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江省驻京办也是首屈一指。”正说着，那位苏老板风度翩翩地走了进来，吴子虚连忙介绍，大家互相寒暄坐稳后，薪泽金亲自为苏老板斟了酒，一边斟酒一边有意无意地问：“苏老板既然能为南江省驻京办选一个好大厦，可不可以费费心也为清江大厦操操心。”苏老板装出一副无奈的口吻说：“薪主任，要不是看在我那老同学的面子上，我才不干这受累不讨好的事呢。一千多万元中介费还得通过打官司的形式拿到。好辛苦。”我听得糊涂，便追问：“老同学是谁，怎么合理合法的中介费还要通过打官司才能拿到。”吴子虚怕苏老板说走了嘴，连忙接过话茬说：“苏老板和我们省长的儿子是老同学，是我求大公子找苏老板帮忙的。”我越听越觉得吴子虚和苏老板之间有猫腻，便不多问，岔开话题打趣地问：“老吴，上次喝酒，你和泽金吹牛，说你高尔夫打的好，刚好是大礼拜，明天咱们三个到怀柔比一场怎么样？”薪泽金连声称好，吴子虚更是跃跃欲试，苏老板饶有兴趣地说：“可不可以凑凑热闹啊！”薪泽金热情地说：“当然可以了。”就这样大家约好明日一早到清江大厦集合，然后去怀柔打高尔夫球。然而第二天我开车赶到清江大厦时，吴子虚、苏老板都没有到，薪泽金不停地给吴子虚打电话，手机光响没人接，于是薪泽金就给吴子虚发了短信，也不回，薪泽金和吴子虚是多年的好友，两个人还是老乡，他一边打电话一边说：“老吴说话一向稳当，今天这是怎么了？”我们等了一上午，也不见人影，我生气地说：“我看这家伙满嘴跑火车，这么等也不是事，还是该忙啥忙啥去吧。”便赌气开车跑了，晚上薪泽金给我打电话，说是给吴子虚打了一天电话没人接，又试着按名片上的号码给苏老板打手机，也没人接，怎么回事呢？我想起吴子虚见了苏老板蝇营狗苟的样子随口说：“大概是被双规了吧？”薪泽金以为我说气话，不以为然地说：“净瞎说，怎么可能呢？”我不客气地说：“信不信由你。你忘了他昨晚说到中世纪的主教腐败时仿效主教的口吻说：‘我付出黄金，而当了主教；只要我按照自己分内的权限行事，我也不怕捞不回这笔款项。我任命一个祭司，于是我收到黄金；我安排了一个执事，于是我收到一堆白银，看吧，我付出去的黄金，现在又重返回了我的钱囊。’这家伙很羡慕中世纪主教的生活方式，我看他八成因买南江大厦贪污受贿被双规了。”薪泽金死活不信，结果下半夜给我打电话，沉重地说：“能通，真让你说着了，这小子伙同省长的儿子和苏老板侵吞南江大厦项目款被省纪委双规了。”我纳闷地问：“打官司是怎么回事？”薪泽金叹了口气说：“为了把国家的巨额财产从国家的口袋里掏到私人的口袋里，吴子虚要披上一个合理合法的外衣，不过是通过仲裁来洗钱。”我挂断电话，不禁为圣奥古斯丁的困惑而困惑，“犯罪的是灵魂，但如果灵魂不遗传而是重新再造，那么怎能遗传亚当的罪呢？”
星期四。微风。这几天心情一直非常沮丧，一位失地老村长代表全村失地农民进京上访，我苦口婆心劝回了东州，吴市长却打电话臭骂了我一顿，说我违背组织原则，背着他将他的电话告诉了老村长，老村长回到东州后天天给他打电话，搞得吴市长焦头烂额。其实我根本没把吴市长的电话告诉过老村长，无论我怎么解释，吴市长也不相信，还威胁我“你那个驻京办主任我看是干到头了！”我听了这话，心里别提多窝火了。我就纳闷了，那个失地老村长是怎么得到吴市长电话的呢？也难怪老村长天天骚扰吴东明，为了搞工业开发区，八个村子的农民失去了土地，补偿标准太低，根本无法维持长远生计，家园被毁，种田无地，就业无岗，换谁都会变成一匹寻找生路的狼，但是吴东明为了要政绩，却无视农民的诉求，好端端要把这一群善良的农民逼成寻找生路的狼群，根本不懂放狼一条生路的执政智慧，这不是发展，简直是发昏。沮丧了好几天，想不到今晚习涛突然请我喝酒，席间委婉地代吴市长向我道歉，声称吴市长由于不堪其扰，给老村长的电话上了手段，原来向老村长提供吴东明电话的是县信访局局长，这位信访局局长对掠夺农民失地搞什么工业开发区非常反感，暗中帮助老村长，进京上访也是他出的主意，这无疑是一位“以民为本”的信访局局长，但是吴东明这一上手段，他必然暴露了自己，恐怕乌纱帽不保，但既然这么做了，估计他也想到了后果，我心里不禁油然而生敬佩之情。习涛是吴市长一手提拔的，今晚这顿酒无疑给我吃了颗定心丸。然而我也清楚了“手段”二字的残酷，既然吴东明给老村长的电话上了手段，能给县信访局局长的电话上手段，那么会不会也给我的电话上手段呢？这么一想，我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写《君主论》的马基雅弗利认为，“手段问题能够不管目的或善或恶，按纯粹的科学方式处理。‘成功’意思指达到你的目的，不管是什么目的。假若世界有一门‘成功学’按恶人的成功去研究，可以和按善人的成功去研究同样研究得好——实际上更好，因为成功的罪人实例比成功的圣贤实例尤为繁多。然而，这门学问一旦建立起来，对圣贤和罪人同样有用，因为圣贤如果涉足政治，必定同罪人一样，希图成功。”这分明是在宣扬，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但是马基雅弗利坚持认为，“文明人几乎一定是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者。”