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家两兄弟亦夹杂其间，犹如两棵不起眼的野草，随风摇摆，丝毫没有显露出卓尔不群的迹象；而新生的广生钱庄也不过是一门糊口生计，在钱庄、银行云集的沪上，实在有些微不足道。
所谓积小成大，但凡创业，如无过人之处和贵人相助，断然躲不过“积累”这关。当初之所以选择这个老行当，所愿无非赚钱而已，至于做成何等事业，要说不曾动议，也未必清高至此，但这乃夸夸之词，江浙人向来务实，于此并不过分在意。因此，荣氏安心经营，并不急于求成。
不曾料到，钱庄如一道魔咒，将个人、家、国命运骤然连接到一个结点。一瞬间，往事如烟。
荣熙泰、荣宗敬与荣德生
时间回到23年前的1873年，17岁的同治皇帝临朝亲政，正欲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年轻的脸上写满意气。
帝国与臣民昏睡了许久，终于候到这久违的消息，敏感的人们将之视为吉兆，忍不住奔走相告。而此时，英、法、美、俄、德五国公使亦闻风而动，连续照会大清总理衙门，提出觐见皇帝的要求。
6月29日清晨，五国公使被引至西苑紫光阁侧殿，那里向来是番邦朝见之地。五国使臣向坐在龙椅上的同治帝三鞠躬，亲手呈送国书，半小时后又被引出宫门。这场“不跪”的觐见礼，向世界宣告了天朝上国威仪的颓然瓦解，至少西方使节今后不必像大清藩属国那样对一个尚未长胡须的年轻皇帝三拜九叩。
鸦片战争30余年后，西方力量正穿过破碎的国门，无孔不入地侵入东方世界，礼仪改弦更张不过是时风渐染的倒影。更广阔的天地间，变化纷至沓来。1871年，上海接通到伦敦的海底电缆，电缆随后被西方公司引至吴淞、厦门等地，实现“信息同步”。内地产丝绸、棉花、小麦、茶叶被纳入全球贸易体系，而最早的“通商口岸”——上海一跃成为贸易、咨询与金融的中转平台。
整个国家处于一种非常奇特的境况之下： 沿海一带，商业气息日益浓重，内陆地区仍旧保守，但支撑起沿海的商业繁荣；而随着时空的深入，西方影响逐渐减弱，危机感却越发浓重。
新旧交锋，时风激荡。庙堂之下，大臣们激烈争议，洋务派则将目光放到轮船航运、电线电报、纺织工业、煤铁开采和铁路建设领域，掀起振兴民族工业的第一章序曲。1873年，清政府批准成立轮船招商局，与英国太古洋行、怡和洋行展开激烈竞争。与此同时，洋务派挫败顽固派“风水破坏论”和“开门揖盗论”，开办煤矿、铺设铁路，开平矿务局、唐山到胥各庄的唐胥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先后破土。
朝堂大事影响不了小城的作息，远在江苏无锡惠泉山麓下的小镇荣巷，被一阵婴啼声打破了平静。
哭声出自一个清冷的院落，几间青砖灰瓦的平房围成一所门第，瓦楞上的青苔和野草诉说着家世。男主人名叫荣熙泰，长年飘零在外，此时守在妻子石氏身旁，望着新生之子兴奋不已。这男孩是荣家的第一个孩子，荣熙泰给他取名宗敬，取向先祖致敬、复兴家业之意。
荣家在无锡曾是望族，远祖水濂公在明朝为官，看透官场尔虞我诈，携子孙移居无锡乡下，定下家训： 后代以耕读为业，潜德勿曜，不走仕途。后此三百余年，荣氏无一人参加科举，以耕读、船运、经商为生。荣家后人经商多有所成，代代相传，积累了不少财富，家族日益壮大。
到荣熙泰这代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李秀成攻打南京曾取道无锡荣巷，荣姓男丁遇难者不计其数，几近灭族，恰巧荣熙泰到上海做学徒，等他回来，已成为这支系唯一男子。之后，荣氏衰落，后人多逃亡上海，以经营麻绳、桐油、生铁为业。荣熙泰到上海一家铁匠铺做学徒，习得一技之长，他为人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几年后又被提拔为会计，做起账房先生。
可惜荣熙泰不是一个安定的人，他从江浙辗转至广东，巧遇族叔荣俊业。荣俊业当时在张之洞幕下做掌印官，人脉深厚，亲信众多，其中一人名叫朱仲甫与其尤为亲密。此人出身江苏太仓富户，家底殷实，24岁捐了候补道台，十数年一直未获实缺，荣俊业推荐他做了广东厘金局厘金局，亦称“厘捐局”，是清政府对通过国内水陆要道的货物设立关卡征收捐税的一类机构。总办。
厘金局就是清代的“税务局”据《中国厘金史》记载： “（厘金局）委员最高月薪为50~60两，司事最高月薪难超15两，巡丁难超6两。”但因灰色来源极多，仍是一桩美差。据说清代得一厘差，每年可获三五千金至万金不等。，由于广东通商口岸众多，往来贸易频繁，油水自然不少。据说清末厘金局普通差人年收入少说三五千金，而知县年俸仅36两，遂有“署一年州县缺，不及当一年厘局差”之语。
得此肥缺，朱仲甫对荣俊业感恩有加，想方设法投桃报李。得知荣熙泰困窘，便安排他到三水县（今佛山市三水区）厘金局做司账。荣熙泰能力出众，深得朱仲甫器重，每逢调任，均将其带至身边。纵然如此，荣熙泰亦自感不过是名小角色，人至中年，每每思及自身，颇有一事无成的寂寥。
