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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因为上海人自认为是“高等华人”，是全中国最优秀最高贵的人种。上海话，就是这个优秀高贵人种的标志，也是和“低等华人”（外地人）划清界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一定要说上海话，而且要大声地、尖嗓门地、无休止地讲。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也要想办法创造一个，就像暴发户们一定要想办法掏出“大哥大”在众人面前哇啦一顿以示牛气一样。
所以，上海人在外地，可能会比他们在上海还更爱讲上海话。在上海，他们反倒有时是爱讲讲普通话的，因为那是一种“有文化”的表现。但到了外地，尤其是五湖四海云集、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如火车上或旅游区），他们就一定要讲上海话。因为他们不能容忍当地人不加区别地把他们混同于一般的“外地人”，也不能容忍别的外地人不加区别地把他们“引为同类”，当然更不能容忍其他上海人把自己也看成了“外地人”。因此，只要有一个上海人开了头，其他上海人便会立即响应，兴奋而热烈地大讲其上海话。这种心态，老实说，已成为上海人一种“集体文化无意识”，以至于连他们自己，也不会觉得是“故意的”。
但在外地人看来，这就是“故意的”。你们上海人不是很“文雅” 不是很“秀气” 不是连吃东西，都只吃“一眼眼” 怎么说起上海话来，就一点也不“文雅”，一点也不“秀气”，不只说“一眼眼”就拉倒 还不是为了向世界向别人宣布你们是“上海人”！
的确，上海人在内心深处，是不大看得起“外地人”。
在上海，“外地人”这个概念，显然带有贬义，或者带有对其文化不以为然的意思，起码也表现了上海人的一种文化优越感。1998年，我在上海博物馆参观赵无极画展，中午出去吃饭，依例要在手上绑一根纸条。对过小卖部的店员一见大为惊诧，问其所以，我如实相告说这样就能证明我是中途外出，再进门时就不用买票云云。于是这位女店员便回过头去用上海话对店里的人大发议论，无非说外地人到上海真是可怜，上海人如此欺负外地人也太不像话。其实，只要是中途外出，不论外地人还是上海人，一样咯统统都要扎纸条的。上海博物馆并无歧视外地人之意，这位店员的议论也未免有点无的放矢。但即便在这种对外地人最善意友好的态度中，我们仍不难体味到上海人不经意流露出的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你想，如果大家都，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是非对错之别，又有什么必要区分本地外地 事实上，上海人确实往往是在表示鄙夷时才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的。它往往意味着戆大、洋盘、阿木林、十三点、猪头三、拎不清、搞七甘三、脱藤落攀等等含义。比方说，上海人一般都会挤公共汽车（他们挤惯了），有一整套动作程序和坐站规矩。外地人当然不懂这些，上车之后，难免横七竖八、磕磕绊绊。这时，上海人往往就会嘟囔一句：“外地人。”这句嘟囔，就带有鄙夷的味道。上海人文明，一般不会骂“他妈的”，则这时的“外地厂，也就相当于“他妈的” 所以，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嘴里的“外地人”，就是骂人的话，至少也表现了上海人对外地人的鄙夷和不满。
用“外地人”这个词来“骂人”（其实不过是不大看得起罢了），这在全国可是绝无仅有。上海以外的其他地方，当然也有本地人外地人的说法。但那多半只是表明一种事实，不带情感色彩，也不带价值判断，顶多有远近亲疏之别罢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疏远外地人，却一般不会鄙视外地人。即便鄙视，也只是鄙视某些外地人（比如武汉人之鄙视河南人），不会鄙视“一切”外地人，更不会把所有的外地人都看作低能儿或冤大头，看作不可与言的“低等华人”。
在这一点上，和上海人多少有些相似的，是北京人和广州人。
北京人和广州人也都多少有点看不起外地人。不过，北京人，尤其是新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欢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而更多地是称他们为“地方上”。这当然盖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区”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则北京人，也就当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么风，首先就会吹到北京人那里，而北京人当然也就“得风气之先”，至少也会听到许多外地人不足与闻的“小道消息”。这就足以让北京人对“地方上”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要言之，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并不带社区优越的性质。所以，北京人一旦长期离开了北京，多半就不再有什么优越感，反倒会因为他们的豪爽大度，而和当地人“打成一片”。
