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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成都，雄起
也许，这就是成都了：朴野而又儒雅。这就是成都人了：悠闲而又洒脱。因为成都是“府”，是古老富庶、物产丰盈、积累厚重的“天府”。远在祖国大西南群山环抱之中，躲避了中原的兵荒马乱，却又享受着华夏的文化福泽。那崇山，那峻岭，那“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并没有阻隔它与全国各地的联系，也没有使它变得褊狭怪异，只不过护卫着它，使它少受了许多磨难少吃了许多苦头。那清泉，那沃土，那一年四季温柔滋润的气候，则养育了一群美滋滋乐呵呵的成都人。老天爷之于成都，实在是厚爱有加。
于是，成都便成了一个标本，一个在农业社会中生成的“田园都市”的标本。北京虽然也有“田园都市”的性质，但北京并不适合作这个标本。北京的地位太特殊，也太政治化了，而西安又多少有点“垂垂老矣”。西安总让人觉得是“过去时”的（尽管事实上并非如此）。半坡、秦俑、碑林、城墙、大雁塔、华清池，离现在最近的事情也在唐朝。何况西安的“王气”太重。浓浓的王气笼罩在西安的上空，挥之不去，很难让人把它看作一个“平民的都市”（尽管事实上西安其实是不乏平民风情的）。做过古都的都不宜做这样一个标本，包括南京、杭州，而扬州等等虽然在历史上也曾繁华一时，可惜又“好景不长”。其他城市，或太穷，或太小，或者并非“田园都市”。只有成都，才既大且新、既繁华富庶又保持着朴野的民风。看看成都妹子吧，不管怎么新潮洋派，也仍不失村姑本色，有着村野的清纯。看来，只有成都，由众多小坝子、小院落、小家庭、小作坊、小摊点、小饭铺、小茶馆和小生产者、小生意人组成的小桥流水的大成都，才能让我们领略到农业社会中的市民生活。
然而成都的问题也许正在这里。尽管成都现在已经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自北向南延伸的人民路和一环路两侧建起了许多摩登高楼，老店林立的春熙路也翻修一新，城市规模更是扩大了许多，但文化心理的改变却不是一日之功。毕竟，成都历来就是一个富庶安逸的城市，成都人也历来就是自得其乐过小日子的人。道路的拓宽和高楼的崛起并不能改变这个城市悠闲安逸的气质，正如新潮的服饰和豪华的装修并不能掩盖其朴野粗爽一样。面对似乎好得无可挑剔的成都，我们总觉得它缺了点什么少了点什么。当然，它没有北京大气，也没有北京醇和；没有上海开阔，也没有上海雅致；没有广州生猛，也没有广州鲜活。不过这些也原本就不是它该有的。除了这三个城市独一无二的特殊气质外，“中华文明所有的一切，成都都不缺少”（余秋雨《文化苦旅》）。那么，它到底缺少什么
也许，它其实就是少了点苦难缺了点磨洗。磨洗是最好的教育而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受过这种教育和没受过这种教育，拥有这份财富和不拥有这份财富，是完全不一样的。成都缺少的正是这个。它实在是太安逸 只要拿成都和南京、武汉比较一下，就会觉得它们的分量很不一样。南京、武汉是沉甸甸的，成都就轻了点。其实，论城市大小，论人口多少，论历史长短，论积累深厚，三地都差不太多。成都之所以较南京、武汉为“轻”，就因为成都少了点南京的苦难，缺了点武汉的磨洗。南京是屡遭虫洗劫后余生的，武汉是艰难困苦生存不易的。惟其如此，它们才有了一种特殊的气质。南京有一种悲壮情怀，苍桑感特别强，武汉则有一种“不信邪”的精神。因此，走进南京，你会肃然起敬；久居武汉，则会变得硬朗。那么在成都 刚开始自然是“乐不思离蜀”（不是“乐不思蜀”）。但住久了，就会被弥漫于这座城市的悠闲舒适气氛所陶醉，觉得连骨头都（火巴）
幸而成都人自己对此也有警觉。他们用麻辣来刺激自己，用足球来激励自己。成都的球迷无疑是中国第一流的。成都人对足球的痴迷，真称得上是“人无分男女，地无分南北”，不管哪里有球赛，成都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他们甚至还会组织团队包了专机到外地、到外国去为四川队呐喊助威。这实在是一种豪举。成都人呐喊助威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不是喊“加油”，而是喊“雄起”。所谓“雄起”，据流沙河考证，系与“雌伏”相对应者，并非一般人望文生义的那个意思。但不管怎么说，总归是阳刚气十足吧！因此，当球迷们站在看台上大喊“雄起”时，我们依稀感到了成都的雄风。
然而看球毕竟不是踢球。尽管足球是最男性化的运动，但城市并不是足球。何况，如果仅仅只是爱看，也还是爱玩，只不过玩得比较有气势罢
成都人，什么时候能把自己的城市也变成球场，把自己由观众变成球员
换句话说，成都人能不能在活得悠闲自在的同时，有更多的积极进取
因此，我们很想说一句：成都，雄起！
易中天《读城记》——武汉三镇
武汉是镇。
