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所谓“小乐惠”，就是对这种如鱼得水状态的自我欣赏。顺便说一句，这种活法在上海，甚至还能受到别人的尊敬。我的一个上海朋友告诉我，上海最有名的西餐馆“红房子”里有一位常客，每次点的菜点花钱都不多，地地道道的“小乐惠”。然而那里的侍应生对他却极为敬重，服务也极为周到。上海人不是很“势利” 怎么会尊重一个没有钱或舍不得花钱的人？不错，上海人也许很在乎你有没有钱，但他们更看重“精明”，更尊重“在行一。事实上，一个大手大脚胡乱花钱的外地人，在上海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尊重的。他只会被看作是“戆大”而被上海人在背地里嘲笑。
显然，北京人的“找乐子”也好，上海人的“小乐惠”也好，或者杭州人的“小乐味”也好，都是那些收入不多、家境不宽、手头不富裕而又想活得好一点的普通人的活法，是对单调贫困生活的一种补充和调剂。要之，它们都是“享受人生”，也都是对自己“活法”的一种欣赏。所不同者，在于北京人欣赏的是自己的“大气”，上海人欣赏的是自己的“精明”，而杭州人欣赏的是自己的“闲适”。北京人，生活在天子脚下，皇城根儿，万岁爷这一亩三分地上住着，什么世面没见过？哪在乎生活的粗细，又哪儿不能找到乐子？上海人是国际化大都市里的小市民，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家里的日子很无奈，不算计也得算计，不精明也得精明。何况机会又比较均等，竞争又相对公平，再蠢的人，久而久之，也就磨练出来 至于杭州人嘛，没的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还有谁能比他们更贴近自然，更会享受人生？又还有谁能比他们更慵散，更悠闲？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嗅！
甚至就连这三种活法背后透出的无奈，也不一样。说白了，北京的平民是皇宫王府见多了，又进不去，只好到坛墙根下去“找乐于”；上海的市民则是灯红酒绿看多了，又得不到，只好给自己来点“小乐惠”。至于杭州老百姓，生活在“人间天堂”，日子却未必真那么好过，便只好“螺蛳壳里做道场、小酒杯中当神仙”。无妨说，北京人的“找乐子”是苦中取乐，杭州人的“小乐味”是忙里偷闲，上海人的“小乐惠”则是实实在在地调剂和充实自己的生活。相比较而言，上海人更“务实”，而北京人和杭州人更“审美一；上海人更“现代”，而北京人和杭州人更“传统”。
这是人与人的差异，也是城市与城市的差异。
因此，读城，就像读人一样。你要想认识一个人，就得把他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将心比心地和他交朋友。认识一个城市也如此。我写（读城记》这本书1目的也在这里：我想通过这本书，像认识我的朋友一样来认识我所到过的这些城市。当然，也想和生活在这些城市里的人，成为朋友。
那么，让我们走进城市。
们的生活正在一天天变得好起来。随着生活的蒸蒸日上，相信务实的上海人，自我感觉也会一天比一天好。总之，他们的问题，似乎相对比较好解决。北京人的问题就麻烦多 对人生苦涩的体验及其超越，似乎是属于所谓“终极关怀”一类的问题。当然并非所有的北京人都是哲学家，但北京作为世纪老人，却似乎总是和哲学脱不了干系。那种历史的沧桑感和人生的变幻感，总是无法躲避地会伴随着北京人；而关怀文化的演进和国家的命运，也无可避免地会是北京这类城市的宿命。
因此，北京人的活法是哲学的，也是诗意的。因为中国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并不来自逻辑推理，而来自人生体验。体验只能用诗来表达，生活也只有诗化以后才有艺术性。北京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满艺术性，就因为他们总在做诗。或者说，总在做梦。做诗和做梦，有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有区别，也就是梦有恶梦，而诗则多半是美好的。北京人便多半是生活在美梦和史诗之中。这使他们虽然难免不切实际，但也确乎大气磅礴；虽然难免自以为是，但也确乎圆润浑成。北京人是有点油，但不浅薄。他们也不避俗，但俗中有雅，而且是典雅和高雅。即便是最俗的俏皮话，也有历史典故打底子；即便是最底层的市井小民，也显得（当然也只是显得）相当有智慧有学问。甚至就连他们的世故，也因为是哲学诗，以至于最世故处反倒显不出世故来。岂止是显不出世故？没准还有几分天真可爱。北京人毕竟是古老文明最正宗的承传者。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怎么也掉不了价。