广州人同样也不大使用“外地人”的概念，而往往称他们为“北方人”或“内地人”。其使用范围，包括“五岭”以北的所有地区，当然也包括上海与北京。显然，这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其次是一个文化概念。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广州人显然是不会把他们的广东老乡也纳入其范围之中的。也就是说，他们更看重的是文化的认同，而非等级的高卑。更何况，称外地人为“内地人”，岂非自认“边鄙”？可见，这一概念，并无文化歧视的意味在内，甚至多少还有点自惭形秽。只不过，这些年来，广东较之内地，大大地富起来 于是，广东人嘴里的“内地人”或“北方人”，就多少有些相当于“穷人”的意思。总之，广州人或广东人的“靓”，主要是经济上的优越感，也不带社区优越的性质。
北京人有政治优势，广东人有经济实力，他们当然都有理由在外地人面前“摆谱”，牛气一下。那么，上海人的鄙夷外地人，又有什么“正当理由” 没有。
其实，这也是外地人最不服气的地方：你上海人有什么了不起嘛！是官比我大，还是钱比我多？你们的“本钱”，也就是你们自以为得计的所谓“聪明”或“精明”。然而，那又是多么可笑的聪明和精明 无非是会套裁裤子节约布料，或者是会选择路线节约车钱，而且是公共汽车钱！这几个小钱，我少抽两包“红塔山”就省下 当然，上海人也特别会挤公共汽车（那也是上海人嘟囔外地人次数最多的地方），会在公共汽车站设立“站队”和“坐队”。可我们那里公共汽车根本就不挤，随随便便上车就有座，的士也招手即来，还不贵，到底谁优越来着？
尽管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并没有多少资格自高自大，然而上海人偏偏比“天子脚下”的北京人和“财大气粗”的广东人更看不起外地人。上海话中有许多歧视、蔑视外地人的专用词汇和语言，其中又尤以歧视、蔑视苏北人为最，他们甚至被称为“江北赤佬”（或小赤佬）、“江北猪秽”（或猪头三）。过去k海滑稽戏（这是上海市民特别喜爱的一个剧种）的主要题材之一，便是讽刺嘲笑外地人、乡下人到上海后的种种“洋相”。上海人（当然主要是上海小市民）津津有味地观看这些“洋相”，并在哄堂大笑中充分地体验自己的优越感。一来二去，“外地人”在上海人的“圈子”里，竟成了显示上海人优越性和优越感的“陪衬人”。
更何况，上海人对外地人的鄙夷和蔑视，几乎是普遍性和不加区别的。比方说，一个上海人要对另一个上海人的“不懂经”、“拎勿清”或“不识相”表示愤怒和不可理解，便会怒斥或质问：“侬外地人呀？”似乎只要是外地人，不管他是什么地方的，都一样低能。上海人对外地人的这种“一视同仁”，就特别容易激起那些也有自己优越感的某些外地人的勃然大怒。
于是，上海人就在无意之中把自己和所有的外地人都对立起来 这就简直无异于“自绝于人民”，当然会犯了“众怒”。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反感程度，要远远大于他们之对广东人。广东人虽然也有“排外”的恶评，但广东人与外地人交流，毕竟确有语言的障碍，况且广东人虽“排外”，却不“蔑外”，而上海人岂止是“蔑外”，有的时候，简直是把外地人当作了麻风病人。否则，为什么要用上海话把自己和外地人“隔离”开来？这就不能不引起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反感和不满，而这些反感和不满久而久之便成了“积怨”。终于有一天，积怨爆发 几乎在一夜之间，舞台和荧屏上那些斤斤计较、小里小气、迂腐可笑、弄巧成拙的形象，青一色地操起了一口上海普通话。向以嘲笑“外地人”为能事的上海人，终于成为外地人共同嘲笑的对象；而历来用于体现上海人社区优越性的上海话，则成了嘲笑讽刺上海人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然而上海人对此似乎无动于衷。他们似乎并未勃然大怒，群起而攻之，就像当年扬州人攻击易君左的《闲话扬州》一样。当然，对于外地人的种种非难，上海人心里是不服气的：你们只知道说上海人精明、小气，但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上海人住得有多挤？一家几口挤在一间房子里，马桶旁边要吃饭的，不精明不小气怎么办？我们上海人做生活规矩、巴结，又不笨，谁也没有我们上海人对新中国建设的贡献大，凭什么该住这么挤？不过，这些话，上海人也只是私下里嘀咕，并不公开说出来。上海人似乎根本无意于和别人争个是非高低，辩个你死我活。外地人对上海和上海人褒也好，贬也好，上海人都不会在乎。最后落了下风的，还是外地人。
于是外地人就更加想不通 他们实在想不通上海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社区优越感。一个有钱有势有文化的上海人，固然会看不起没钱没势没文化的外地人（这好理解），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