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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有财道：“人大政协提了不少意见，他们也认为新管会修这条道太宽了，良田熟土占得太多，不过，我们还是认为要修宽一点，益杨县城的公路太窄了，限制城市的升级。”
“这帮老同志，思想禁锢得历害，城市规划必须要有超前意识，小脚小手是建不好城市的，沙州新修的城市道路只有十来米，现在已是很拥挤了，两边房子密布，根本无法拓展，这是教训啊。”
那勇在旁边道：“这些老同志都是农民出身，对土地感情很深，他们没有见识过现代城市，也不知道世界发展的趋势，脑袋自然就转不过弯来，以前在改造岭西的时候，省人大政协的老革命提着拐杖跟到省委来骂街。”
刘兵笑道：“毛主席说过，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看还得给扫除干部的小农思想。”
小车经过新管会大门的时候，眼见得一群人堵在门口，马有财脸上就挂不住了，自言自语道：“这又是怎么回事。”那勇在一旁道：“不用说，也是为了土地的事情，那一个开发区没有被堵过，很正常。”那勇一席话，算是给马有财解了围。
在新管会办公大楼里，侯卫东正在与农民代表们激烈地争论，电话就突然响了起来，他原本不想接，可还是习惯性地看了看手机。
见到马有财的名字，他拿起手机站了起来，走到窗边，道：“马县长，你好。”
马有财道：“我从新管会路过，怎么回事，又堵上了，群众工作要细致。”
侯卫东走出会议室，回到自己办公室，将发生的事情给马有财汇报了。马有财听说有村民耳朵被打聋了，道：“你要教育干部，怎么能动手，现在责怪也没有用，你要处理好，不要整成群体性事件。”
侯卫东道：“现在公安局已民经介入了，到底是不是耳聋，也不能由村民说了算，我准备让村民做司法鉴定。”马有财打断道：“细节就不说了，把握住大原则——不能搞出群体性事情。”
侯卫东放下电话，朝外面望了望，目光穿过大院，搜寻了一遍，却没有见过马有财的小车。
粟家林的哥哥等到侯卫东回来，大声道：“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我们是签了字的，你们当官的想征用就征用，几万块钱就把我们的土地拿走了，转手一卖就是十几万、二十几万，做人，心不能太黑。”
对于土地问题，侯卫东思考得很多。
城市要发展，必须要征用大量土地，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国内国外都有大量的经验。
农民从土地上被赶了出来，迫不得已变成了城市居民，部分农民中的能人很快适应了城里生活，变成了真正的城里人，少数成了有钱的老板，比如曾宪刚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多数农村人文化程度低，对进入城市准备不足，当征地款用完之后，生活便顿时窘迫。
县级政府多数是吃饭财政，为了发展，他要征用土地，但是县级财力无法真正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土地问题成为了让县级政府头痛的大麻烦。
侯卫东是位于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干部，对这个问题有最直接的感受，纵然从理性来看，他认为如此征地方法也有待商榷，但是，作为新管会一把手，他必须立场鲜明，等到粟家发言人稍一放缓声音，道：“大河流水小河满，新管会发展起来了，企业多了，你们的日子自然就好了，也不比离乡背境去打工，益杨土地紧张，人均不足一亩，农业税、三提五统也不少，再加上农药钱和肥料钱，在土地上刨，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有土地，总有一碗饭吃。”
粟家女人扯着喉咙道：“别扯这些，干部把嫂子耳朵打聋了，总要有个说法。”
第324章 风起青萍（中）
忙到了晚上七点，新管会四周皆是炊烟四起，群狗乱吠，聚集在新管会楼下的人群，多半与粟家之事没有直接关系，肚子饿了，在家里人的呼喊之下，东一个，西一个，纷纷散去了。
留在新管会办公楼的，全是粟家林的直系亲属，他们不屈不挠地守在了新管会会议室里。
侯卫东还是强调他的观点，“送医院，先医治再说。”
粟家一位女人道：“我嫂子耳朵打聋了，我们要把打人凶手游勇送到公安局去，你别蒙我们，我粟家人也有读书的。”
侯卫东态度还是很强硬，“你光说游勇打人，游勇为什么打人，谁叫你泼尿，有这样做人的吗，我来泼人一身尿试一试，看你动不动手。”他说得义正辞严，声势逼人，粟家人一时气夺。
他又放缓了声调，道：“你说嫂子被打聋了，口说无凭，必须拿到司法鉴定。”
粟家林哭丧着脸道：“游勇打人总是事实，我堂客要治病，你们总得拿些钱。”
