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新生活方式，原本就和中国人过惯了的生活处处相悖，何况还是被鬼子们强加的？自然是反感之外又加屈屏，并因屈辱而更加反感。因此，当上海人因其现代化而看不起外地人，在外地人面前不免有点“趾高气扬”时，外地人心里便常常会响起这样一个声音：上海人，别忘了你们城市公园门口竖着的那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上海人确实应该记住这些国耻，否则，便会连吉普赛人也不如。
事实上，上海这个“城市部落”，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性二律背反中诞生的历史悖论。（图二十）它一方面是民族的耻辱，另方面又是民族的新生；一方面光焰夺
目，另方面满目疮痍。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它的城市人格也是残缺不全的，而且似乎也是一个悖论：一个衔接中国古今、吞吐世界风云的大都市，居然有着那么多的小市民。这些小市民的“小”，和大上海的“十，实在不成比例。他们是那样地“小气”（或曰“小家子气”），小气得简直没有名堂。比方说，他们的看不起外地人，用大讲上海话的方式来展示他们的自傲和满足他们的虚荣，就是“小气”的表现。中国人都是爱面子的，爱面子的人都难免有些虚荣，而大城市中人也多少会有些自傲。但是，别的地方人，即便是虚荣，也表现得大方、得体；即便很自傲，也做得大气、含蓄。似乎只有上海的小市民，才把虚荣表现得那么浅薄、露骨，一眼就能看透；把自傲表现得那么琐碎、脆弱，简直不堪一击。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弄不清到底谁该看不起谁。于是，外地人就会纳闷：不同凡响的海派文化和先进优越的上海文明，难道就是这些人创造的
当然是这些人创造的。只不过，他们在创造这些文明时，充满了痛苦和矛盾。作为身在其中者，他们比外地人更能体会新文明的优越，也更能体会被强加的苦楚，这就使他们一方面因“城市化”和“现代化”而沾沾自喜，另方面又有点理不直气不壮，十分尴尬。
上海人的这种尴尬，几乎随处可见。
比方说，当上海人把“外地人”统统看作“乡下人”时，他们是不敢把北京人也归进去的。北京怎么好算“乡下” 当然是城市。然而北京和上海的差异，相去又岂能以道里计！自30年代“京海之争”起，讨论北京、上海城市文化差异的文章著作（包括本书在内）即便不是汗牛充栋，至少也积案盈尺。我们无妨随便从中拈出几种说法，便不难看出“京海之别”究竟有多大。比如，北京是城，上海是滩；北京是都，上海是市；北京是官场，上海是商场；北京是传统，上海是现代；北京是智慧，上海是聪明；北京是唯美，上海是管用；北京是文学，上海是数学；北京是哲学，上海是科学；北京是神圣的，上海是世俗的；北京是感性的，上海是理性的；北京是大气的，上海是雅致的；北京是古典的，上海是摩登的；北京是翰林院，上海是跑马场；北京是田园诗，上海是广告牌；北京是超凡脱俗深奥难懂的，上海是贴近现实一目了然的；北京是深秋的太阳，美丽而迟暮，上海是初夏的雨，既闷热恼人又清新可人；等等，等等。北京迥异于上海，已是不争的事实。
相异倒也罢了，问题在于，正如上海人不大看得起“外地人”和“乡下人”，北京人也不怎么把上海人放在眼里。不论是文坛上的京海之争，还是生活中的私下议论，北京人“声讨一起上海人来，总是那么理直气壮咄咄逼人。北京的电视连续剧《渴望》中那个不怎么讨人喜欢的男主角被起名“沪生”，显然并非“无意”和“碰巧”，多少是有点暗示意味的。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上海舆论的不满，却满足了北京人的集体认同，甚至满足了其他外地人的集体认同。外地人“幸灾乐祸”地看着北京人奚落上海人，北京人则“义无返顾”地代表所有外地人宣泄着对上海人的不满。尽管上海人在嘲笑和看不起外地人时，是小心翼翼地将北京人“计划单列”的，然而北京人却不领情，非要替所有外地人出气不可。
事实上北京是中国几乎所有古老城市的总代表。这些城市当然并非北京的翻版或缩影，它们也都有自己的个性。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它们和北京一样，都和农业文明保持着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都没有或少有上海那一套可以称之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东西。所以，如果北京是城市，那么其他城市也不能算是乡下；如果其他城市都是乡下，那么北京最多也只能算是“乡长”。“乡长”当然不能眼巴巴地看着“乡民”受欺负。至于北京人把外地人称为”地方上”的，则是“乡长”们正常的态度。
于是上海人就有点尴尬 把北京看作“乡下”吧，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认同那些一土得掉渣”的外地人吧，他们的内心规范、行为方式、生活秩序和“上海文明”（在上海人看来亦即“城市文明”）又相去甚远；把北京和其他城市区分开来对待吧，可偏偏北京又认这些“小兄弟一。当然要认的，因为它们原本就是同一类城市。
