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城里的老爷也乐意回乡当“乡绅”。中国古代的城市，似乎从来也不曾成为既吸引穷人又吸引富人的磁石。而且，除皇族外，从官宦、文人到小贩，几乎谁也不曾把城市当成自己的永久居留地。他们只要有几个钱，就会想方设法在乡下买几亩地，随时随地准备回到乡下去。当然，如果有足够的资金，他们也会在城里购置些房产，以供享乐和避难。但仍要在城里修园林建别墅，让自己觉得好像还生活在乡下一样。总之，他们总是游离于城乡之间，把城市当作寄居之地，而在内心深处倾向于和眷恋着乡村。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城市，往往不过只是乡村社区的派生物和共同体。显然，这样的城市，并非真正的城市；这样的市民，也非真正的市民。所以，我宁肯称之为“城”和“城里人”。
上海和上海人却完全两样。
上海从来就不像中国那些古城一样，是什么乡村社区的派生物和共同体，而是它的对立面（上海人特别看不起“乡下人”，就是上海这种城市性质的心理体现）。（图十九）作为乡村社区的派生物和共同体，“城”只能是中央政府统治广大农村的中心区域和派出单位。北京城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国内其他一些大城市，如南京、西安、杭州、成都、武汉、郑州，都或者曾经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或者现在仍是区域性的政治中心。中国古代的城市，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中心”。在上个世纪初，中国3000以上人口的1400个城市中，至少有80％是县衙所在；而万人以上的城市，则半数是府治和省治。在那里，巍峨的城墙和高大的城楼，象征着帝国的权威与尊严，也象征着古老中国的封闭与保守。
上海却从来就不是什么“政治中心”。它也没有什么巍峨的城墙，而只有平坦开阔的滩涂。当然，它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也迥异于北京等城市。它的经济生活靠市场规律来运作，它的社会生活靠法制原则来治理，政治权威在这里远非是最重要的，而个人的聪明才智（或曰精明）反倒可能更有用武之地。上海人迥异于国内其他城市人的种种处世哲学和价值观念，比如余秋雨、杨东平等学者都曾指出的不关心政治、缺乏政治热情、不大看得起领导、没有集体观念、自由散漫、精明、会盘算、讲实惠、守规矩、重理性、世俗、西化、商业气息重、好诉讼而恶打斗，以及“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等等，无不根源于此。无论我们怎样评价这些处世哲学和价值观念，其与传统中国格格不入，则毋庸置疑。一句话，上海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城市的新型城市，上海人也是颇异于传统中国人的“都市新人类”。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他们是一个新兴的“部落”，一个不属于森林、山野、乡土、畜群，而只属于城市的“部落一，——城市部落。
于是，我就只好把他们称之为“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人”这个提法，可能会帮助我们揭开上海人文化特征的秘密。
余秋雨曾谈到上海人的“尴尬”：他们最看不起外地人，然而只要一查老底，却又个个差不多都是“外地人”。因此他们是一群“来历不明的尴尬人”。其实，这正是“城市部落人”的特征。所谓“城市部落人”，就是只属于城市这个“部落”，而不必讲究其他的什么“来历”（比如“祖籍”）。这里必须强调指出，所谓“属于”，不是“户籍”意义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比方说，有的人，尽管在上海住了很久，却仍与上海文化格格不入，就不算上海人。相反，一个人，哪怕只是刚刚迁入上海，只要他与上海文化心心相印，那就是上海人。这就好比一个本族人，如果没有履行过“成年礼”的手续，就不算部落正式成员；而一个外族人，只要经过了部落的“成年礼”，就是这个部落的一员一样。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论祖籍哪里，来自何方，只要进人上海，接受了上海文化的“洗礼”，在内心规范、行为方式和生活秩序诸方面都与上海文化相认同，那么，他就是上海人，就是上海这个“部落”的“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人”正是上海人不同于中国其他城市（比如广州）人的紧要之处。广州也是中国异质程度很高的一个城市，广州人也和外地人大不相同。但是，广州与北京等地的差异，只有部分是城市性质不同所决定（北京是“城”，广州是“市”，详后），还有相当程度是地域文化不同所使然。所以广州人与内地人虽然区别很大，和其他广东人却差别不多。内地人一般把他们统称为“广东人”，并不分门别类地叫做广州人、汕头人、湛江人。尽管他们之间确有差异，但广东人与内地人的差异也确实大于他们之间的差异。甚至可以说，即便没有广州，广东文化也依然存在。但没有上海，也就不会有上海文化和上海人。上海人完全是上海这个城市造就的，因此只有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人”当然与传统中国人颇多抵忤。