“你们将病人送到县医院，司法鉴定出来以后，如果确实是游勇的责任，你们凭发票来报帐，一分钱也不少你们的。”
副主任张劲当过多年的镇委书记，处理这些事情经验很丰富，他见侯卫东态度强硬，就在一边缓和气氛，他拿着一包红塔山，在屋里走来走去，一边散烟，一边抽着空子与粟家人聊着闲话。
粟家林原本以为新管会的干部打了人，便会息事宁人，谁知新管会主任侯卫东很不好说话，他心里着急，道：“我们家里的钱全部投到了厂子里，送人到医院，医院就要现钱，要么你们先拿钱到医院，要么我们把人抬到政府院子里去。”
张劲在一旁打圆场，道：“我们去和医院联系，先把人送去治病，钱就挂在帐上，老粟，你看行不行。”这个办法，其实也是承认了新管会出钱医病，只是出钱的角度不同，这在法律上的意义是不同的。
按照以往的工作经验，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政府出钱医病，有理也会亏了三分，以后打官司，相对人可以一口咬定：“如果你们没有错，那凭什么帮我们付钱，既然当初付了钱，你们就一定有错。”因此，帮着出钱医病会让政府很被动。
但是，如果政府不出钱，却又不人道，而且事情不好收场，所以张劲就出了这个主意，算是取了中庸之道。
双方就这个问题又搓商了一会，最后粟家的人勉强同意了这个方案，粟家林道：“我修了那个蘑菇房，花了两万多元，拆掉这个蘑菇房，必须赔钱给我，去年征地得的钱，我用了一半建这个蘑菇房，如果被拆掉，我就只有到新管会来吃饭。”
张劲笑眯眯又递给他一枝烟，“救人要紧，你们先将人送到医院，那个蘑菇房暂时不动。”
粟家林当过队长，办事很牢靠，不理睬张劲的拉拢，道：“你们要给我写一个字据。”
蘑菇房是建在氨基酸老厂房，这个老厂房产权属于新管会，没有经过新管会授权，粟家林根本没有权力在老厂房里建这个作坊，至于搬迁的损失，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只能是由粟家林自己负责。
法律虽然规定得很清楚，但是现实情况又是一回事，粟家林的行为虽然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可是强制拆迁蘑菇房，粟家林就会损失一半的拆迁费，这种损失，对于益杨新管会的普通农家来说，根本不能承受。
处理这件事情，如果是律师就很简单，粟家不仅要无偿退出厂房，恢复原样，自负损失，甚至还要因为擅自占用他人财产而对产权所有人进行补偿。但是作为政府官员，顶着人民政府的帽子，就必须考虑社会效应，考虚粟家林家中实际的生活，考虑到粟家林以后生产需要。
侯卫东忍着气，道：“不写字据，你们村支书在这里，人大面大的，我说话算话，暂时不拆除你的蘑菇房。”
晚上八点钟，事情暂时得到了控制，粟家十来口人离开了新管会。
杨柳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请示道：“侯主任，已经八点钟了，我建议到城里吃饭，就到重庆江湖菜馆，价廉物美。”
“行，把游勇也叫上。”侯卫东对周围的同志道：“大家以后要吸取教训，我们是国家公职人员，千万不要出手，有什么事情可以考虑法律途径。”
张劲脸上笑容也消失了，他疲惫地坐着抽烟，道：“农村工作，完全按法律来办事，一点都不动粗，根本没有办法做下去，现在上面的政策把基层干部的手捆得紧的。”
易中成没有守在新管会大院里，他按时下班，来到了堂兄易中岭的别墅里，两兄弟弄了些卤菜，喝小酒，随意地聊着。
几杯下去，易中成就有酒意，他在新管会过得颇为失意，道：“我在新管会当办公室主任，对新管会发展也是做了贡献的，侯卫东才来的时候，屁事不懂，我熬夜帮他写了一份发展建议，后来县委的文件采用了我很多说法，给侯卫东增了面子，他却恩将仇报，无缘无故将我赶到了研究室，研究室没有任何实权，成天写文章，就是一个卖屁股劲的部门，我不服这口气。”
易中岭开导道：“你工作好几年了，怎么还是这样天真，侯卫东是新管会一把手，又是祝焱的红人，你跟他呕气，吃不了兜着走，从当哥的角度来看，你太书生意气了，受不了委屈，你怎么在这个社会上混。侯卫东好歹让你当研究室主任，算是手下留情了，你继续和他顶着，他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让你下课，你有什么办法，只能搬起石头打天。”
易中成眼睛红红的，道：“大不了我不干了，跟着大哥去做生意。”
“你以为生意这样好做，这一次东南亚金融危机，沿海很多企业都跨了，还有千万富翁一夜之间就破产，你入了官场，就安安心心在里面混，有了一官半职，当哥的也跟着你发财。”
易中岭漫以不经心地道：“新管会发展得不错啊，侯卫东能力还不错，为人也精明，这么早就当上了新管会主任，有过人之处。”
易中成不服：“如果没有祝焱的关系，他这个年龄根本当不上新管会主任，今天游勇把粟家林老婆耳朵打聋了，这事够侯卫东喝一壶。”
易中岭生意出现亏损以