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功利目之，岂无由哉！至于中国不能离术而有学，当然是冷静不足。但冷静不足 有二，一为通例，一为变例。张君又未及辨。身体势力方强，头脑未进于理智，是为古初之通例，中国人显然不属于此。何以言之？（一）身体势力方强，头脑未进于理智，最 好之例是甄克斯《社会通诠》所述西洋人，当民治初起，还不晓得投票时，那种开会表决，那种选举竞争。——请回看上章所引录。窃恐在中国早不会有这样事情。反之，温文尔雅，雍容揖让，以理性代冲动，在中国却见之最早。老实说，自周孔之礼乐教化以来，中国人的身体势力毋宁是弱而不强了。（二）冷静分析莫如论理、数理。论理学和认识论，在先秦尚有可见，而后来倒没有了。《周髀》《九章》发明何等早，而后来历算倒要靠伊斯兰教和西洋。是知中国不是未进于理智，乃是进而复退。前于第一章讲第八特征，即曾指出科学在中国早有萌芽，无奈其后退而不见。理智未进是通例，倒退不能不说是变例。吾人由（一）可知其非通例，由（二）可定其为变例。
变例怎样发生？中国文化亦如一般之例，先自身体出发。但正在进达理智之际，理性肇 启，理性以无私的情感为中心，是动而非静。于是身体之动，转化为理性之动，本能之情导入于理性之情。若云以此代彼，诚有未能，然出入于二者之间，牵混不清，接连一气，却是极容易的了。坐此而理智不申，冷静不足，冷静不足之由来在此。
从这里便有下列三点情形呈现——
前云“即遇到物亦失其所以对物者”，就在这时。此时人与大自然之间，融合相通之意味多，不像西洋那样划分出一个自然界，而人与之相抗。此为中西人生态度一大不同，学者多能言之。（1）（在西洋，人与自然仿佛分离对立，在中国，则人与自然融合。杜威博士在北京大学讲演会言之。又鲁迅壁下译丛译厨川白村《东西人之自然诗观》，论之最详。张东荪先生近著《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中说：自然界的独立分出是西洋文化上一大特色一大贡献，亦是此意。中外学者言之者尚多，不备举。）人之所以对物者在知 识，知识之道在分别明确。而中国人则以此（融合相通）之故，其生命中对外求分别求确定之倾向，大为减退。所以中国学术中，恒以浑沦代分明，以活动代确定，亦即是以思想代知识。物生于知识，知识生于物。中国人不倾向知识，亦就失去了物。
前云“精神移用到人事上，于物则忽略”，就在此时。此时人与人之间，其生命相联相通之一硕面易得流露，所以人对人的问题就不致全为人对物的问题所掩盖。当人类文化初期，争求生存，对物问题居先，即遇到人，亦以对物者对之。一般说：人对物问题是掩盖了人对人问题的，独中国不同。如我所说，第二问题暨第二态度中国很早萌露；如亡友万君所说，中国文化特色在把安的问题提到养的问题之上（见第十一章），都是指此。修己安人的学问和“士”之一项人，亦都生于此。一切请回看前文，此不重叙。以在人生第一问题尚未解决之下，遽尔如此，故为忽略于物。
前云“不再向物进攻，亦无从攻得入”，就在此时。此时由第二问题引起第二态度，由通常之向外看转而向里。有如旧著所说：
两眼向外看，则所遇为静的物质，为空间（其实化宇宙为物质，化宇宙为空间耳。曰遇 物质，遇空间，特顺俗言之），为理智分析区划所最洽便适用之地。转回来看自己，则 所遇为动的生命，为时间（一新意义之时间，非俗常所说分段的时间），为理智分析区划所最不便适用之地。西洋天才英伟之伦，心思聪明向外用去，自就产生了物质科学和科学方法，更以科学方法普遍适用于一切。而中国天才英伟之伦，则心思聪明反用诸其身 ……（下略）。（《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77页）
心思聪明反用诸其身，即是不再向物进攻。以习于反身理会动的生命之故，纵然仰观俯察，而观点已换，思路不同，对物即无从攻得入。——用张东荪先生的话：只是“横牵联”，不作“直穿入”。
末后要说：唯西洋有其宗教，斯有其科学。习俗但见宗教科学之相冲突，而不知其间线索之正相联。东荪先生在《知识与文化》上既加以申论，并援以西哲为证：
斯宾格拉告诉我们说，自然科学的前身是宗教（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 p。 380）。怀特海亦说：近世科学之发生与中世纪宗教信仰有关。西方学者对于这点，似 早有明切认定，我不必再引为是自我作古了。科学既是从宗教来的，则可知在西方文化上二者乃是一枝并蒂花。（见原书录三第九段）
这大都是从思路上说。事实上，当初科学研究及其传播，岂不又是得力于教会教士们？ 尤有不可不知者：科学进步是属于知识一面的事。在一社会中，这一面所以能有进步，端在其众人情志一面之能安稳而向前，而此在西洋却全靠其宗教。若没有宗教作文化中心以维系其社会，则近世科学之发生发展又是不可想象的。对照中国，则由理性早启而宗教缺乏，与其无科学，亦正是一贯的事情。
