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世纪前则有点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味道。有来谋生的，有来投机的，有来避难的，有来享福的，有来求学的，有来创业的，也有糊里糊涂跟着来的。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上海滩毕竟很开阔，谁都可以来的。
移民的结果似乎也不同。北京的移民只是壮大了北京，丰富了北京，却不能创造一个一体化的北京文化。北京没有这样一种一体化的文化，而只有各个不同“圈子”的文化（皇家官方文化、文人学者文化、市井平民文化等）。移民们也只是进入了不同的“圈子”，并与各自的“圈子”相认同。上海的移民虽然来路不同动机各异，却共同创造了一体化的上海文化，并因为这种文化而统统变成了“阿拉上海人”。
北京与上海的这种区别，其实也正是“城”与“滩”的区别。
什么是城？城就是“圈子”，而圈子是有大小、有品类的。大小品类，也就是尊卑贵贱远近亲疏。作为皇都京城的北京，它的城市规划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尊卑有序，等级森严。前已说过，明清的北京是三个一圈套一圈的城，最中心的是宫城即紫禁城，乃天子所居；次为皇城，是政府所在；最外围是京城，其中紧靠皇城根儿是各部衙门，再外围则是规划整齐的街市。清代京城还有内城外城之别。内城是满人的禁区，外城是汉人的地盘。站在景山俯瞰全城，金碧辉煌的宫殿楼阁与矮小灰暗的民居形成鲜明的对比，所谓“东富西贵，南贫北贱”，一目了然。不同身份地位的各色人等，便在这规划好了的城区内各居其宅，各守其职。可以说，北京是做好了圈子往里“填人”。北京人，当然不可能没有“圈子意识”。
上海则不一样。因为上海是滩。什么是滩？滩不是圈子，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为它根本没有什么边际，也没有什么界限。在这个开放的体系中，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别的而且是出出进进的人，很难形成圈子。即便形成了，也只是松散的圈子，很游移，很脆弱，最终会被“滩”消解。因为“圈子”与“滩”是格格不人的。你什么时候看见海滩上有圈子 没有。即便有，也很松散。滩上的人，更多感受到的是海滩的开阔和自由，是个体与滩涂的直接认同和对话，而不是什么小圈子的存在。上海人便正是这样。他们的“圈子意识”远远弱于北京人。尽管他们也有圈子，但多半都很松散。更多的时候，还是“自管自，各顾各”。上海人的口头禅“关侬啥事体”，便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了上海人的这种“滩涂意识”。
北京上海两地的民居，也很能体现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特征。北京最典型的民居是“四合院”。所谓“四合院”，就是一个用围墙圈起来的家庭或家族的小天地。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以看作是北京城的“缩微品”。因此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圈子中的小圈子。圈子里面的人是一种群体的存在，却未必能与外面的人认同。我常常怀疑，北京人的圈子意识，是不是多少与这种居住环境有关。何况北京除了大圈子（北京城）、小圈子（四合院）外，还有许许多多不大不小的“中圈子一。机关、学校、工厂、医院，一律高墙大院，壁垒森严，自成系统。北京人，就生活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圈子里，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圈子意识”。尽管现在大圈子（北京城墙）拆掉了，小圈子（四合院）也渐次消失，但“圈子意识”却已成为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无意识”，积淀在北京人的心理深层，甚至形成了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性格。
上海最典型的民居则是所谓“石库门”（尤其是“新式石库门”）。它实际上是把许多差不多一样的单体民宅连成一片，纵横排列，然后又按总弄和支弄作行列式的毗邻布置，从而形成一个个社区。这种建筑结构，显然最明显地体现了上海特有的文化模式——个体直接而不是通过圈子与社区认同。据统计，上海市民约有半数左右居住在这种旧式里弄中，而且多在上海人口密度最高的中心地段，则上海人的文化性格，也就不能说与它无关。
事实上，上海虽然有所谓“上只角”和“下只角”之别，有花园洋房、公寓住宅、里弄住宅和简易棚户四类等级不同的民居，但这些民居的建设，大体上是“摆摊式”的，没有北京那种从中央向外围层层扩散、层层降格的布局。甚至杂居的现象，也不是没有可能。实际上，所谓“石库丫里弄，便是杂居之地。那种住宅，只要付得起房钱，谁都可以来住，而居于其间者，事实上也五花八门，职业既未必相近，身份也未必相同。也可以这么说，上海，是铺开了摊子往里“进人”。只要进来了，就属于上海滩，而无论其身份地位高低贵贱如何。也许，作为大大小小“冒险家”的“乐园”和一个庞大的“自由市场”，它要问的只有一句：你是否有足够的精明？如果有“精明”这张门票，你就可以在这个滩上一显身手