显然，在半个世纪以前，北京代表着众多的城市，也代表着古老的传统。这个传统也曾经是上海人还没有成为上海人时的传统，是上海人不敢也不可以公开叫板公然冒犯的，同时也是上海人迟早要背离的。于是，变成了“城市部落人”的上海人便用他们对北京的特殊态度来表示他们对传统的尊重，同时又用对其他外地人的歧视态度来表示他们对传统的背叛。上海人对同是“外地人”的北京人和其他人竟会有不同的态度，原因也许就在这里；北京人一般并不怎么歧视外地人，惟独特别看不起上海人，原因也大概就在这里。
更何况，上海这个“城市部落”还有点“来历不明”。所以，上海人最怕的，还是问他的“祖籍”，因为没有多少人经得起这一问。说祖籍上海吧，等于承认自己是“乡下人”；说出真正的籍贯吧，同样可能也是“乡下人”，而且一不小心弄不好还是“江北人”。这大概是上海人特别爱讲上海话的又一深层心理原因：只有讲上海话，才能抹去或掩盖“祖籍乡下”造成的阴影，在外地人和其他上海人面前不至于尴尬。
五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其实，“城市部落人”的尴尬不仅仅在于“来路不明”，更在于他们被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里外不是人。因为他们身上的现代性很难为传统社会中人所理解，而传统社会赋予他们的劣根性又不可能完全被铲除。结果，不管在谁眼里，上海人都很“环”。
上海人坏 不坏。即便某些人有点坏，也多半坏得有分寸，正如他们虽然精，却多半精在明处一样。精在明处，正是上海式精明的特点，也可以看作是对“精明”二字的又一种解读。既然是精在明处，就不能说“很坏” 至于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也不能算作是“上海人坏”的依据。上海人是看不起外地人，可外地人也看不惯上海人。上海人只不过是在上海“欺负”外地人，外地人可是在全国各地“诽谤”上海人，谁更“坏”来着？
外地人与上海人的矛盾，说到底，其实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外地人看不起或看不惯上海人之处，归结起来，主要无非三条：小气、精明、自私。上海人有这些毛病 有的。一般地说，上海人都比较“抠门”，不大方。要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有时比登天还难。比方说，在旧上海，吸烟的人向人借火，不能说“借”，得说“讨”。如果说“借”，得到的回答便很可能是：“借火！几时还？”（徐国桢《上海生活》）这就让人觉得小气。即便现在，上海人也不“爽”。不少上海小市民，还是抠抠搜搜的，斤斤计较，什么账都算得很精。谁要想占上海人的便宜，也不比登天容易多少。杨东平讲过一个在北京流传甚广的“经典笑话”：一个上海儿童花1分钱买了1根针，而针的价格是2分钱3根，因此这个儿童拿了针以后还不肯走，对售货员说：“你还得找我两张草纸。”这个笑话的真实性当然无从考究，但谁听了都觉得“像”。
然而，并非所有的上海人都像外地人想象的那样小气、精明、自私。也许是“人以群分”的缘故，我的上海朋友就不这样。他们有的豪爽，有的憨厚，有的还挺爱打抱不平。况且，就算上海人都小气、精明、自私吧，又招谁惹谁啦？事实上，上海人虽然小气，却不贪婪；虽然精明，却不阴险；虽然自私，却不损人。那么，为什么外地人一提起上海人的小气、精明、自私，就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不为别的，就因为它们和传统价值观念冲突太大。传统社会以豪爽为尚，自然鄙视小气；以木讷为美，自然讨厌精明；以谦让为德，自然憎恶自私。更可气的是，上海人不但有这些“毛病”，而且还要把这些“毛病”公开地、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点面子也不讲。就拿“借火”一事来说，从理论上讲，火当然是不能“借”的，因为“还”不 但正如“光”不可“借”却仍要说“借光”一样，把“讨火”说成“借火”，无非是有点人情味。一般地说，除借高利贷外，可以开口言借的，不是亲戚、朋友，便是熟人、邻居。如果说“讨”，则不但自己变成了乞丐，双方之间也显得生分。然而上海人不管这一套，偏要认他那个商业社会的“死理儿”：借就是借，讨就是讨，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既然根本“还”不了，就干脆说讨，别说什么借不借的。如果是借，请问什么时候还？有没有利息？这就一点人情味也没有了，而传统社会是极其讲究人情味的，结果自然是外地人特别讨厌上海人。从道理上讲，上海人并没有什么错，但在感情上，却让人接收不
实际上，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的豪爽，除部分出于天性外，也有一部分是出于人情世故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