耕虞补充说：“有中国血统的人，很想来祖国投资，为国效力。现在统战系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怕与资产阶级打交道，越到下面越厉害。首先解决干部心有余悸的问题……资本家的帽子没有摘掉，一些有用之才仍在工厂从事较重的体力劳动。”

邓小平说：“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他接着指示道：“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这时，荣毅仁说话了：“只要国家给我工作我就做，白天、黑夜，什么时候找我都行。我才60出头，80岁前还可以做点工作。”

对于引进外资，荣毅仁也有建议，他说：“美国大公司来华还有顾虑，外国朋友建议我们邀请大老板面谈，让他们回去讨论，以改变目前的态度和看法。在美国还有工作要做，可以利用华侨、华裔。”他还说：“对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各级领导都很积极，这里需要协调一下，德国西门子公司来华，许多部门都找上门去，他们的尾巴就翘得老高，要价也就高了，为此要对引进项目加强管理。”

邓小平随即表态：“海外同胞、华侨、华裔都可以回来办工厂企业。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邓小平对荣毅仁提出希望——创办或主持一方面的工作，或搞点什么别的，创出一条新路来。

荣毅仁将平日所了解的情况反映道：“现在有些机构，头头太多了。上海有家纱厂，在旧社会全厂只有30个职员，现在单政治处就有28人。人多了，画圈的人就多了，办事速度就慢了。”

听到这里，邓小平特别叮嘱道：“荣毅仁同志，你主持的单位，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

邓小平又强调说：“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最后，邓小平告诉荣毅仁，如果遇到麻烦就找副总理谷牧。引自《人物》2009年8月刊《为什么是荣毅仁？——荣氏，一个百年家族的背影》一文。

时间倏忽，转眼到了午饭时间。在座各位都是老同志，考虑到天气寒冷，邓小平风趣地说：“肚子饿了，该吃饭了，今天我们聚聚，我请大家吃涮羊肉。”随后，大厅一角摆起了两桌火锅。在凌寒的冬日，吃火锅是一件美事。邓小平与5人围桌而坐，言笑晏晏，相谈甚欢。

后来，古耕虞用一口川腔回忆这场特殊午宴：“一只火锅，一台大戏。”大戏在即，帷幕徐启。

两条道路

邓小平与荣毅仁渊源颇深。新中国成立以来，虽未有高调接触，但邓小平一直关注荣毅仁，对他的商业才干、经营能力和公私合营举动均甚为欣赏。

正因如此，历史上，邓小平有三次“点将”荣毅仁的佳话。第一次是在1959年，荣毅仁当上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第二次在1978年，荣毅仁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两次任命，均在关键时期，且结合荣毅仁个人所长，可见邓小平对他了解之深；第三次“点将”，即是1979年这次火锅宴。

对于荣毅仁来说，能够出来做些实事，正求之不得。过去十年，不堪回首，因人所共知的原因，白白浪费了宝贵时间。如今，一向闲不住的荣毅仁在内心深处甚至有“十年当做二十年来干”的劲头。

摆在荣毅仁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做官，一条是办企业。国务院准备设立一个部委让他主持，但是，对于荣毅仁来说，当部长已不再新鲜。况且，几年的部长工作经历常常让他感到无法施展所有才干。考虑再三之后，荣毅仁还是决定回归自己的“老本行”，创办一家“公司”。

当时的中国，工厂遍地，“公司”却还是一个稀有词汇。现代意义上的商业组织形态在计划经济体制中难以生存，而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为公司的成立扫清制度障碍。荣毅仁是做实业出身，但他并不准备成立一家实业公司。多年经商生涯让他意识到，与其像以前那样组建一家单打独斗的公司，不如创办一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帮助更多的企业。

信托投资公司在融资方面有天然的优势，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和“融合剂”，在西方国家广为盛行，在中国却十分陌生。1913年，中国第一家信托机构在大连成立，即日资大连取引所信托株式会社，在民间资本匮乏的时代，其很快展现出不可阻挡的魅力。此后30多年的时间，信托公司、信托局、信托社等同类机构在上海滩遍地开花，鼎盛时达上百家之多。

新中国成立前上海规模最大的信托机构名为“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拥有外资背景，主要业务是发行公司债券以吸收游资，然后投资证券或地产。该公司最大手笔是1930年、1933年共发行300万元公司券，将所融资金用于股票交易。荣氏对信托并不陌生，荣宗敬便是资本运作方面的老手，尽管他的每次投机往往将危机转嫁于荣氏企业，却在后人心中留下了资本运作的种子。

环境感染和家族熏陶，让荣毅仁可以正视信托业，并掌握其组织架构、运作方式和运行规则。在当时国内亟需建设资金的情况下，荣毅仁不禁设想，如果组建一家信托公司作为融资平台，无疑于雪中送炭。况且，海外有大量华人对投资祖国报有热情，正需引导。仅荣氏一族便有400多名亲友在海外打拼，不少人是工商界和科技界成名者，借助国家和家族号召力，通过他们引进外资、技术和设备，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定能起到非同寻常的效果。

几经斟酌，1972年2月，荣毅仁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正式提出建立“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构想。

还有什么好怕的？

由于没有配备秘书，夫人杨鉴清充当助手，将荣毅仁的构想用工整隽秀的笔体誊写在信纸上。正值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申请合资经营引发讨论之际，这封手抄信的适时出现不禁令人眼前一亮。

1978年年底，第二汽车制造厂正式与通用汽车公司进行重型汽车技术引进的谈判。时任通用汽车董事长的托姆斯？墨菲建议说：“你们为什么只谈技术引进，为什么不能谈合资？”代表中方谈判的是后任政治局常委的李岚清，他对墨菲说：“你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怎么能够搞合资啊？”

美国人仍不肯放弃，墨菲以商人特有的精明口气说道：“大家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对中国来讲比较有利。”这句话显然引起了中方代表团的兴趣。李岚清遂向谷牧副总理打报告，谷牧批示“拟同意”。随后，一份《关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访华代表团愿意同我国合资经营办汽车厂的报告》摆到邓小平案头，刚从美、日访问归来的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合资经营企业可以办。”

邓小平一锤定音，以文字形式结束了对合资经营的犹豫态度，就在此时，他看到了荣毅仁的来信。

荣毅仁在信中详细阐释了公司名称、宗旨、任务、组织架构、人事安排、财务运行、经营方式和利润分配方式等内容，并特别提及“采用资本主义方式中的能为社会主义建设运用的部分”，“经济核算、自负盈亏”，“设立董事会”，“对人员量才录用、越级提升或降级任用”等建议，可谓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几乎可以称得上一份完整的项目策划书。

两天后，邓小平进行批复，华国锋、李先念、陈云等人先后传阅。陈云批示“把中信公司办成国务院直属的国营企业为好”，他担心“一家纯民间的公司恐怕实力不够，不容易在国内外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