武汉有三镇。
武汉三镇很难评说。
这当然并非说武汉是一个“最说不清的城市”。没有什么城市是“说不清”的，武汉就更是“说得清”，只不过有些“不好说”，有点“小曲好唱口难开”而已。因为武汉这座城市确实有些特别。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当年上帝创造武汉三镇时，如果不是头脑发昏，便一定是别有用心。因为他为武汉选择或者说设计了中国最好同时也是最坏的地形和地理位置。这种“最好同时也最坏”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左右逢源，腹背受敌，亦南亦北，不三不四。这样一种“最好同时也最坏”的地形和地理位置，也就暗示了武汉将会有中国最好但也可能最环的前途。武汉现在便正在这两种前途之间徘徊，害得研究武汉文化的人左右为难。
的确，无论从哪方面说，武汉都是一个矛盾体。它甚至无法说是“一个”城市或“一座”城市，因为它实际上是“三座”城市，——武昌、汉口、汉阳。三城合而为一，这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属罕见。而特快列车在一市之中要停两次（直快则停三次），恐怕也只有武汉一例。这曾经是武汉人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另一件让武汉人引以为自豪的事则是在武汉架起了长江第一桥），并认为据此便足以和其他城市“比阔”。事实上武汉也是中国少有的特大城市之一，它是上海以外又一个曾经被冠以“大”字的城市。“保卫大武汉”，就是抗战时期一个极为响亮的口号。事实上那时如果守住了武汉，战争的形势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不过，当时的国民政府连自己的首都南京都守不住，又哪里守得住武汉？
但不管怎么说，武汉的“大”，是毋庸置疑的。它是国内不多的几个可以和北京、上海较劲比大的城市。可惜，“大武汉”似乎并未干出很多无愧于这一称号的“大事业”。它的成就和影响，不要说远远比不上北京、上海，便是较之那个比它边远比它小的广州，也差得很远。甚至在省会城市中，也不算十分出色。在过去某些时期，武汉一直没有什么特别“拿得出手”的东西。既没有领导消费潮流的物质产品，也罕见开拓文化视野的精神产品。除街道脏乱、市民粗俗和服务态度恶劣外，在全国各类“排行榜”上，武汉似乎都难列榜首（不过近几年来武汉的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已大为改观，尤其市内交通的改善已今非昔比，市民的文明程度也有所提高）。这就使得武汉在中国城市序列中总是处于一种十分委屈的地位，也使武汉人极为恼火，甚至怨天怨地、骂爹骂娘，把一肚子气，都出在他们的市长或外地来的顾客头上。
无疑，武汉不该是这样。它原本是要成为“首善之区”的。
一 差一点成为首都
武汉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武汉的地理特征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一线贯通，两江交汇，三镇雄峙，四海呼应，五方杂处，六路齐观，七星高照，八面玲珑，九省通衢，十指连心。其中，“一线”即京广线，“两江”即长江、汉水，“三镇”即汉口、汉阳、武昌，“五方杂处”则指“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汉口竹枝词》）的武汉市民构成。其余几句，大体上是说武汉地处国中，交通便捷，人文荟萃，具有文化上的特殊优势云云。
具有这样地理文化优势的城市，原本是该当首都的。
《吕氏春秋》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如果不是用纯地理的、而是用文化的或地理加文化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这个“天下之中”，就该是武汉（从纯地理的角度看则是兰州，所以也有主张迁都兰州者），而不是北京。无论从地理上看，还是从文化上看，北京都很难说是中国的中心。它偏在所谓“十八行省”的东北一隅，远离富庶的南方经济区，对于需要严加防守的东海、南海、西北、西南又鞭长莫及。无论从政治（统领控制）、经济（赋税贸易）、文化（传播交流）哪方面看，定都北京，都不怎么方便。惟一的好处似乎是相对安全，但也未必。一旦“拱卫京畿”的天津卫失守，皇上和老佛爷也只好赶忙到西边去打猎（当时把光绪和慈禧的仓皇出逃称为“两宫西狩”）。看来，元、明、清三朝的定都北京，都多少有点“欠妥”。然而元主清帝系从关外而入主中原者，北京更接近他们民族的发祥地，而明成祖朱棣的封地原本就是北京。他们的定都北京，可以说是理所当然。何况北京也有北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