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鑫是荣智健大伯荣伟仁最小的儿子，排行第六，生于1934年，父亲荣伟仁1939年去世时他才5岁，1949年跟随母亲、兄长迁至香港定居。阔别多年，荣智健与年长8岁的堂兄一见如故。山川阻隔，当年一处玩耍的两人，如今已是人到中年，岁月无情，让人唏嘘感慨。
与荣智健不同，荣智鑫此时可谓事业有成，他是荣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所产计算机产品行销欧美。作为荣氏家族的第四代传人，荣智鑫当时在“智”字辈中成就最大，是位新型实业家。
荣智鑫的人生轨迹，是典型的“工程师创业”。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专业的高材生，毕业后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做过三年的工程师，1960年回香港创业，与三位朋友合伙成立美联烟草公司，取得美国“健牌”香烟在香港的独家代理权，很快成为香港最有实力的烟草经销商。1970年，美联烟草被一家美国企业收购，荣智鑫入账超过1亿港元，他用部分资金创建荣文科技公司。就在荣智健来香港的时候，荣智鑫正计划与兄长荣智谦合伙开办一家电子厂。
荣智鑫将荣智健接到香港浅水湾保华大厦的家中暂住，荣智谦获悉前来探望，问及荣智健日后打算，建议他“你在内地耽误了这么多年，是不是先到美国或英国去深造一下，学成之后再来香港创业？”
荣智健却认为自己已不年轻，而时间不等人，如果读完书再来创业，恐怕来不及，与其为了一张不可预知的文凭浪费时间，不如就此行动，做点生意。荣智谦、荣智鑫闻此，认为这位堂弟是注重行动之人，并且是机电专业出身，便试探性地问他是否有意入伙，一道投资创办一家电子厂。
两位堂兄的邀请让荣智健受宠若惊，他深知身在异乡，创业需仰仗亲朋，与其冒单独创业的风险，不如与兄弟共事，三思而后决意加盟，只是尚有一件难事。来香港时，荣智健只从父母处筹得5000美元，虽然在大陆实属“巨款”，但在香港显然不够投资之用，于是连夜致信父亲求援。
幸运的是，荣毅仁在香港九龙纱厂、南阳纱厂占有部分股权，30年来一直未领取股息和分红。荣毅仁回信给荣智健，并附上一封亲笔信，让他持此去纱厂董事会接洽。荣智健照章行事，前后去了几家工厂，说明来意，各厂把股息和红利清清楚楚算出来，汇总起来居然有600万港元之巨。荣智健面不改色，心中却对港人的认真负责和财产保证制度暗暗佩服。
回过头来，荣智健发现电子工业在香港正成为最热门的行业，但相比发达国家，竞争并不充分，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事实上当时香港电子工业总产值正以年均23％的速度飙涨，1978年香港政府调查发现，电子行业占整个工业部门总产值增值的12％，其中蕴含的巨大商机不言而喻。
1978年12月，荣智谦、荣智鑫、荣智健三兄弟各出资100万港元，在新界大埔创办一家电子厂，取名“爱卡”，英文名ELCAP。至此，荣智健达成创业心愿，加入电子行业的盛宴。
爱卡“狂奔”
所谓“君子善假于物”，爱卡电子厂的起步，便是借了大陆改革开放的“东风”。
从与荣智健的谈话中，荣智鑫得知内地实行开放政策之后物资紧缺，特别对电子日用品需求旺盛，于是将生产目标锁定于此，生产电子表、收音机等产品。三人分工协作，荣智谦统管经营，荣智鑫负责技术，荣智健开拓市场。由于配合默契，产销顺利，产品在内地颇为畅销。
三兄弟并未因暂时的胜利而迷失方向，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业务的局限性：电子表、收音机一类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小，可替代性较高，尽管在大陆市场销售火爆，单品利润却很低，只能依靠销量积累利润。而且，随着内地经济发展，这些低端产品终将失去市场。
爱卡终究无法靠小电器长大，在保持电子表、收音机生产的同时，三兄弟开始寻找替代产品，准备升级转型。日渐繁荣的电视市场和方兴未艾的电脑业让他们跃跃欲试，他们选择生产集成电路和电脑随机存储器。
香港市场虽然繁荣，但容量不大，电子产品主要面向出口，外销比例达85％以上。三兄弟据此制定出口策略，以订单为导向，按照买家要求研发、生产，避免盲目生产导致浪费和风险。为了降低成本，减少对进口电子元件的依赖，他们又投资兴建了一条集成电路生产线。
项目上马后，因产品质量好，价格合理，爱卡顺利打开美国市场，订单纷至沓来，产能不足开始凸显。扩大规模势在必行，“如何扩大”却成为难题。
在股东大会上，有人主张借贷扩厂，被荣智健否决。在他看来，“借鸡生蛋”虽然轻巧却潜藏巨大风险，一旦外部环境变化，极有可能被拖入债务泥潭，几十年前的申新危机正是鲜活案例。荣智健建议不分红，而将分红资金投入扩大生产。不难发现，这与“三新系”早年起家的策略不谋而合。
荣智健批判性地吸收家族经验的精华，引以为用，得到荣智谦和荣智鑫支持，却没有在股东大会上获得通过。这件事对荣智健触动极大，他意识到股东分歧对企业的制约性。或许他会怀念荣宗敬开创的无限公司形式，不过这并不现实，对于他唯一可行的方案是增持股份增强话语权。
