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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确实是“石头写成的历史”。那高低错落沿江而立的上百栋西洋建筑，那两座大楼间没有一棵树的窄街，那一盏盏老式的铸铁路灯，那有着铜门和英国钟的海关，还有那被陈丹燕称之为“像一个寡妇一样，在夜里背时而抒情地站着”的灯塔，都让你浮想联翩。如果你多少知道一点历史，又有足够的想象力，你就不难想到，在大半个世纪以前，这些路灯下站着的是些什么人，那些铜门里出进的又是些什么人。那是和北京城很不一样的。那时，北京城里皇城根下的各色人等，有前清王朝的皇族、旗丁、太监，北洋时代的军阀、政客、幕僚，下野的政治家，退隐的官员，做过京官的士大夫，圣人一样的教授学者，雍和宫的喇嘛，五台山的和尚，游方道士，算命先生，变戏法的，拉洋片的，串街走巷剃头的，唱莲花落要饭的，以及无所事事的胡同申子等等。当然还有妓女。其中那些最体面的，“头顶马聚源，脚踏内联升，身穿瑞蚨祥”，出进茶馆、戏园子和爆肚儿满，喝茶、票戏、不着边际地海聊。而在上海，在这个“十里洋场”的滩上，活跃的则是商业巨头、大亨、大班，洋行里的买办和大小职员，律师、医师、会计师、建筑师、工程师，报馆里的编辑记者，靠稿费谋生的作家，里里外外都透着精明的账房、伙计、学徒、侍应生，无处不在的掮客、包打听和私人侦探，掼浪头的阿飞、白相人和洋场恶少等等。当然也有妓女。其中那些最体面和装作体面的人，便会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头发一丝不苟地梳着，走进外滩那些代表着工业文明雅致时代的建筑，在生着火的壁炉前，品尝风味纯正的咖啡和葡萄酒，享用漂洋过海而来的雅致的生活。
于是你一下子就感到：上海，确实是和北京、和中国那些古都名邑全然不同的城市。
简单地说：北京是城，上海是滩。
把上海称之为滩，应该说是恰当的。
“滩，水濡而干也。”它往往是河、海、湖边淤积而成的平地。其中，因河流或海浪的冲击而在人海处之所形成者，就叫“海涂”、“海滩”或“滩涂”。显然，把上海称为“滩”，是十分准确而又意味深长的。从地理上讲，上海正是这样一个生成于长江入海口的滩涂地带；而从文化上讲，上海则正是中西两大文化浪潮冲击积淀的产物。上海，当然是滩。
事实上，上海从来就没有被当作“城”来建设。在古代中国，“城”的建立和建设，往往因于政治或军事的需要。它们的命运，也总是和王朝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王朝兴盛，则其城也立焉；王朝衰败，则其城也毁焉。因为它们作为王朝全国性或地方性的政治军事中心，总是会得到朝廷的行政扶植和财政支持，也总是会成为敌对势力的重点打击对象。结果，中国的“城”，便不是成为改朝换代的幸运儿（如开封），就是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太原）。
上海的出现，却与此无关。它的命运一开始就和中国的那些古城不一样。因为水运和通商的缘故，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中央政府在今上海市松江故道以南设华亭县，揭开了上海政区形成的帷幕；南宋成淳三年（公元1267年），松江人海口沪演的上海浦设立镇治，上海镇成为华亭县最大的市镇；元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上海正式设县，范围包括今之上海市区和上海、青浦、川沙、南汇四县，隶属松江府。此后260余年间，上海县一直有县无城。直到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为了抵御倭寇的侵扰，上海才建筑了城墙，但却是圆的，与中国其他城市的正方形迥异。上海，似乎从根子上就和中国文化传统格格不入。
然而，即便是这个怪模怪样、不伦不类的城墙，也没能存在多久。上海开埠以后，城墙之阻碍车马行旅、金融商情，很快就成为几乎全体上海人的共识。于是，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上海城墙被拆除。上海，几乎成了中国历史上建城最晚而拆墙最早的城市。
比起上海天翻地覆并极具戏剧性的变化，城墙的拆除也许不过小事一桩，但却颇具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因为没有墙的城是不能算作城的。城也者，因墙而成者也。没有了那个“土围子”，还能算是城 事实上，上海从其历史真正开始的那一天起，似乎就没有打算成为什么“城”，当时的中国政府也没有像建设其他城市那样按照“城”的模式来对上海进行规划，反倒把上海最好的地段拱手相让。1846年，也就是上海开埠后的三年，英国人首先占据外滩以西的一片土地，建立了英租界，首开租界之先河。此后二十年左右，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租界制度，便在上海得以确立，并整整存在了一个世纪，同时还波及到其他城市。这种事情，在北京显然是想也不敢想的。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岂容“化外之地”？然而上海却可以。在当时的中国政府看来，上海无疑是微不足道的。