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表明了中国领导人认真对待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决心。”而日本《东京新闻》则认为：“这向西方国家发出了希望改善关系的强烈信号。”
荣毅仁在国际舞台上走动，言行举止格外引人瞩目，几乎给每位交往过的海外名流留下深刻印象。
日本已故企业家、东急集团元老五岛升称：“从第一次会面起，我就认定此人不同凡响，心中很是敬仰。”在遗作《我的履历》中，他这样写道：“在中国问题上，给我以力量的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先生。他能力超群，是开放政策的实践者……有时日本经济界人士问我：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什么样的公司？我就告诉他们：与日本的东急一样。”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荣毅仁尤其敬重，荣毅仁也视其为知己，几乎每次到纽约，只要基辛格有时间都会前去拜访，甚至成了“博士家中的常客”。有一次，两人聊天直至半夜，方尽兴而散。1986年，基辛格应外交部之邀访华，荣毅仁在自家设宴款待，基辛格对“荣家菜”赞不绝口。基辛格对荣毅仁评价极高，称赞他是“既了解东方，又了解西方的企业家”，而将苏联改革不利的部分原因归为“苏联人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他们找不到一个像荣毅仁的企业家”。
其实，何止苏联，就连中国也找不到第二个“像荣毅仁的企业家”。2005年，荣毅仁在病痛中结束了89年的生命，世上从此再无“荣毅仁”，而荣氏家族的故事远未结束……
第七章 发轫
引言
1999年，一位名叫胡润的英国青年向多家世界级刊物发送了一份中国富豪榜，美国《福布斯》杂志最终选用并以英文形式刊发。在这份“中国50富豪榜”中，荣毅仁家族赫然列于首位。
胡润并未标明具体的财富数值，还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列入荣家资产，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人的固有印象。荣毅仁辞职6年后，还与中信画上等号，可见其影响之大。
不过，倘若胡润了解中国国情，或者再仔细一些，恐怕不难发现荣毅仁之子——荣智健才是这个百年家族的“进账大王”。事实上，从1980年开始，荣智健便在生意场上厮杀，颇有其祖风范。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之后功成身退，中信集团由更为年轻的王军一代执掌，而荣智健则以中信泰富为舞台，延续着家族财富传奇。三年之后的2002年，荣智健第一次登顶中国首富。
自荣熙泰以降，荣智健已是荣家第四代，“富不过三”的禁忌如何打破？不如从荣智健去香港的那天讲起。
香港在召唤
1978年2月的一天，在北京电子研究所工作的荣智健偶然听到父亲荣毅仁当选政协副主席的消息，已在了无生气的岗位上工作5年的他灵光乍现，这一刻，他似乎意识到命运转机。
荣智健早已成家，妻子是当年“汗衫大王”任士刚任士刚，1896年生于上海，家资颇丰，教育优良；1924年与4名同学集资创办“五和”针织厂，生产“鹅牌”汗衫，在“抵制洋货”中走俏上海并风靡全国；此后注册相继“银鹅”、“天鹅”等一系列“鹅”字头商标，世人称之“汗衫大王”。的孙女任顺弥。两人婚后生有一双儿女，长子荣明杰当时刚满10岁，女儿荣明方6岁，而荣智健到了人生第三个本命年。这个年龄，这种家况，已是人们常说的中年，但荣智健天性中的不安分被时代风气激荡开来，开始思索人生的方向。
作为天津大学电机系毕业的高材生，荣智健完全可以应付机电研究所的工作，但坦白说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在荣智健看来，自己并不适合进行科学研究，虽然谈不上排斥，至少在心理上认为那很难做出成绩，与其白白浪费时间，不如出去见见世面，创立自己的事业。
然而，到哪里去呢？举目四望，似乎没有什么地方比香港更具吸引力。“弹丸之地”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技术与资本，风气开放，意识前卫，市场活跃，简直就是创业者的理想天堂。
而且，荣氏一族在香港人多势众，实力不容小觑。1948年前后大批族人迁至港岛，或重新创业，或经营旧业。数十年来，这些人扎根香港，俨然成为望族，在政商两界关系深厚，互相帮衬，成功者众。与荣智健同辈的“智”字辈正当壮年，大多已成家族中流砥柱。每每思索及此，荣智健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冲动，也许是为逝去岁月懊悔，也许是对命运的抗争。
如果说之前10多年的运动禁锢了头脑和身体自由，将个体塑造成为随波逐流的庸众中的一员，那么在1978年，透过逐渐宽松放开的政策，荣智健前所未有地嗅到了掌握个人命运的空气。