因此，我们无妨说，北京人的“文化无意识”是“圈子意识”（城意识），上海人的“文化无意识”则是“滩涂意识”（滩意识）。
北京人和上海人“文化无意识”的体现，是随处可见的。
记得有一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个小品，叫《有事您说话》。郭东临扮演的那个小伙子，逢人就问：“您有事 有事您说话。”为了帮人办事（当然也为了显示自己“有能耐”），小伙子半夜三更跑到火车站去排队买卧铺票，实在买不到就贴了钱买高价的。结果事情越闹越大，弄得他自己也收不了场下不了台。饶这么着，他见了人，还是忍不住要问一句：“您有事 有事您说话！”
这个小品自然有它自身的意义，这个小伙子也多少有点特别。但似乎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北京人的故事，而决不会是上海人的笑话。在上海，是不可能有人没事找事到处“找”忙帮的。上海人爱说的不是“有事您说话”，而是“关侬啥事体”。这句话，不但适用于素不相识者，也适用于亲戚、朋友、熟人、同事，而闻者一般也都不会介意。它其实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了上海人的“滩涂意识”。当然，上海也有“朋友，帮帮忙”的说法，但，对不起，那多半是一种挖苦，或委婉的警示，有“少添乱”、“别做手脚”或“有没有搞错”的意思。比方说，你话说得太离谱，上海人就会笑起来，说：“朋友，帮帮忙！”又比方说，到自由市场买东西，便最好能用上海话说一句：“朋友，帮帮忙，侬勿要‘斩’我。”似乎可以这么说，一个“有事您说话”，一个“关侬啥事体”，就这两句话，便把北京人和上海人鲜明地区分开来
这种比较对上海人颇为不利。因为它会给人以一种北京人热情上海人自私的感觉，而“上海人自私”，又是许多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共同看法。其实，上海人并不像许多外地人想象或描述的那么自私，他们也是乐于助人的，而且其热情有外地人不及之处。比方说，外地人在上海问路，便往往能得到热情的回答，有的还会为你出谋划策，告诉你乘哪趟车又在哪里转车较为简便合算。这种对“不搭界”者的认真负责态度，在外地人看来就未免匪夷所思，所以常常大感意外。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却往往只会对自己的“哥们”两肋插刀，对陌生人可就没有那么周到，弄不好还会来个“关我什么事”。
显然，北京人热情也好，不热情也好，是“内外有别一的。比如前面说的那个小伙子，固然热情得逢人就问：“您有事 有事您说话”，但所问之人肯定都是“熟人”、“自己人”。如果见了陌生人也这么问，那他不是“疯子”就是“傻子”。而且，当他站在柜台后，面对陌生的顾客时，没准其服务态度会生硬得够呛（这种钉子我们在北京可是碰得多了）。上海人则相反。热情也好，不热情也好，是“一视同仁”的。他们会帮助求助于他们的人，但不会主动去问：“您有事 有事您说话！”而无论这人是“自己人”还是“陌生人”。同样，如果涉及他自己个人的事，他也会毫不客气地说：“关侬啥事体”，也无论这人是“自己人”还是“陌生人”。
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圈子意识”是一种“群体意识”，而任何群体都是有限度的。比如“一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的，就只限于水泊中人，甚至只限于一百单八人。梁山圈子以外，对不起，就没有了，而且弄不好还只有挨刀的份。这就叫“内外有别”。圈子外的人，可以无视其存在；圈子内的人，则必须“抱团儿”、“扎堆儿”，必须互相帮助，互相提携，互相关照，包括时不时问上一句：“您有事 有事您说话！”
相反，“滩涂意识”则是一种“个体意识”。它强调的，是个体独立人格的“不可入”和自由意志的“不可犯”。有句话说：“上海人什么衣都敢穿”，就因为在这个懂得尊重他人“隐私”（尽管不多），允许保留“私人空间”（尽管很小）的“滩”上，过多地干预他人的私生活是“可笑”甚至“犯规”的。上海当然不乏喜欢窥测他人隐私的小市民，而且人数比任何外地都多（原因以后再说）。但即便他们，也未尝不知道这种“窥私癖”极为可鄙。所以，在外地，一个人的穿着如果“太出格”，就会遭人物议，他自己也得进行辩解，比如“这样好看”、“穿着舒服”等等，更常用的辩护词则是“别人也这样穿”。然而在上海，就大可不必。只要一句“关侬啥事体”，便可斩断一切争论，让人无话可说。（图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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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简单地评说北京上海这两种活法和意识的是非优劣。一般地说，外地人都认为，与北京人交朋友痛快，与上海人打交道轻松。如果你能进入北京人的“圈子”，成为他们的“哥们”，就可以同他们肝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