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在唐君毅看来,中国人的人文主义精神虽然起源很早,但真正作为一种思想传统,则是由孔子开创的。他说:“由孔子至秦之一时期,即可称为中国人文思想之自觉的形成时期。”
又说:“孔子一生之使命,不外要重建中国传统之人文中心的文化。”
②孔子的人文精神,直接为孟子和荀子所继承,虽有小异,但基本精神则保持着。孔子重人格,强调“文之质”
、“文之德”
;孟子重人性,强调尽心尽性,把人道与天道贯通起来;荀子重礼制,强调文化的统类与人文世界的结构。故唐君毅又说:“孔子重言礼乐之意,孟子重言礼乐之原。荀子言礼制,而后重礼乐制度之实效。
此实效即树立人文世界,以条理化自然之天地与自然之人性“。
③
唐君毅指出:“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不同的地方,关键在于中国思想很早便特注意‘人’的观念。”
④比如,中国最早的经典“六经”
,主要讲的是“人道”
,而西方希伯来最早的经典《旧约》、印度最早的经典《吠陀》和《梵书》则主要讲的是“神道”。又如,中国古代经典中“天”的观念,虽也有人格神的含义,但总是连同天象天时一起讲,治“历”明“时”
,主要是为了“人事”。再如,西方人关于神、自然和人
①《人文精神之重建》,第590页。
②《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第24页。
③《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第26页。
④《中国人文与当今世界》下册,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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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新儒学批判
的观念,首先注重的是神,其次是自然,最后才是人。中国虽然也讲天地人,但三者的观念却是同时产生的,且无所谓轻重,“天大地大人亦大”。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人重“人”的观念,并不象西方人那样,是由于对治某种偏蔽的思想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中国人之自觉的反省自己之为人而起的”。当人的心灵“清明在躬”时,便能有自觉和反省,而自知其为人,而求自立于天地间,即立人道。对此,唐君毅有一段极通俗的表述:“此立‘人道’,好以依直线的向上方式而讲的。人之自身本来是一直不断生长和向上的,故孔子说人之生也直。在生理上,人可以由‘幼儿’成长为‘大人’,人在精神上,也同样可以由‘小人’修养成为‘大人’。人之自身要求生长和向上,并非由外在事物之压迫所引起之反抗而产生的。我们说,中国人传统的人文修养,是要把小人修养成为大人。但这个‘大人’的意义,不同于今所谓伟大人物。今所谓伟大人物,恒是含有英雄性和威胁性的。中国之‘大人’一词却不然,如‘夫子大人’,‘父亲大人’之类,全不带英雄与威胁性。此所谓‘大’的意义,是指‘心量’的大,和‘德量’的大。”
①
这‘立人道’,反映到人与天的关系上,唐君毅认为,中国人文主义的最高理想是“天人合德”
、“天人不二”。这是因为儒家看“人”
,不单是从“现实的人”看,更主要的是从“理想的人”看;不单是从“普通的人”看,更主要的是从
①《中国人文与当今世界》下册,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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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113
“人之最高可能性”去看。由“理想”及由“人之最高可能性”
看人,则人可以由小人成为大人,由普通人成为圣人。
人一旦成就了自己,成了大人、圣人,便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万物为一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进而言之,如此心量与德量的扩大,便能与天合德,人心通于天心。这样,宗教与道德也就连为一体,无所分隔。
再就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说,唐君毅认为,中国人文主义并不将人与自然置于相对相碍的两极。按照儒家的思想,人是生活在地面上的,同样能够在地面上成就各种事业,即“人文化成于天下”。人心上通于天,下立于地,天地人三者合一。通过人的关系,“形上之道”同时可以表现于“形下之器”中。所以,中国的人文主义既不必反对宗教,亦不必反对科学。因为人上通于天,下立于地,本身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唐君毅认为,中国人文主义传统发展到了唐以后,便是宋明儒家的“立人极”思想。宋明儒认为宇宙间有“太极”
,人世间也应该有“人极”。所谓“极”
,也就是大中至正的意思。但是,人如何才能“立人极”呢?先秦儒家教人由小人成为大人,宋明儒家则教人去掉内心的渣滓,因为这些渣滓是人心多余的东西,有碍于人的道德进步。不过,宋明儒家去掉内心渣滓的思想,不同于西方人文主义。西方的“对治”
,是相对于人心外部的社会文化而言的,而宋明儒家的去渣滓本身就是内心的德性修为,其思想根据基本上与先秦儒家相一致。这在于,中国人文主义思想,历来认为人类文化就是人的内部德性所放出的光辉,即所谓“德辉动于内,功
…… 334
213新儒学批判
业见于外“。