上海既不产稻米，又不产丝绸，风水也不怎么样。鬼子们既然傻乎乎地看好那地方，那就赏给他们，随他们折腾去，谅他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现在看来，道光爷、咸丰爷们显然是失算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口子一开，太平洋上强劲的海风，自然是长趋直入，何况又占领了这样一个滩头地段？西学之东渐，自然便有了一个最为便当的跳板和基地。于是，为当时并不看好上海的人始料所不及，半个世纪之后，上海便出落成与北京迥异的国际化大都会，而且处处与北京作对。早在1917年，海上文人姚公鹤便指出：“上海与北京，一为社会中心点，一为政治中心点，各有其挟持之具，恒处对峙地位。”（《上海闲话》）事实上也是如此。本世纪初，上海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大本营，公然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本世纪中，它又变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公然“炮打”北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至于文化上的南北之争、京海之辩，自然也不在话下。
更何况，上海虽然抢了滩头，却也并非没有后援。天津、汉口、广州、厦门、宁波、香港，都在和上海浮鼓相应。其中，天津近在京畿，汉口深入腹地，意义尤其不同凡响。总之，山下之城，已难抵挡水边之滩的挑战。
当然，上海一开始并没有想那么多。
一个多世纪前的上海，最忙的事情是“摆摊”。
那都是些什么样的“摊子” ——江海关、跑马场、招商局、巡捕房、交易所、礼拜堂、西菜馆、拍卖行，全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那又是些什么样的“摊主” ——冒险家、投机商、殖民者、青红帮、皮条客、拆白党、交际花、维新党，全都踌躇满志，胆大妄为。城墙拆除了，心理框框也打破了；租界建立了，新的观念也产生 甚至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职业也出现了：买办、律师、记者、翻译、经理、职员、会计、邮差，甚至还有“黄牛”、“包打听”之类，当然还有产业工人。但无论何等人物，其谋生方式和消费方式，都大不同于传统社会。上海，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新世界”。
这个新世界立即就对国人和洋人都产生了吸引力，而它也以一种来者不拒的态度对待外来者。很快，上海就变成了中国移民程度最高的城市。江苏、浙江、安徽、广东、湖北、山东等临近省份的同胞大量涌入，英、法、美、日、俄、德、意、比、葡、奥、印度、丹麦、波兰、捷克、西班牙等世界各国的洋人也纷至沓来，正所谓“人物之至者，中国则十有八省，外洋则甘有四国”。其中自然不乏社会名流、文化精英、前卫战士、革命先驱。他们走进这并无城墙阻隔、一马平川极为开阔的上海滩，各行其道，各显神通，把上海的摊子越铺越大。
上海文化正是这些移民们创造的。它当然只能是一种新的文化。甚至上海话，也是一种新方言，它不再是苏州话，也不是上海的本地话（浦东话或崇明话）。上海话不但语音已和周边地区不尽相同，而且拥有大量仅仅属于上海市区的词汇（有的则首先在上海流行，然后才传播全国，如“沙发”）。总之，它已不再属于某个省份或州县，而只属于上海这个新的社区。
在这里，比较一下上海与北京，将是十分有趣的。
北京也是移民程度很高的城市。它的开放程度和兼容程度都极高，包容量和吞吐量也极大。所以，北京和上海都能吸弓卜卜地人才，吸收外来文化，终因兼收并容、吞吐自如、无所不包而蔚为大观。但是，北京的吸收和包容却不同于上海。北京是容量很大，再多也装得下；上海则是摊子很开，什么都能来。北京的吸收是有选择的，上海的吸收则是自由化的。简单点说，即北京实行的是“优选制”，能不能被接纳，要看你进不进得了城；上海实行的是“淘汰制”，想来就来，悉听尊便，至于来了以后能不能成气候，甚至能不能生存，那它就管不着
于是，北京与上海的移民成分便大不相同。辛亥革命前，北京的移民主要是冲着皇帝来的。他们是新科进士和升迁官员，以及为皇帝和官员们服务的太监、宫女和仆人。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北平的移民主要是冲着大学来的。当时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云集北平，吸引了天南地北的莘莘学子。新中国成立后，加入北京人行列的主要是两种人：调进北京的干部（多半是中高级的）和分进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多半是较优秀的）。总之，北京的移民，总是围绕着“政治”这个中心，或“学术”这个次中心；而北京的吸收，则总是以是否“优秀”、是不是“精英”为尺度。上海的移民在半个世纪前则有点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味道。有来谋生的，有来投机的，有来避难的，有来享福的，有来求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