此时，荣智健资金丰裕，遂向爱卡追加投资，将个人股份提高到60％，一举成为控股大股东，不久即当选总经理。
执掌公司大权后，荣智健得以实践自己的产业梦想。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大幅消减收音机、电子表等传统电子产品产量，将公司主业调到电脑配件领域，集中生产集成电路、电脑随机存储器等优势产品，同时兼顾计算机芯片、电脑显示面板等产品，为升级做准备。
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苹果、微软等新兴公司的推动下，计算机工业由政府采购向家庭化、个人化领域延伸，从而极大促进了微型电脑的普及，计算机行业迎来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时期。荣智健对产品结构的调整恰好迎合了市场需要，订单蜂拥而来，爱卡成为制造商眼中的“最佳拍档”。
第一桶金
1982年的一天，荣智健作出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决定： 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买家，出售爱卡电子厂。
大多数人不能理解，爱卡电子厂的成绩有目共睹，不仅名震香港，在欧美同行中也有口皆碑。在这一轮计算机热潮中，爱卡产品供不应求，带来滚滚财源，俨然一座“金矿”，然而荣智健却要将之“拱手相让”。创业不易，卖掉这座辛苦开掘的“金矿”，还能找到下一条矿脉吗？
荣智健有自己的主意。1978年年末到1982年，不满4年时间，爱卡从一家生产电子表的小厂发展为名声在外的计算机配件制造商，走在香港同类企业的前列。当上总经理后，荣智健几乎从未休息过一天，全身心地投入公司经营运作，不断突破的同时，也切身感到港岛对产业的制约。
相比日本、美国，香港人口稀少，缺乏计算机专业人才，资本密集型城市的属性让工业空间备受逼仄，工资、地价连年攀高，进一步削弱电子加工业的利润。市场滞后，大大小小的电子厂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看似繁荣的外表下潜藏着巨大的危机。荣智健是极少数意识到这种危险的人，所以计划出售爱卡，套现离场，另谋发展。
身为业内人士，荣智谦和荣智鑫感同身受，对堂弟产业分析和战略眼光甚为佩服，当即表示支持。
荣氏兄弟齐心协力，当年共同创业，如今一致决定出手。出售爱卡已是板上钉钉。消息传出，很快引来大批竞购者，众多企业闻风而动，从世界各地赶来。三兄弟有了充足的筛选空间，最终选定一家名为Fitelec的美国公司，几经讨价还价，以120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爱卡易主，荣智健是最大赢家。他所持60％股份变现720万美元，按照当时汇率，折合5600多万港元，是当初100万港元投资的56倍还多，即便算上第二笔增资，仍然是一桩让人叹服的交易。
在来香港的第四个年头时，荣智健摇身一变，成为千万富翁，这种短期的巨大成就让他体会到商业的魅力，4年前的荣智健恐怕未料到能有今日。而现在，他对此不感满足，将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的美国。在那里，财富升值的速度成为“美国梦”的一部分。
加州掘金
出售爱卡后，荣智健返回北京，颇有“衣锦还乡”之意，但他并未久留，直接去了美国。
在香港的4年，从事出口贸易，免不了与各色人等打交道，荣智健视野豁然开朗，英文能力同步得到提高，如今第一次踏上美国大陆，已没有了当初去香港时的小心翼翼。荣氏在美国亲族众多，不愁无处落脚，况且荣智健此时已经是千万富豪，自然不同以往，不必为此等琐事忧扰。
荣智健目标非常明确，径直找到唐芙生。唐芙生是荣智健五姑父唐熊源之女，被美国的精英教育培养成一位声望显著、人脉广泛的IT专家。当时美国最火的IT公司是华裔移民王安创办的。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王安电脑公司，以生产磁脉冲记忆芯片起家，迅速成长为计算机领域的明星，在某些领域甚至不输“蓝色巨人”IBM公司。这家公司1980年的销售额高达5。43亿美元，并以61％的速度增长，1982年年末将突破10亿美元。而唐芙生正是该公司副总裁。
如果选择进军美国IT业，找这个表亲了解行业深浅，至少会得到一些有益的提示。事实上唐芙生要慷慨得多，她领荣智健拜访多家知名公司，还把他引荐给自己的业内朋友，其中包括在微软担任工程师的林铭和米歇尔？弗尤尔。荣智健很快与这两人建立起朋友关系。
在一次闲聊中，林铭和米歇尔·弗尤尔偶然谈起CAD技术，荣智健虽不能全部参透，但从二人对话中得知这是一门多维绘图技术，市场前景广阔，当即提议不如三人合伙开办一家这样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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