二 长于理性短于理智
中国人既理性早启，冷静不足，展转相引，乃愈来愈长于理性，愈短于理智。西洋人反此，他们恰是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试为勘对，事实昭然——
（一）在中西文化彼此交流上，中国固曾以一些物质发明传给西洋，那只为我们文化之开发早于他们一步。其后便不然了。十七世纪（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东来传教，中国所欢迎的是他们带来作见面礼的物质文明——天文学、数学、物理学、气象学、地理学、生理学、医学及其他技术等，而却不是那人生方面的宗教。十八世纪为西洋所衷心崇拜的中国文化，全在其人生方面的社会理想、伦理组织、政治制度等，虽那些德国人法国人将中国社会一切都理想化了，但亦知道自然科学在中国之不足。十九世纪以来，此种形势一直未改，不过中国人于震惊西洋物质文明之余，更在社会人生一面失去自信罢了。19 20年杜威博士在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上讲演，亦还是说“中国一向多理会人事，西洋一向多理会自然”，今后当谋其融合沟通。（1）（民国九年杜威博士来华，在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上讲演，特致此意。当时张申府曾拟译为“天人合一”，似亦未善。）体认情理 者为理性，考验物理者为理智。中西各有偏长，此可见者一。
（二）西洋之向知识发展者，更还而追穷分析到知识自身，是即康德以来之认识论，认识此认识，冷静复冷静，达于理智之最高点。偏乎理性一边之中国，则不尚知识而重情义，发展至王学（王阳明之学）乃造其极。王学讲良知，尚力行（知行合一）。良知则无所取于后天知识，力行则反冷静。良知之知，千变万化总不出乎好恶，力行之行，唯指此好恶之贯彻实践，亦不及其他。中西两方遥遥相对，各趋向于一极端，此其可见者二。
（三）西洋人自古依凭宗教，知有罪福不知有是非，知有教诫不知有义理。中国则自古宗教不足，而以孔孟极力启发人之自觉向上，从来是要凭良心讲理的。凡我们之有所不敢为者，内恧于不合理，知其非也。西洋人则惧于触犯教诫，得罪于神。在欧洲，一个不信宗教的人将是任意胡为、没有道德的人。所以罗素游中国后，曾深深叹异中国人没有 “罪”（Sin）的观念。又说：在中国“宗教上之怀疑”，并不引起其相当的“道德上之 怀疑”，有如欧洲所习见者。（2）（罗素著《中国之问题》第35页及第189页。）此其理性之长短，岂不昭然？直待后来宗教改革，人们意识乃见觉醒。然在西洋之所谓“理性主 义”，其大陆哲学之所谓“理性派”，其史家所指目十八世纪之为“理性时代？？，要皆心思作用之抬头活跃而特偏于理智之发挥者，于此所谓理性，尚不甚显。试看其近代人生风气丕变者，曾不外一变于逐求现世幸福而可知。哲学虽代宗教而兴，但最流行的是功利思想之哲学，如所谓乐利主义、幸福主义，以至后来之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等皆是。其必要确立个人自由、保障个人权利，正为划清各自欲望活动分限，而得遂其活动。讲经济，则从欲望以出发。讲法律，则以权益为本位。论到政治，则不过求公私欲望之满足。总之，人生以欲望为本，而运用理智，计算得失而已。其不同于中古者，只在以利害代罪福，以法律代教诫。然利害观念和罪福观念，原属一条脉路，变而未变。对于义利是非，向上一念，岂不依然缺乏？中国民族精神如第七章讲，正是“向上之心强， 相与之情厚”，彼此理性长短，此其可见者三。
（四）中国人好讲理，乃于各宗教不复沾滞在其特殊名家、具体仪文、表面关系等，而理会其道理。每有人想把各大宗教融合沟通，在昔则有所谓“三教同源”，在今则有所谓 “五教合一”，其他类此者甚多。他们总喜欢说：教虽不同，其理则一。此固不免笼统可笑，然正见其是直接地信理，间接地信教。即此抽象理解力，可为其理性发达之征。但理性发达，并不足补救其短于理智，许多幼稚可笑之迷信，依然可流行于读书人之间。反之，在西洋虽不能以道德代宗教，却可有科学以代迷信。两方互有短长，此其可见者四。
（五）讲理与斗力，二者互不相容。中国人在相争之两造间，若一方先动武，旁观者即不直其所为，虽于本来有理者亦然。因情理必从容讲论而后明，一动武即不讲理，不讲理即为最大不是。此耻于用暴之美德，外国有识之士如罗素曾深致叹服：
世有不屑于战争（too proud to fight）之民族乎？中国人是已。中国人天然态度，宽容 友爱，以礼待人，亦望人以礼答之。道德上之品行，为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