幸运的是，事业上的不如意被家庭的美满和睦所弥补。生下荣宗敬之后两年，石氏又给荣家添了一个男丁，便是荣德生。在官场走动多年，荣熙泰深知为官不易，尝言“小官得资不正，不堪供父母，大官无本事做”。不过，两年喜得两子，虽然半生劳顿，亦不觉人生无所寄托。
荣氏一门二子，性格迥异。荣宗敬天资聪颖，幼读诗书，14岁时被父亲送到上海南市铁锚厂做学徒，次年又被送到上海永街豫源钱庄做学徒。他为人要强，做学徒时，起早贪黑、端茶送水，不仅照顾老板起居，还给小东家洗尿布。名为学徒，实为佣工，老板提供一日三餐，零花钱勉强够洗澡理发。如此境况下，荣宗敬愈发勤奋，练习珠算、记账、存款常至深夜。
由于过分操劳，荣宗敬得了伤寒，苟存性命，却影响身体发育，个子从此长不高。遍尝苦难，荣宗敬坚持下来，摸透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则和资金调拨技巧。三年学徒期满，到上海森泰蓉钱庄做了一名跑街，专管无锡、江阴、宜兴三地汇兑收解业务，从此踏上商业江湖。
相比之下，木讷寡言的荣德生显得老实本分许多，甚至有些“不够灵光”，据说他6岁时还不会说话，以至于被怀疑为天生的哑巴，因排行老二，被戏称“二木头”。但荣德生读书识字飞快，有博闻强识、过目不忘之能，深得先生赏识。14岁时，荣德生亦离开私塾，被荣宗敬引荐到上海通顺钱庄习业。
上海钱庄界有一项传统，逢年过节，要在门前贴上票号、庄名，以图吉利。这个工作一般都由学徒负责。通顺钱庄所在的街道上有一个王先生，写得一手好字，每逢节气，慕名求字者络绎不绝，荣德生三番五次求写庄名，最后才拿到字幅。他心想求人不如求己，于是利用习业间隙刻苦练字。三年期满，荣德生不仅学得一手好珠算，还练成一手好书法，令人刮目相看。练字的习惯保持多年，荣德生事业有成后在家乡建造“梅园”，亲自题名，至今犹在。
荣德生工作勤奋认真，钱庄收支从无差错，深得老板赏识，希望他继续留下工作。但荣德生希望到外面见见世面，这时父亲荣熙泰回乡省亲，于是随父同往广东。到了广东后，朱仲甫安排他在三水县厘金局做了一名帮账，办理进口税务。得益于上海通顺钱庄的历练，荣德生很快适应了这份新工作。
英人治下，香港得风气之先，广东与其一水之隔，多有商人到港经商、投资，带来各种新鲜资讯和商业信息。身处风气交汇之地，荣德生思路豁然开朗，不禁开始思考人生航向……
开钱庄一时成风
生逢乱世，只能随波逐流；国运衰微，家势亦沉降起伏。不过，乱世也为一些人物造就了命运翻转的独特机缘。
如今看来，如果没有那场惨烈的战争，荣氏父子的人生轨迹延续下去，或将会是另一番模样。
1894年春末，朝鲜半岛阴云重重。东学党农民起义被成功镇压后，应邀作战的清军开始撤退，而日军却大量涌入，并突然袭击清朝海军。1894年8月1日，农历七月初一，两国同时宣战，甲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战火从平壤烧起，清军节节败退，6天狂奔500里，渡鸭绿江归国，日军趁机占领朝鲜全境。9月，日本联合舰队出动12艘精锐军舰向驻扎黄海的北洋水师发起进攻，经过5个多小时激战，北洋舰队遭受重创。随后日军撕开鸭绿江防线，将战火燃至中国本土，仅3个月时间，便大举攻入大连半岛，占领旅顺口岸，制造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
转过年来，日本海军对龟缩威海卫港内的北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清军仓皇应战，最终不敌。短短10余天，日军占领威海卫海军基地，洋务派苦心建造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留下无尽耻辱。
清朝海军实力并不输于日本海军，北洋舰队更是清朝水师最精锐部队，乃洋务派耗重金建立的第一支近代海军。它的覆没宣告洋务运动的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向日本赔偿2。6亿两白银。
日本用这笔资金在国内大兴实业、振兴教育、修筑铁路、发展航运和制造业；而清朝则一败涂地，洋务重臣李鸿章屈辱下台，洋务运动草草收场，保守势力重新抬头，实业之心遭受重挫。从此，两个几乎同时开始改革的国家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差距亦随之越拉越大。
甲午一战，大清国运式微，犹如一艘巨轮摇摇荡荡地驶入日暮，洋务派燃起的复兴火光随之熄灭。为了支付巨额赔款，清政府大肆盘剥百姓，以各种名义征收苛捐杂税，商业生态迅速恶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外出经商者纷纷回家，重新审视时局。因此，荣熙泰一家也难得地团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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