简直是谬论。我一直不理解一派胡言的《君主论》也会成为世间经典，作为一名有良知的驻京办主任，我更坚信，“民之声即神之声”。哪怕这种“神之声”是乌托邦，我也视之为信仰，因为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人有信仰，而我是一个有信仰的驻京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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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道破天机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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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阴。我特别不喜欢阴天，每逢阴天，我就像得了抑郁症一样，今天一大早，太阳就没睡醒，一直躲在乌云后面，我草草地吃了两根油条，独自开车去北京医院接杜志忠和他老婆。十多天前，他突然打电话求我，让我帮忙在北京找一位善于治疗抑郁症的好大夫，抑郁症是病，但是是个新生事物，好像得找心理医生，但据说北京城合格的心理医生与名副其实的中医一样稀少，都不会超过梁山好汉的总数。我问杜志忠，好好的怎么就抑郁了？他苦笑着说：“不是我，是我老婆，由于工作压力大，整夜整夜的失眠，老怀疑别人在背后议论她，最近整天说活着没意思，不如死了算了，到处藏安眠药，我真担心她出事，能通，我求过省驻京办主任薪泽金，这家伙开口就让我找你，说这事只有你能办，我也是没办法，只好麻烦老弟了。”听杜志忠说的诚恳、可怜，我一口答应了。费了一番周折，在北京医院联系上一位留德的心理学博士，据说是位弗洛伊德流派的门徒。帮人帮到底，杜志忠老婆抑郁了，一定不愿意让太多人知道，他说他找过薪泽金，我估计未必，当然窗户纸没必要捅开，因此我亲自开车去机场接杜志忠，想不到他女儿也一起陪着来了，杜志忠的女儿在省电视台当记者，长得娇媚可人。我安排他老婆和医生见了面，医生让他老婆写出自己的感受，结果她在纸上画了几十个黑洞，医生认为他老婆的病很严重，不仅缺去甲肾上腺素，还缺多巴胺和血清素，其实一旦缺少其中一种化学成分，人就会得抑郁症。医生给开了许多洋药，让杜志忠放一放手头的工作，陪老婆出去旅游。杜志忠听了哭笑不得，工作怎么可能放一放呢？医生见杜志忠为难，干脆让住院治疗，这一住就是十几天。今天该出院了，我去医院接他们时，杜志忠和他女儿早就办完了出院手续，一家三口上了我的车，我见他老婆情绪略有好转，虽然还是不爱说话，但是见到我总算点了点头。将这一家三口送上飞机，回来的路上，阴沉沉的天露出了点亮光，很有点放晴的味道，我如释重负地开着车，心里有一种美滋滋的感觉。我每次帮了别人都有这种感觉。我求的那位留德医生说，“抑郁症可能是个一次性事件”，我一直不太理解这句话，想不到傍晚，薪泽金告诉我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他说杜志忠携妻带女从北京回东州，刚下飞机就在东州机场被省纪委双规了，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薪泽金是不是开玩笑，薪泽金大声说，这种事敢开玩笑吗？我将信将疑地问，为什么？他说，杜志忠的举报信太多了，连林白书记都做了批示。我一听连林白书记都做了批示了，就知道杜志忠这次是在劫难逃了！我给肖鸿林当秘书时就认识杜志忠，那时候他还只是个普通处长，听薪泽金说，杜志忠和赵长征的秘书在省委党校培训时是同学，经赵长征秘书引见认识了赵省长，并深得赵省长的赏识，一手提拔到省交通厅厅长的岗位。杜志忠走上厅长岗位后，似乎政声还不错，怎么好端端就被双规了呢？如果杜志忠真腐败了，会不会刮着赵长征呢？亦或林白就是冲赵长征去的？政治斗争一向是云诡波谲，杜志忠被双规怕是大有文章。物理学上有“惯性定律”，政治学上当然也有“力”的概念；物理学上的“力”是运动在大小或方向上起变化的原因，政治学上的“力”是权势在大小或方向上起变化的原因。杜志忠被双规会不会影响清江官场上“力”的平衡，眼下看到的还只是“幻象”，要想做到洞若观火，就要按弗兰西斯·培根说的做，这就是“我们既不应该象蜘蛛，从自己肚里抽丝结网，也不可像蚂蚁单只采集，而必须像蜜蜂一样，又采集又整理。”在官场上，论搜集信息，谁也不是驻京办主任的个儿。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我从来就没相信过这句话，因为在官场上，权势就是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