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样一片土黄而又错乱的村落，它的西面是一片长满了白茨的沙丘，连绵起伏，一直到视野的尽头，那里便是无垠的乌兰布和大沙漠。大概是为了分隔沙漠的威胁，村里人在解放初，就在村庄的西边植了一片疏落有致的柳树林子。林子里的树长得七抽八歪，有些还可以用横躺竖卧来形容。冬日里树木没了叶子，一个个的造型便一目了然了，在夕阳西下时就给人一种错觉，觉得它们像一群坦胸露腹，衣衫褴褛醉了酒的乞丐一样。这些树也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所有的树都向着村子倾斜着，如同互相比赛向着西面的沙漠奔跑一样。其实形成这些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每年都要刮上几个月的大风的作用。
北面是村子通向外界的村口，村里的良田多处在这个方向，平展展呈方格状，夹着一条人工修成的土路，一直往北而去。通过这条道，人们可以去大队上公社，坐汽车到更远的地方。村南面，也是整个村子的正前方，有一块不规则的开阔地，上面斜立着一根极具特色的老井架，像一只长颈项的鸟一样看守着脚下的老井。
老井挖成于何时人们不知道，紧锢其四壁的青砖，被井水和地气侵蚀得颜色青黑，光如石乳，一年四季水淋淋的。它是一碗村历史最悠久的一口吃水井，村队部和村西南的两口井，那水质与口感与此相比就相去甚远了。
在一碗村东边的村口上，在一片房子稀落出的开阔的地上，长着一棵有着近二百年树龄的大柳树。此树据说就是当年凤凰落脚的神树，参天耸地，阔大如一把撑开的巨伞，萌避着脚下裸露在外、扭曲缠绕如一堆巨蟒一样的树根。树根在外爬行了一段后都深入到了地下，按村里老年人的说法，根与冠是对称相生，那么这棵老树地底下的根自然也是四面延伸，占据了差不多有两亩多面积。
这棵老柳树的树杆之粗，当年村里有人特意比划了一下，结果四个大男人伸开膀子，才勉强能合抱得住。在树干三米多高的地方，向上斜生出八根指向四面八方的大树叉，每根树叉互相对称均匀，撑开了整个大树更多的枝枝桠桠，也撑开了大柳树生长的所有岁月。
在树叉的高处，有八个喜鹊窝建在上面，窝里的喜鹊与树伴生了多少年，谁也不知道。人们只是一年四季，都能在树下听到喜鹊的叫声。还能听到的另一种声音，是有风的时候，风与树较力之声。无风的时候，树自已发出的“嗡嗡嗡”如同念经一样的响声。
在村人的眼里，这棵柳树是一棵神树，是一碗村风水的一大象征。村里的娃娃们爱攀援这棵老树，一代又一代地喜乐在其上面。村人们有意无意地保护着这棵老树，同时也享用着它夏日的阴凉，接受一份心灵中祈盼的冥冥的护佑。
在大柳树的东面，便是当年整个村队集体财产的集中地，也是村里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所在。那里并排建有十多间大小不一的房子，和一大片牲畜圈棚，以及粮仓、库房，场院。这些房子是村队部办公的地方，也是看场院的老人和喂牲口的饲养员的住处。开阔处的中央地方竖着两根大杨树杆子，那是专们为悬挂电影银幕而栽下的。更为开阔的所在，要算足有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大场院，平展展光溜溜，被一人多高的土圪垃墙围着。夏天，场院中堆满了收割回来的麦垛，多数是五、六米高的圆锥体，也有长长如麦秸盖成的大屋子，那几何体造型的很错落，看上去非常的童话。等到这些麦垛被一场场打收了之后，腾出的空位陆续又会耸立起糜子垛，和红高梁、玉米棒、黄豆稞子堆成的五颜六色的大堆。
到了深秋，场院中所有的作物都颗粒归仓，空出来的地上便剩下了小山一样的作物秸杆。这些告杆既是村里牲畜过冬的草料，又是社员暖家烧饭的柴禾。其中最为鲜亮，如松软软的大面包一样的麦秸堆，白天在阳光的映照下格外灿烂，夜里则会散发出温暖的太阳香。这个时候的场院，也是村里娃娃们集中玩乐的一处好地方，特别在有月亮的晚上，二、三十个年龄不等的孩子们，汇聚到一起喊叫的青红不顾，不到深夜绝不会散去。
在场院的东边，紧傍的就是村里最肥沃的几百亩大田，一律是两亩一方的格子，沟渠埂堰布局的井然有序。在大田的东头便是那条南北走向的人工河，名叫乌拉河。河畔上长满了杨柳树，偶尔杂着一些沙枣树、榆树。由于水源丰富，河畔上的蒿草长得特别的旺盛，留有空白的地方，往往是村里娃娃们耍水之处，或村里大人们浇田的闸口。在乌拉河的东头，是一条顺河修建的柏油公路，被称为110国道线。在公路的更东边，是一条铁路。在铁路的东面，便是这个平原小村落的太阳每天升起的地方。
外来户