经过4个月的深思熟虑，初夏，荣智健毅然将妻儿留在父母家中，怀揣5000美元和一张单程通行证独闯香港。成名后，荣智健曾在人前坦陈心迹：“那是我个人的决定，当时内地的政治比较开放，让人民出外探亲。我两个堂兄弟荣智鑫、荣智谦在香港经营电子生意，就决定出来闯一闯。”
看来荣智健当时有意投奔两个堂兄弟，或加入其中，或另创新业，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坐到开往香港的渡轮上，那意味着一片全新的天地。沉浸在憧憬之中，又恍惚回到过去。
从“荣公子”到研究员
1942年出生的荣智健恰好赶上了中国近代史上诸多“波折”。他“含玉而生”，自然享受过荣华富贵，少年时目睹“公私合营”浪潮，及至青年遭逢“文化大革命”十年，人生如水，愈发不知所终。
但家族的深厚积淀对性格的潜移默化非处境优劣可改，即便人生黯淡时，复兴家族事业的光荣梦想仍未湮灭。怀抱如此，以至于1978年开放探亲政策后，荣智健第一时间便奔赴香港。
在渡轮上回忆36年的人生时，荣智健想必不会忘记1949年。是年，祖父荣德生和父亲荣毅仁双双选择留守大陆，这一选择不仅决定了荣氏企业此后的走向，荣智健的人生轨迹亦因之发生位移。不妨这样设想，倘若当初已经身在香港的荣毅仁没有被接回上海，成就至少不会低于堂兄弟。
然而，很多时候，人生就是这么残酷。命运将一切美好事物打碎、毁灭，犹如一出猝不及防的悲剧。荣智健“记忆中的美好”停留在1966年，在此之前，他过的是典型的“公子哥”生活。
在《荣智健传》中，荣智健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我家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父亲出入乘坐别克，后来换了一辆奔驰300。连国外的亲戚都羡慕我家的生活，因为比他们还要优越。”1952年，荣智健10岁那天，他得到一辆英国敞篷跑车作为生日礼物。这辆红皮座椅的singer跑车让荣智健感觉既刺激又紧张，从此被他视作心爱坐驾。直到上大学前，上海人经常看到这辆跑车出入国际饭店等高档场所，这辆跑车是“荣公子”的“标签”。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荣毅仁像荣智健这么大时，整日和上海望族子弟在一起，他回忆圣约翰大学时光时说：“我和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一向很轧得来（很要好），我们都有家庭背景，敢搞，敢做出头椽子。”
所谓“虎父无犬子”，到荣智健这代，时代变迁，而家风并未丢弃，少年伙伴自然也是富家子弟。在香港取得成功之后，荣智健将李嘉诚引以“知心要好的朋友”，豪车、名马、私人飞机、私家城堡无一样不精通，这些自有少年生活习性所致，也是结交名流的时兴工具。
1959年，17岁的荣智健告别上海，到天津大学开始学业。大学生活自然不能跟荣家相提并论，往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公子哥竟也安然处之。荣智健经常带同学到学校小食堂吃排骨改善生活，小小年纪就颇见大气，因此在同学中很有人缘，身边常聚集着一帮朋友；而他打棒球的爱好则曲高和寡，只能在职业赛场施展，曾先后代表上海队和天津队参加两次全国比赛。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辽宁省长白山区某水电站实习的荣智健被下放到四川凉山少数民族自治区龚嘴水电站。荣智健连坐5昼夜火车赶赴四川，工作异常辛苦，从“高空安装高压电缆”到抬路轨、抬石头、“背75公斤重的烧焊氧气瓶上山下乡”，什么粗活都做，吃一种难以下咽的野菜，起居劳动都有人看管。而那时，荣智鑫正在香港经营美联烟草公司，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吃了8年苦后，荣智健在1972年被调入北京从事电力研究。唐山大地震时，他被派往参加抢救电力系统，他说：“那次死了几十万人，尸骸遍野，比原子战争还厉害，中国人命真苦，多灾多难。”
那时，荣家北太平庄家里的古董、家具等早已被没收，四合院一副破败景象。不过，经过下放的锻炼，荣智健“变得坚强了，对社会对人也有更多了解，对社会的认识也不是那么的单纯了”，反而有了难得的淡然心境，对家庭境遇不以为意。
按照家谱，下一代应是“信”字辈，荣智健给一双儿女起名时却以“明”字开头，这也是拜“下放生涯”所赐。那段经历让他明白许多道理，起“明”以示勉励、警戒，¨wén， rén ，shū ，wū¨可以说荣智健是经历了精神上的“洗礼”。
1978年荣毅仁复出之后，36岁的荣智健远走他乡，是要自谋生路，不沾父荫，倔强之中自有一股要强之志。荣智健成名后对此曾多次表态，“对于个人来说，我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
兄弟聚首
1978年一个潮湿的夏天，荣智健终于踏上香港的土地，码头上，他见到前来迎接他的堂兄荣智鑫。
荣智鑫是荣智健大伯荣伟仁最小的儿子，排行第六，生于1934年，父亲荣伟仁1939年去世时他才5岁，1949年跟随母亲、兄长迁至香港定居。阔别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