唐君毅看到,现代世界的中西方人文主义都受到了唯物主义的威胁和打击。他所说的唯物主义,一是“观念上的唯物主义”
,二是“行为上的唯物主义”。前者来自共产主义世界,国家被视为一架大机器,个人只是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后来来自欧美的现代文明,金钱被奉为衡量一切价值的唯一尺度。这两种唯物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把人的价值等同于物的价值。唐君毅认为,人类文化的重建,关键在于人文主义思想的重建,将人从这两种唯物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但是,现代的人文主义思想如何重建?唐君毅在这一问题面前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今天最圆满的人文主义思想,必须是中西会通的人文主义之思想”
,又说:“中国的文艺和儒家的学问,印度的瑜珈及佛学,西方基督教之灵修……均能帮助人作超化自己之工夫,使人由小人变成大人”。
①但另一方面,他对基督教的评价并不高,而且还认为基督教的宗教精神从本质上说是反人文的。
因为在他看来,第一,基督教在人的内心之外,设立一尊上帝;第二,基督教主张“原罪说”
,使得人的自我成就变为一被动的行为。
再者,对于近代以来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唐君毅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也就是说,他虽然主张“中西会通”
,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已在他的评价之下,失去了会通的价值。由此亦可看出,他所主张的人文主义的复兴,其根据地只能在中国。因
①《中国人文与当今世界》下册,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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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313
为在他的认识里,只有中国的儒家才是一门最能使人由小人变为大人、由普通人变为圣人的学问。
(三)儒学文化的宗教精神唐君毅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的“自序”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吾于中国文化之精神,不取时贤之无宗教之说,而主中国之哲学、道德与政治之精神,皆直接自原始敬天之精神而开出之说。故中国文化非无宗教,而是宗教之融摄于人文。
……余于中国宗教精神中,对天地鬼神之观念,更特致尊重,兼以为可以补西方宗教精神所不足,并可以为中国未来之新宗教之基础。余以中国文化精神之神髓,唯在充量的依内在于人之仁心,以超越的涵盖自然与人生,并普遍化此仁心,以观自然与人生,兼实现之于自然与人生而成人文。“
①
这段话,很能代表唐君毅的文化主张。因为在他的哲学体系里,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圆满,关键在于看它的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又是以宗教精神为最高层次的。
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是否圆满,关键又在于它的宗教精神是否圆满。可以说,这是唐君毅哲学的基本思路。正是因为这一思路,他为了赞颂中国儒家文化的美妙,不得不要在如下三方面下功夫。第一,说明宗教于人类文化的至上意义;第二,论证中国文化精神的宗教性质;第三,从各民族宗教的比较中,凸显中国儒家文化宗教精神的最高层次。
1957年,唐君毅于《民主评论》发表一长文,题为《人
①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自序,第7页,正中书局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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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新儒学批判
的学问与人的存在》。
在此文中,他将人的学问按其高下次序定为七种,即:一,为人之学;二,历史;三,文学艺术;四,哲学;五,社会科学;六,自然科学;七,形数之学与逻辑。
①
“为人之学”之所以居于最高层次,按照唐君毅的说法,第一,“为人之学”使人成为人。而人成为人,又是人成就一切事功之根本。第二,“为人之学”最具普遍性,是人类所有的个体都必须重视的一门学问。因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着如何做人的问题。在唐君毅看来,这“为人之学”最根本的内涵就是如何使人过道德生活,和如何使人从其道德生活中提升自己的生命价值。
人们过道德生活,追求生命价值,原是属于精神生活的事情。
而在精神生活里,其最高层次又是宗教。
②
宗教之所以属于精神生活的最高层次,按照唐君毅的理解,是因为宗教直接关系着人的价值问题和生活意义问题。
他说:“人类精神,若不有一在客观宇宙中之不朽意义,则一切福德,毕竟只归于空幻。唯物论者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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