上海人就两样 他们的生活是世俗的、实在的、精打细算和稳扎稳打的，是埋头做生计和精心过日子的，是“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职员和市民的社会里，一切都是裸露直白和谨小慎微的。他们直统统地问人家“侬几岁”，也赤裸裸地用“合算不合算”来表示他们的选择。当他们斥责别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时，丝毫也不掩饰自己对贫穷和乡气的蔑视。他们把交朋友叫做“轧朋友”，把不负责叫做“拆烂污”，把看重外貌叫做“吃卖相一，把假冒伪劣叫做“开大兴”，世俗气十足，一点也不高雅。他们骂起人来也不好听，不像北京人损人那么艺术，让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娱乐也充满了市民气，而偌大一个上海简直就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只有密密麻麻的楼房，密密麻麻的街道，许许多多的上海人，和许许多多手里拎着大包小包不得要领地窜来窜去的外地人。
总之，上海是一点诗意也没有的。上海从来就和诗“不搭界”，上海的诗人也从来就成不了什么气候。上海现在刮起了一股浓浓的怀旧风。老房子、老公寓、老门牌，里弄门口AD1930的字样，有着牵牛花般大喇叭的老式留声机，黑色的密纹唱片，美人头月份牌，装生发油的玻璃瓶，老上海盐汽水，沙利文小圆饼干，这些东西都牵动着上海人的情丝。甚至就连上海有线音乐频道的广告，都做成了三十年代的风格，中间是周璇的着色相片，下面写着“全天播放摩登流行，全面展示都会时尚”，只不过是简体字。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样开始做梦了，而且是“鸳梦重温”。但我并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诗意，不像北京一怀旧就诗意盎然。上海有多少旧好怀 能怀的又是什么旧 甚至就连他们的绅士风度淑女风范，也是在短短一百多年中速成的。这就显得底气不足眼界不高。所以我说上海是有风度无境界，有教养无底蕴。上海毕竟只有百多年的历史，哪比得上北京的悠悠岁月！
但，我却并不认为北京人就有理由看不起上海人。
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关系有点微妙。上海人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他们几乎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但惟独不敢小看北京人。北京人则是比较宽厚的。他们并不特别看不起外地人，却偏偏看不起上海人，以至于一个上海人在北京得到的最高评价，竟是“你不像个上海人”。（图十四）
北京人的这种态度很没有道理。
不错，上海人是有毛病。但，北京人就没有么？北京人是很大气，但这大气常常变成霸气；北京人是很平和，但这平和可能变成平庸；北京人是很达观，但这达观往往成为不思进取的托词；北京人是很幽默，但这幽默弄不好就变成了油嘴滑舌。北京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比方说，你在北京问路，如果不先叫一声“大爷”，得到的回答使很可能是：“自个儿找去吧，您哪！”没什么无私奉献热情好客的事。
甚至北京人最引以为自豪的礼数和豪爽，也可能变成虚套和假模假式。一个朋友这样向我描述他对北京人的感受：北京人不是很热情很豪爽么？见面三分钟，如果你们很投缘，他立马就会和你拍肩打背，成了“哥们”。如果你到他家里去，神吹海哨聊得起劲，他会坚持留你吃饭。如果你要走，他会生气说：“哥们别走！我锅都给你刷了！”可你要真留下来吃饭，那就麻烦 “哟！哥们，您可把我坑啦！”“你不是连锅都刷了 ”“锅是刷了，可面还没买哪！”
上海人就不会这样。上海人确实不会轻易和别人成为朋友。他们在和陌生人接触时，甚至会很冷淡，至少是“敬鬼事神而远之”。彬彬有礼客客气气的后面，是可以感觉到的警惕和疏远。所以，同上海人成为朋友并不容易。但一旦成为朋友，就相当可靠，甚至终身可靠。我在上海有不少朋友。平时我们“相忘于江湖”，然而但凡有托，都十分到位。他们答应的事情，很少有失信的。我在上海的一个朋友（准确地说是朋友的朋友），为了帮我一个忙，三次和我约会，每次都准时到达。这种守时守信的作风，也是大多数上海行业和不少上海人都有的。我想，这与商业社会重信誉守合同的传统不无关系。
上海人甚至还有一般外地人想象不到的正气。一般地说，上海人是比较胆小怕事，但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没有正义感。事实上，由于上海人精明过人，他们对是非往往比一般人看得更清楚，只不过多半不愿意说罢 然而他们会通过其他方式来表示。文革中，我因为同林彪死党了盛一伙的走狗唱对台戏而遭批斗。每次批斗会回来，都有一个人立即打来一盆热水给我洗脸。这是一位上海知青，名叫许继助。平时，我们来往不多。而且，据他后来说，他先前对我是很有些不以为然的。然而，在许多人对我都避之惟恐不及的时候，他却用一盆盆的热水为我洗刷冤屈，而他又历来是谨言慎行不问政治的。二十多年后，他对我说：“你当年其实是替我们全体知青在受难。一也就是说，他对我的帮助，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出于正义感。另一位上海知青王衍中的做法则是：趁“革命群众”看电影受教育（牛鬼蛇神无此资格）时，偷偷溜进我房里通报一些秘密情报，包括中央文件和小道消息。
谁说上海人不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方式不同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