七岁那一年，我随了父母搬离了陕北老家，搭了几天的汽车，又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来到了米粮之都的河套平原。那一天天空中飘着阴云，冷空气冻得人手脚麻木。村里原来联系好接站的人没有来，父亲只好让我们看了行李，自己沿着一条土路迎了上去。我们背风呼吸，跺脚取暖，等了足有一个小时，终于看到了两辆牛拉的小胶车，从落雪飘飘的土路上摇晃了过来。
到了我们跟前，车上跳下了父亲，也跳下了两个赶车的人。他们都穿着白茬子羊皮袄，扎着腰带，捂着棉帽子，脸挡得看不清楚，呼吸从嘴里以白气的形式显现着。他们边帮父亲装家当边咕噜着什么，那语音怪怪的，我听不懂。父亲翻译了一下，我和母亲才听明白，那年轻一点的赶车人说的是要我们跟着车走一会就暖和。
路太平了，走起来比翻山上岭过沟不知轻松多少倍。我和母亲跟着牛车步行，很快就走得浑身发热，一点也不觉得累。视野里的雪却一会紧，一会慢，一会是雪霰，一会是雪花，随风在开阔的四野里飘落着。
前边的赶车人像个哑巴从始至终都没说一句话，后面赶车的年轻人和父亲肩挨着肩，各人用自己的方言交流着。我问母亲那个人说什么？是不是外国话。母亲也听不懂，说大家都是中国人，绝不会是外国话的。我知道要是外国话，父亲也肯定听不懂的。
其实来接我们的这两个村人，说的是当地方言。他们一个叫刘三亮，有二十来岁，腰身虾弓着，马脸细长，还有点内凹，脸上生满了竖多横少的皱纹，一双说眯不眯，说醒不亮，简单如豆荚一样的眼晴迷茫中透出几分狡黠。两片薄嘴唇如黄瓜上切了一个口子，而最为突出在脸上的，是那个非常特点的长鼻子。这个鼻子占据了他脸颊的三分之一还多。另一个年龄大的叫陈果然，相貌生得怪怪的，不爱多说话。
为了对两人冒雪为我们接站的辛苦表示谢意，父亲掏出了珍藏的纸烟。刘三亮接了，却不让给那个走在前面的怪老汉，说：“你们不要理他，那是个老倔头子，姓陈，就会拾粪种地，平时三鞭子抽不出一个响屁的人。让他抽这好纸烟，纯粹是浪费。”父亲只好做罢。
我们一家人随着两套牛拉的木轱辘车，一路上不知过了多少个沙丘，多少个村庄，最后走进了一碗村，走进了一户人家的院子。刘三亮回屋叫了一声之后，才有一个五大三粗，眉目有几分粗糙的人从屋里出来。审视着我们一家人说：“又来了一家子吃饭的嘴！瞧瞧，一个个饿得像讨吃子一样。”父亲听了有点尴尬，手足无措不知说什么好。这时来了一个花眉俊眼的男人，与大块头走到一边叽哩咕噜了几句后，过来指挥着两个赶车人，把我们送到了村边上的一长排土屋子前。
那个五大三粗，有点粗糙的家伙就是当时一碗村的队长，叫高大海。俊脸男人是队里的库管员，叫赵满仓。这个人还算热情，只是说起话来带着一股神秘兮兮劲，他在土房前客气了几句后就走了。
父亲看着一长排破土房子，知道那是村里前几年为下乡知青盖好的知青屋。这些低矮的房子一溜有八间多，面积都一样，单门单窗，有几间门板都掉下来了，窗子敞开成大窟窿，屋顶上还长着枯黄的草茎。被指派给我们家的土屋内，泥土墙凸凸凹凹，墙角处还挂满了密密麻麻的蜘蛛网。蛛网的后面是一道竖裂缝，差不多有擀面杖粗细。顶后墙迎家门的一张土炕还算完整，只是上面落满了尘埃，还有干透了的人的粪便。屋顶上的笆子被烟薰火燎，看上去黑黢黢的，几根横七竖八歪斜又无规则的椽檩上，粘满了麻誉有白有黄有黑有灰的鸟屎。
推开门的父亲面对这样的房子愣了半天，母亲凄惶的眼里旋着泪花。父亲叹了口气说：“收拾吧，房子烂是因为没人住的原因，收拾好了就能住人，这比没房子住好多了。等一半年咱们也像人家那样盖新房。”母亲一咬牙收住了伤感，自言自语说：“没有个笤帚，这可咋下手啊。早知道咱们走时把家里的笤帚带上就好了。”父亲没言语，想着到村里谁家借几样清扫工具回来。
从我们一家进村时，就跟了一群娃娃，他们若即若离地尾随在牛车后面，有的拖着鼻涕，有的穿着打补钉的衣裳，有的头发像乱草，分不出是男娃还是女娃。这些娃娃见父亲走过来，都一轰而散，很快又在不远处聚在了一齐，把我们一家人当稀罕看。
父亲拐向了最近的一家人，推开院门，一只瘦弱但咬得很凶的狗冲了过来。屋里闻声走出一个女人，有四十多岁，模样挺漂亮，穿得不算新，但光净整洁。女人喝住了狗，问父亲有什么事。说话间从屋里走出了接我们回来的刘三亮。他看见父亲说：“妈，这人就是今天下午我接回来的。怎么，你把家安顿好了吗？我还正想着吃了晚饭过去看看呢。”父亲没想到碰到了见过面的人，心里挺高兴。那女人听了父亲的话，娘俩个“咕噜”了几句，答应说：“这么点事，睢把你还难为的。我听三亮说，你们还有三个娃，这么冷的天，眼看天黑了，那房子也收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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