道理也很简单：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农业生产是乡土中国的主要经济生活方式，中华文明主要是一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审美意识和生活方式，在传统中国人心中，早已扎下根来，已经成为传统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 而“城市部落人”却有着另外一整套全然不同的内心规范、行为方式和生活秩序，二者之间的格格不人，也就可想而知。外地人对上海人的种种“看不惯”，便多半因于此。
然而，城市文明毕竟要优于农业文明。上海人往往“看不起”外地人，原因就在这里。也就是说，上海人足以自傲于国人的，不是权势，也不是金钱，而是他们那一整套全然不同于农村文明的内心规范、行为方式和生活秩序，即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亦即“城市文明”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是明显地优越于外地人那种农业文明生活方式的。事实上，在上海人那里，“外地人”往往即等于“乡下人”，而上海人的社区性强于身份感，原因也在这里。他们很在乎是不是上海人，说到底，其实是更看重“城市人”或“城市部落人”的身份。因为只有这，才是能使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的“本钱”。
显然，所谓“上海文化的社区性”，或“上海社区的文化特征”，也就是“城市部落”的文化特征。它既是现代城市的，又具有某些原始部落的特性。比方说，部落族民特别看重和自己部落文化的认同，有相当统一的文化习惯和行为方式，并很注意通过各种方式（图腾族徽、服饰文身、语言手势等）把自己和其他人区别开来。上海人也一样。精明就是他们的图腾，上海话则是他们的身份标志，而上海人和外地人之间的界限也划得很清。当然，上海人不是原始人。他们这个“部落”，比原始部落是先进多 比方说，原始族民与部落之间的关系是人身依附关系，而上海人与“上海城市部落”之间的关系则是文化认同关系。而且，这种认同是发自内心的，不带任何强制性。同时，上海人与上海人之间，也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相对独立、松散的“自由人”。因此，上海是一个“现代部落”，上海人则是“城市部落人”。
上海这个“城市部落”的形成，有着极为特殊的历史原因。
上海城市文化性格的定型，大约是在本世纪前半叶。那时的上海，和今天的深圳颇有些相似之处。比方说，它们都是当时最年轻的城市，是现代化程度最高或最具现代性的城市；它们都由大量的移民构成，都引进外资搞市场经济，与世界的联系最密切，最能自觉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它们也都是急遽上升的城市明星，都为世界和国人所瞩目等等。有资料证明，从1930年到1936年（这也是旧上海的“黄金时代”），上海华界人口中比例最高的一直是21岁到40岁之间的青壮年，其比例高达38％左右；次为41岁到60岁、13岁到20岁两个年龄段，分别为近20％和15％左右，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中青壮年人口比例还要更高。这也毫不奇怪。因为年轻人总是最不安分和最敢冒险，最少牵挂而最敢离乡背井，最少成见而敢离经叛道，对本乡本土的索然无味和外部世界的精彩新鲜最为敏感，最急于到具有诱惑力和刺激性的地方去释放能量和一显身手。当然，他们也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和新思想、新观念、新生活方式，比如那些“和国际惯例接轨”的东西。因此，正如今天闯深圳的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当年闯上海的也多半是年轻人。年轻人朝气蓬勃，极富创造性。当他们来到一个迥异于家乡的地方，又接受了异质文化的熏陶时，就理所当然地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来。
但是，当年的上海和今天的深圳却有着根本的、本质性的区别，那就是：深圳的改革开放是主动的，是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对自己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种自觉选择。所以，深圳的每一进步，都易为国人所赞赏；深圳的每一成就，都易为国人所承认；深圳的每一变化，也都易为国人所认同甚至仿效。这样，深圳虽然也是一个全新的城市，深圳人也是全新的一族，却不会变成孤立的“城市部落人”。
上海诞生为一个新兴城市却完全是被动的。它的开放是被迫的，它的现代化也是被强加的。而且，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越快，现代化程度越高，也就往往意味着其被强迫和强加的程度越高。尽管上海人从这种被强加的现代化中得到了好处和实惠，但也因此招来了鄙视和骂名，被看作“洋奴”、“西息”、“假洋鬼子”，为较少被强迫现代化的内地人看不惯、看不起。因为所谓“上海文明”，所谓上海人的新生活方式，原本就和中国人过惯了的生活处处相悖，何况还是被鬼子们强加的？自然是反感之外又加屈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